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五 天主教的镇压与革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4:08:06
宗教改革的另一个结果，是终结了文艺复兴。因此，也有人说，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的反动。所谓文艺复兴，在艺术上讲的是意大利的工匠们，模仿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风格，创造了许多经典的绘画、雕塑、教堂建筑。这其中，教会是最大的赞助者。在思想上，文艺复兴也是以模仿古人为主，产生了“人本主义”，赞赏古希腊古罗马对现世的投入，集体精神，积极参与公共事物。这在中国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即使是古代的中国，读书人都还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重任在身，动不动就“先天下”而忧了一把。就连一般人，也都还承担着一定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种新思潮的不凡，往往不在于它自身的内容上有多么新奇或是深奥，而在于它所挑战的对立面是什么内容。理解人本主义的意义，要看到它所出现的时代背景。当时西方人的思想是处在“神本主义”的统治之下，认为人是邪恶的，祈祷与忏悔才是人生之正道，国家的兴亡是上帝决定的。“人本主义”正是为这种建筑于教会的“原罪”教义之上，对人类与社会极为悲观的世界观，提供某种程度的解脱。
与后来在十八世纪出现的强烈反对基督教会的启蒙主义者不同，人本主义者并没有将自己放在与教会对立的位置上，虽然他们也时常批评教会的腐败。基督教的教义，本来就是犹太人的宗教与希腊哲学的混合体。在当时的欧洲，神学是显学，那些人本主义者们都是教会教育出来的，许多人都在教会里担任主教，在神学院里担任教授一类的职务。象前面提到的莫尔，担任过下议院的议长，国王的老师，在政治上的地位相当显赫，最后还为天主教信仰献出了生命。
人本主义者中最为出名的要算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士，按理是不应该结婚的，但是却生下他这样一位儿子。《圣经》之中，耶稣遇难前虽未有成婚，但是并没有反对婚姻。只是后来到了中世纪，天主教会为了显示教士们对上帝的忠贞，为信仰的献身精神，规定神职人员，从教皇、主教到神父、修士、修女们都不许结婚。可是社会的现实却是主教、神父都是当时各地的显赫人物，有权有势，自然不缺女人。金屋藏娇，生儿育女者，上至教皇，下至乡村中的神父，基本上都是半公开的秘密，因此引发不少批评。许多改革者提议，与其这样自欺欺人，还不如废除不准结婚的规定。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各个教派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路德还带头与一位前修女成婚育子。天主教会却抓住这一点，号称修士、修女们本都是兄弟姐妹，攻击路德的婚姻相当于兄妹之间的“乱伦”。天主教这一条不准结婚的禁令一直延续到如今。前两年，美国有人出来揭发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那些参加教会唱诗班、暑期营等活动的小男孩下手。当受害者向教会高层揭发报告时，却都被遮挡了下来。直到这些男孩子们长大成人，才终于通过媒体捅了出来，而且案例的数目还相当可观，让天主教会很是难堪。天主教会内部至今仍有人提议，不准结婚的禁令太违反人性，应该废除，才可以减少种种的扭曲行为。只是这种声音在教会内部依然是少数。
教士的孩子并没有合法的地位，伊拉斯谟说来应该算是私生子。尽管如此，小时候他还是能与父母一起生活。只是不幸，父母都在一次温疫之中病逝。年幼的伊拉斯谟被交给修道院抚养，在教会学校上学，受的是当时最好的教育，毕业后也当过一阵子修士，跟教会结下不解之缘。他做过《圣经》的翻译工作，但是编辑的是希腊文与拉丁文译本。他的拉丁作品文笔优美，被人称为“人本主义学者中的王子”。有了这样的名声，伊拉斯谟游走各国，所到之处，都是王宫、庄园、教堂之中的座上宾。受亨利八世的邀请，他也曾在英国呆过几年，并且就住在他的好朋友莫尔的家中。
