越南革新的历史沿革：经验与教训

2010年07月02日 11:20:56 　来源： 中国改革网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内容提要】越南的革新有其特定的国内外历史背景，经历了1979－1986年革新探索和试点，在1986年12月越共六大确立了越南革新的路线。越南革新是以思维革新为起点，从实际国情出发，尊重和运用客观规律，扬弃旧的观念和思维；越南革新是从以经济革新为主，走向政治、文化和社会革新，从思维、认识和思想革新走向党、国家和人民各阶层的实践活动革新；越南革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在革新进程中逐渐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然而，越南革新的道路并不平坦，经历多次反复曲折和斗争，才建立起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机制。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实现了南北统一。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越南又发生了经济社会危机。1976－1980年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基本没有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4%，国民收入只增长0.4%，通货膨胀率高达120%。许多企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停顿和倒闭，商品和物资匮乏，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在同一时期，苏联、东欧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越南的危机，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科学技术革命和先进工艺，推动了经济增长，摆脱了经济衰退乃至危机。面对国内外出现的危机与变动，一些在基层工作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深感不能再沿袭传统的旧有方法，必须对过去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进行反思、调整与改革，以尽快走出经济社会危机。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阮文灵选择了该市的一些企业作为试点，允许在完成国家计划外，将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尤其是永富、海防等省市一些农业合作社实行农业生产承包制，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种现象在过去越南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开始是少数人秘密地做，后来演变成多数人公开地做，形成了难以阻挡的革新潮流。对于上述新做法，起初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怀疑、犹豫，有人则不知所措。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些新观念、新做法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符合社会主义管理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反对、怀疑转向认可、接受。上述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越共中央的决策，开始从被动到主动进行经济领域的革新，并逐渐将经济革新扩大到其他领域。然而，越南革新的道路并不平坦，经历多次反复曲折和斗争，才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越南革新的探索与试点
越南革新探索和试点，起始于1979年8月越共四届六中全会，终点是1986年12月越共六大。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加深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通过革新逐步克服经济社会危机。
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原本是讨论地方经济和消费品生产，但后来转向讨论全国面临的紧迫经济社会危机问题，因而触及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社会路线和政策，会议分析了越共中央和政府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作出了以下重要结论：（1）必须承认越南南方存在着多种成分经济（即多种所有制经济，下同），因而必须正确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经济，以推动经济发展。（2）必须改革计划经济工作，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三种利益结合起来，反对计划工作中的官僚集中。（3）必须在制定经济、财政政策工作中反对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和行为，鼓励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特别是需要颁布有利于发展农业、林业、渔业、消费品和出口产品生产的政策。（4）必须对越南南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且把稳妥放在首位，反对急躁冒进、强迫命令、损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做法。对于南方私人资本工商业的改造，必须正确执行越共中央关于多种成分经济并存的方针，充分利用各种成分经济的劳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去大力发展生产。（5）必须调动国营、集体、公私合营、个体、民族资本等一切经济成分发展消费品生产，以缓解消费品匮乏的压力。
越共四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其目的是克服经济管理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调整经济方针与政策，打破壁垒障碍，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日后经济革新做准备。
1981年3月召开的越共五大，基本上沿袭了1976年越共四大所通过的路线。越共五大决议指出，1981－1990年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始阶段，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把农业作为头号生产领域，努力把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努力增加消费品生产，继续建设一批重要的重工业；把农业与消费品工业、重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农业与工业有一个较为合理的构成。因此，1981－1985年五年计划的许多指标完成得比较好，其中农业年均增长4.9%，工业增长9.5%。人均粮食从1981年的273公斤增至1985年的304公斤。
越共五大决议虽然严厉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急躁思想情绪，然而在探讨给经济“松绑”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在1981－1985年期间，越南对许多商品实行“双重价格”，除了按低价供给的商品外，国家继续规定其他多种商品价格，使得国家价格与市场价格愈益相背离。在国家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市场价格上涨很快，其造成的后果是国家财政对工业和建筑业亏损给予补贴的数额越来越大，工资中价格补贴部分虽然很多，但仍然赶不上市场价格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贬值，工薪阶层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一期间，人民必需消费品（如大米、肉类、食糖、肥皂、自行车轮胎等）的供给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10倍上下，1985年与1984年相比，其市场价格上涨了300%，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在上述情况下，越共中央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其中1985年6月八中全会尤为重要：一是会议承认了商品生产的客观存在及其商品生产的规律，认为官僚集中包给制的继续存在是经济社会危机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二是会议强调市场要按照供求规律调节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双重价格制”必须转向“单一价格制”。只有市场“单一价格制”才能结束数额巨大而不合理的亏损补贴，才能避免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三是会议决定废除工资“包给制”，把所有商品供给的补贴计入工资，保证工薪阶层能以自己的实际工资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按照市场价格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四是会议决定在1981年隆安省进行价格、工资制度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价格、工资、货币改革与调整，实现单一经营价格，全部废除供给价格，取消商品购买票证，调整全部商品价格，并进行新旧货币的兑换工作。由于价格、工资、货币总体改革与调整，是在很短时间全面铺开的，造成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骚动。特别是在完全不具备增加货币价值保证的基础上进行货币兑换，其错误性质显得更为严重，人民群众在银行的存款只剩下1/10，而年均通货膨胀率从两位数上升到三位数。

上述错误说明，尽管越共中央多次会议批判了主观、急躁思想和冒进行为，有些人却仍在犯过去类似的错误，其后果越来越严重。到1985年底，越南经济社会危机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迫使越共中央只好后退一步，重新对一些商品实行“双重价格”政策，以防止发生社会动乱。在革新探索和试点时期，虽然犯了一些错误，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但越共中央依然肯定了越共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是摧毁旧机制壁垒的首次突破，促使生产“膨胀”起来，而越共五届八中全会则是废除旧机制的第二次突破，官僚集中包给机制终于被民主集中、经济核算和社会主义经营的新机制所代替。
在筹备召开越共六大的过程中，越共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每次会议所讨论和争论的问题都围绕以下三个重要问题展开：一是多种经济成分构成问题，二是经济结构与投资结构问题，三是经济管理机制问题。1986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集中研究与讨论了上述三个问题，并就经济问题作出了结论性意见，包括在确定经济、投资中必须以农业为重点，大力发展轻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确立多种成分经济结构，多种成分经济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个特征；在经济管理中以计划为重心，同时正确使用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官僚集中包给机制；价格政策必须运用价值规律，进而实现单一价格政策。此次政治局会议要求按照新观点重新起草越共六大政治报告，同时指出，时代发展要求越南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从越南和世界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择适合于越南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强调这是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思想领域“新与旧”之间的一场斗争。然而，思想、认识的发展和实际运行轨迹并不是直线的，出现了反复，具体表现为批判了主观、急躁，但后来又犯了主观和急躁的毛病；批判了官僚主义，但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官僚主义；批判了旧机制，但在步入新机制时，往往又被旧机制拉向后退；虽然批判了保守、停滞思想，但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依然存在。因此，经济社会危机有时好转，有时恶化，经济管理机制的“破旧立新”工作进展迟缓。然而，在革新探索和试点时期，经历了思维、理论认识变化和实践发展变化过程，越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及其模式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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