伊拉斯谟的著作，也将矛头对准教会的腐败。只不过，他与路德不同。路德讲的是教义，伊拉斯谟写的却是讽刺作品，连教皇都成为伊拉斯谟的嘲讽对象。当时有一位名为Julius二世的教皇，雄心勃勃，时常领兵在意大利东征西讨，扩大罗马的地盘。Julius去世后，在英国的伊拉斯谟，写了一本题为“Julius不可以进天堂”的小册子。内中描述，Julius来到天堂的大门口，遇上守门的圣彼得，二人争辩起来。按《圣经》新约的描述，彼得是耶稣的大徒弟，后来传教至罗马，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主教，可以算是“第一任教皇”。Julius夸口自己为罗马征得土地，捞得钱财，起了许多建筑，应该可以进天堂。圣彼得却一路数落下来，发现这位教皇杀父母，乱伦，下毒，谋杀，贩卖圣职，亵渎神灵，私养妻妾，还在妓院染上性病，简直“是最为邪恶的人”。Julius闻后，怒骂圣彼得是“小小的教士，讨饭的渔民，犹太人”，竟敢在他面前耍威风，他以教皇的权力，将圣彼得逐出教会。俩人大吵起来，最后Julius被拦在天堂门外。类似的著作，在当时的欧洲各地畅销一时，为伊拉斯谟赢得了名声，却也让他得罪了不少教会人士。只是碍于他名气大，是王公贵族们所喜爱的名士，所攻击的不是教会，只是死去的教皇以及教会的腐败现象，所以他的对手们只能怀恨在心，一时拿他没什么办法。
象莫尔、伊拉斯谟这样的人，都算是体制内的改革者。他们痛恨神职人员之中的许多腐败现象，不满教会仪式之中的迷信成份，甚至私下对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也很不以为然。对教会他们有许多尖锐的批评，也有改革建议，写成著作在欧洲各地广泛流传，造成很大的反响。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都还是天主教徒。某个教皇虽然不好，那只是坏人当政。在他们心目中，天主教会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也有改革的可能。
马丁·路德开初与伊拉斯谟也是朋友。路德曾写信给伊拉斯谟，称许他的才华。路德惹出麻烦以后，伊拉斯谟也曾为路德辩解。但是路德不是改革者，而是激情满怀的革命者。在路德眼中，教皇是伪称代表基督的骗子（antichrist），天主教会是邪恶的化身。伊拉斯谟虽然看法尖锐，言辞犀利，却处世圆滑，跟什么人都谈得来。甚至在他出版那些讽刺作品之后，还能与在位的罗马教皇保持良好关系。他有读书人的傲慢，对自己的文字能力充满信心，觉得教会的问题、改革者之间的分歧都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成天周旋在上流贵族、教士之间的他，其实并不清楚中下层社会对教会不满之强烈，也估计不到自己的那些著作对教会威信的伤害程度。马丁路德虽然也是教士，却完全是另一类人，虔诚，执着，性格冲动，无畏无惧，跟着感觉走，一旦认准了道理，就义无反顾。他只是意想不到，这样的横冲直撞要给欧洲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撕裂，造成多少无辜的死伤。
宗教改革开始之后，最先倒霉的，也是这些人本主义的改革者们。天主教会一方，许多保守派将教会的分裂怪在人本主义者身上，因为他们曾经批评过天主教会的腐败，伤害了教会的权威。有人甚至说，宗教改革这把火是“伊拉斯谟堆起的干柴，马丁路德划着的火柴”。伊拉斯谟走在路上，还曾遇见路人指责，“伊拉斯谟下的蛋，马丁路德孵的鸡”。对此，伊拉斯谟辩解说，“没错。但是，我原本下的是一只母鸡蛋，路德却孵出来一只好斗的公鸡。”
对新教一方，人本主义者们无法认同路德的激烈做法，因而被新教徒看作是站在了邪恶的一方。这样一来，宗教改革让人本主义者们里外不是人。莫尔开初还可以为英国国王亨利代笔写文章批驳路德，可是不曾想亨利为了女人也加入了新教改革的行列。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莫尔落得个身首异处。伊拉斯谟处境没那么惨，开始的时候他还想保持中立，促成双方的和解，结果双方都认为他在为敌方说话。在他任教的Louvain（比利时），以前拿他没办法的冤家对头，终于有了给他难堪的机会，准备开除他的教职。伊拉斯谟抢先一步，自行离开，先去了德国科隆，而后来到瑞士城市巴塞尔。没过多久，瑞士的宗教改革开始热闹起来，他又去了奥地利，却受不了当地天主教会对他的怀疑眼光，只好再回到巴塞尔。原本走到哪里都是座上宾的他，如今走到哪里都要引起争议。已经年过六旬的伊拉斯谟，拖着一身的病痛，竟然无法找到一个平静的安身立命之处，回到巴塞尔没过多久，就因病故去。死后所安葬的那所教堂，原本信的是天主教，到那时也已经改奉新教了。
在人本主义者中，伊拉斯谟算是幸运的。其他人所要面对的，是天主教会的异端裁判所。这是原本就有的一种宗教法庭，同时负有侦破、起诉与审判异端的任务。到了宗教改革期间王公贵族们为着信仰而舞刀弄枪的时候，天主教会也没闲着，异端裁判所成了他们铲除新教，重新树立天主教会权威的工具。任何人只要被发现携带新教的资料，就可以算作重罪。要是宣扬异端邪说，那就是死罪了。教会还鼓励大家检举揭发，告密者在受害人被定罪之后，可以分得受害人三分之一的财产。被抓的不只是普通百姓，也有神职人员，甚至主教。这些教士们处在教会内部，是审查之中的当然重点。
在天主教裁判所眼里，新教是异端，人本主义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喜爱经典作品，强调对现世的投入，本身就是一种对上帝不敬的傲慢，是堕落的异教徒。那是欧洲的“焚书坑儒”时代，被烧掉的不但有新教的书藉，也有人本主义作者的著作，甚至还有未经天主教会认可的《圣经》译本。伊拉斯谟死的是时候，他死后不久，也被定为异端分子，著作被列入收缴、焚烧的清单之中。那些还活着的人本主义学者，在裁判所里走一遭，真是跟过地狱差不了多少，那里有诸如割鼻子，脑门烙印，砍断手腕等等各式酷刑。最重的惩罚当然是死刑，其中砍头者是幸运的，上柴火架更是惨，最惨的还被架在火堆上慢慢烤。
但是这种种暴力与残杀，却最终无法挽救教会的分裂，欧洲的南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与奥地利等等）依然基本维持着天主教，但是欧洲的北部（英国、荷兰、德国北部、瑞典等等）却变成新教的势力范围。在宗教改革的刺激下，天主教会也终于下定决心，洗心革面，来了一次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清除教会内部的腐化问题，改革组织架构，重整财政，设立新的修道会，加强对神职人员的训练与教育，也加强对信徒的教育。这些措施虽然帮助天主教挽回一些地区（比如捷克、匈牙利及德国南部的一些地区），但是却无法挽回教皇的地位与影响，也无法重组一个一统欧洲的教会。到德国三十年宗教战争之后，教皇已经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地位，在欧洲的国际政治之中成了旁观者。而各天主教国家教会内部的人事、组织也基本由国王说了算，教皇已经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与后来在十八世纪出现的强烈反对基督教会的启蒙主义者不同，人本主义者并没有将自己放在与教会对立的位置上，虽然他们也时常批评教会的腐败。基督教的教义，本来就是犹太人的宗教与希腊哲学的混合体。在当时的欧洲，神学是显学，那些人本主义者们都是教会教育出来的，许多人都在教会里担任主教，在神学院里担任教授一类的职务。象前面提到的莫尔，担任过下议院的议长，国王的老师，在政治上的地位相当显赫，最后还为天主教信仰献出了生命。
人本主义者中最为出名的要算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士，按理是不应该结婚的，但是却生下他这样一位儿子。《圣经》之中，耶稣遇难前虽未有成婚，但是并没有反对婚姻。只是后来到了中世纪，天主教会为了显示教士们对上帝的忠贞，为信仰的献身精神，规定神职人员，从教皇、主教到神父、修士、修女们都不许结婚。可是社会的现实却是主教、神父都是当时各地的显赫人物，有权有势，自然不缺女人。金屋藏娇，生儿育女者，上至教皇，下至乡村中的神父，基本上都是半公开的秘密，因此引发不少批评。许多改革者提议，与其这样自欺欺人，还不如废除不准结婚的规定。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各个教派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路德还带头与一位前修女成婚育子。天主教会却抓住这一点，号称修士、修女们本都是兄弟姐妹，攻击路德的婚姻相当于兄妹之间的“乱伦”。天主教这一条不准结婚的禁令一直延续到如今。前两年，美国有人出来揭发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那些参加教会唱诗班、暑期营等活动的小男孩下手。当受害者向教会高层揭发报告时，却都被遮挡了下来。直到这些男孩子们长大成人，才终于通过媒体捅了出来，而且案例的数目还相当可观，让天主教会很是难堪。天主教会内部至今仍有人提议，不准结婚的禁令太违反人性，应该废除，才可以减少种种的扭曲行为。只是这种声音在教会内部依然是少数。
教士的孩子并没有合法的地位，伊拉斯谟说来应该算是私生子。尽管如此，小时候他还是能与父母一起生活。只是不幸，父母都在一次温疫之中病逝。年幼的伊拉斯谟被交给修道院抚养，在教会学校上学，受的是当时最好的教育，毕业后也当过一阵子修士，跟教会结下不解之缘。他做过《圣经》的翻译工作，但是编辑的是希腊文与拉丁文译本。他的拉丁作品文笔优美，被人称为“人本主义学者中的王子”。有了这样的名声，伊拉斯谟游走各国，所到之处，都是王宫、庄园、教堂之中的座上宾。受亨利八世的邀请，他也曾在英国呆过几年，并且就住在他的好朋友莫尔的家中。
伊拉斯谟的著作，也将矛头对准教会的腐败。只不过，他与路德不同。路德讲的是教义，伊拉斯谟写的却是讽刺作品，连教皇都成为伊拉斯谟的嘲讽对象。当时有一位名为Julius二世的教皇，雄心勃勃，时常领兵在意大利东征西讨，扩大罗马的地盘。Julius去世后，在英国的伊拉斯谟，写了一本题为“Julius不可以进天堂”的小册子。内中描述，Julius来到天堂的大门口，遇上守门的圣彼得，二人争辩起来。按《圣经》新约的描述，彼得是耶稣的大徒弟，后来传教至罗马，是罗马教会的创始主教，可以算是“第一任教皇”。Julius夸口自己为罗马征得土地，捞得钱财，起了许多建筑，应该可以进天堂。圣彼得却一路数落下来，发现这位教皇杀父母，乱伦，下毒，谋杀，贩卖圣职，亵渎神灵，私养妻妾，还在妓院染上性病，简直“是最为邪恶的人”。Julius闻后，怒骂圣彼得是“小小的教士，讨饭的渔民，犹太人”，竟敢在他面前耍威风，他以教皇的权力，将圣彼得逐出教会。俩人大吵起来，最后Julius被拦在天堂门外。类似的著作，在当时的欧洲各地畅销一时，为伊拉斯谟赢得了名声，却也让他得罪了不少教会人士。只是碍于他名气大，是王公贵族们所喜爱的名士，所攻击的不是教会，只是死去的教皇以及教会的腐败现象，所以他的对手们只能怀恨在心，一时拿他没什么办法。
象莫尔、伊拉斯谟这样的人，都算是体制内的改革者。他们痛恨神职人员之中的许多腐败现象，不满教会仪式之中的迷信成份，甚至私下对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也很不以为然。对教会他们有许多尖锐的批评，也有改革建议，写成著作在欧洲各地广泛流传，造成很大的反响。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都还是天主教徒。某个教皇虽然不好，那只是坏人当政。在他们心目中，天主教会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也有改革的可能。
马丁·路德开初与伊拉斯谟也是朋友。路德曾写信给伊拉斯谟，称许他的才华。路德惹出麻烦以后，伊拉斯谟也曾为路德辩解。但是路德不是改革者，而是激情满怀的革命者。在路德眼中，教皇是伪称代表基督的骗子（antichrist），天主教会是邪恶的化身。伊拉斯谟虽然看法尖锐，言辞犀利，却处世圆滑，跟什么人都谈得来。甚至在他出版那些讽刺作品之后，还能与在位的罗马教皇保持良好关系。他有读书人的傲慢，对自己的文字能力充满信心，觉得教会的问题、改革者之间的分歧都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成天周旋在上流贵族、教士之间的他，其实并不清楚中下层社会对教会不满之强烈，也估计不到自己的那些著作对教会威信的伤害程度。马丁路德虽然也是教士，却完全是另一类人，虔诚，执着，性格冲动，无畏无惧，跟着感觉走，一旦认准了道理，就义无反顾。他只是意想不到，这样的横冲直撞要给欧洲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撕裂，造成多少无辜的死伤。
宗教改革开始之后，最先倒霉的，也是这些人本主义的改革者们。天主教会一方，许多保守派将教会的分裂怪在人本主义者身上，因为他们曾经批评过天主教会的腐败，伤害了教会的权威。有人甚至说，宗教改革这把火是“伊拉斯谟堆起的干柴，马丁路德划着的火柴”。伊拉斯谟走在路上，还曾遇见路人指责，“伊拉斯谟下的蛋，马丁路德孵的鸡”。对此，伊拉斯谟辩解说，“没错。但是，我原本下的是一只母鸡蛋，路德却孵出来一只好斗的公鸡。”
对新教一方，人本主义者们无法认同路德的激烈做法，因而被新教徒看作是站在了邪恶的一方。这样一来，宗教改革让人本主义者们里外不是人。莫尔开初还可以为英国国王亨利代笔写文章批驳路德，可是不曾想亨利为了女人也加入了新教改革的行列。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莫尔落得个身首异处。伊拉斯谟处境没那么惨，开始的时候他还想保持中立，促成双方的和解，结果双方都认为他在为敌方说话。在他任教的Louvain（比利时），以前拿他没办法的冤家对头，终于有了给他难堪的机会，准备开除他的教职。伊拉斯谟抢先一步，自行离开，先去了德国科隆，而后来到瑞士城市巴塞尔。没过多久，瑞士的宗教改革开始热闹起来，他又去了奥地利，却受不了当地天主教会对他的怀疑眼光，只好再回到巴塞尔。原本走到哪里都是座上宾的他，如今走到哪里都要引起争议。已经年过六旬的伊拉斯谟，拖着一身的病痛，竟然无法找到一个平静的安身立命之处，回到巴塞尔没过多久，就因病故去。死后所安葬的那所教堂，原本信的是天主教，到那时也已经改奉新教了。
在人本主义者中，伊拉斯谟算是幸运的。其他人所要面对的，是天主教会的异端裁判所。这是原本就有的一种宗教法庭，同时负有侦破、起诉与审判异端的任务。到了宗教改革期间王公贵族们为着信仰而舞刀弄枪的时候，天主教会也没闲着，异端裁判所成了他们铲除新教，重新树立天主教会权威的工具。任何人只要被发现携带新教的资料，就可以算作重罪。要是宣扬异端邪说，那就是死罪了。教会还鼓励大家检举揭发，告密者在受害人被定罪之后，可以分得受害人三分之一的财产。被抓的不只是普通百姓，也有神职人员，甚至主教。这些教士们处在教会内部，是审查之中的当然重点。
在天主教裁判所眼里，新教是异端，人本主义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喜爱经典作品，强调对现世的投入，本身就是一种对上帝不敬的傲慢，是堕落的异教徒。那是欧洲的“焚书坑儒”时代，被烧掉的不但有新教的书藉，也有人本主义作者的著作，甚至还有未经天主教会认可的《圣经》译本。伊拉斯谟死的是时候，他死后不久，也被定为异端分子，著作被列入收缴、焚烧的清单之中。那些还活着的人本主义学者，在裁判所里走一遭，真是跟过地狱差不了多少，那里有诸如割鼻子，脑门烙印，砍断手腕等等各式酷刑。最重的惩罚当然是死刑，其中砍头者是幸运的，上柴火架更是惨，最惨的还被架在火堆上慢慢烤。
但是这种种暴力与残杀，却最终无法挽救教会的分裂，欧洲的南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与奥地利等等）依然基本维持着天主教，但是欧洲的北部（英国、荷兰、德国北部、瑞典等等）却变成新教的势力范围。在宗教改革的刺激下，天主教会也终于下定决心，洗心革面，来了一次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清除教会内部的腐化问题，改革组织架构，重整财政，设立新的修道会，加强对神职人员的训练与教育，也加强对信徒的教育。这些措施虽然帮助天主教挽回一些地区（比如捷克、匈牙利及德国南部的一些地区），但是却无法挽回教皇的地位与影响，也无法重组一个一统欧洲的教会。到德国三十年宗教战争之后，教皇已经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地位，在欧洲的国际政治之中成了旁观者。而各天主教国家教会内部的人事、组织也基本由国王说了算，教皇已经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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