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公,以百姓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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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大意】

    幽悠无形之神,永生不死,是宇宙最深远的母体。 这个母体的门户,便是天地的根源。 冥冥之中,似非而是,延绵不绝,用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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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是过程。这是道的第一层含义。道不仅是对万事万物的系统性、整体性的概括,而且是对万事万物发展过程的高度抽象和概括。道不是一种静态的形而上实体,而是一个过程。道的过程性
表现为道生万物的过程,即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道转化为一,一转化为二,二转化为三,三转化为万物。在这一过程中,道循环往复,“周行而不殆”,它的运动周
期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它逐渐地离开,离开得越来越远,远到一定程度又返回来。万物又复归于道。道的过程性是由只能用混沌理论说明的各种关系构成的,因此,道也是关系。
  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道(即物自身),人更不会例外。在我们生活的尘世中,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无法选择很多重要的东西。从一出生就会面对很多既定的事实,比如我们的父母、性别、身体、智商、是否先天身体健全还有各种关系网的存在,比如家庭和个人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社会年代等等。降临人世的第一天很多因素就决定了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而巨随后会拥有独特的生活道路,稍后的差别就更大了,对于那些健全的人,他们的生存肯定也会遇到种种危机。他们会得到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机遇和选择等等太多的区别。人们形成了各自的关系网,家庭背景、文凭学识、后台靠山、人际关系、社会资源等像一张大网将人们一网打尽,人们凭借着不同的关系网在现象世界中生存并不断扩展着自己的私欲,这一膨胀是没有满的。

    因为整个社会越来越功利化,要求和承认所谓的更为“成功”的精英人士,在对欲望和利益追求中,人们在各种网中苦苦经营欲罢不能。造成财富占有、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等等的极不合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随处可见种种之不平等,贫富悬殊之差异,社会地位之高低,权利保障之多寡,道德品质之优劣等太多的实质上的差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老子认为,人道的法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天道的法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天道要求富裕者要捐助贫穷者,而社会上却是贫穷者给富贵者送礼。这种不公正,经常激起反抗。当政者却用武力镇压反抗。老子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
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为什么难治?就是他们觉悟了,知道了不公正的现实,追求公正。为什么不怕死?是由于追求生存权利。高高在上者欲望很多,要大有作为,这就要向人民收很多税,要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在下面的人民群众负担过重,生活困难,特别是灾荒年份,吃不饱饭,还要将很多财富奉献给上面,好让他们养尊处优。

    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两极分化,这是不合理的。老子说这是人之道。他认为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富裕人家要将自己吃不完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贫穷人家。这才符合天道。上头的欲望太多,一再压榨百姓,难以满足无底洞的欲望。人民生活不下去,社会就不会安定。他们还要用刑罚约束百姓,用死亡来威胁百姓。归纳起来,乱世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上贪,下智。统治者残酷剥削与压迫人民,人民知道反抗。如何治理天下?老子对于治理天下,提出一系列思想。首先是统治者要无欲不争,清静无为,欲望太高,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人民就要增加负担,人民生活就受到影响。如果统治者无欲,别胡作非为,人民就安居乐业了。
  更紧要的是,‘人之道”应如何呢?毫无疑问,也应是效法天道,行“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目睹了人间的不公平现象,认为这些不公平现象恰是违背天之道和应有的人之道:“人之道则不然,损
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侍,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现在“人之道”严重背离“天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使不足者更加不足,有余者更加有余;如此下去,势必要走向其反面。
  古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说,我听说过,无论是诸侯或者大夫,应当忧虑的不
是财富不多,而是分配不均;不是境内人少而是社会不安定。因为分配均匀,便无所谓贫穷:彼此和气,便不会觉得人少,社会和平安定,便不会有危险。做到这些,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
义礼乐使他们前来。
  传说上古时的尧在传位时,就考虑到自己的儿子丹朱无论德才均不足以担当领导天下的重任,于是就选择了德才俱备的舜为继承者,同样舜也采用同样的方法传位于禹。这种不偏亲只重德才的标准,也就是以天下为公,不存在丝毫私心杂念,可以说这种“公平”乃是最高层的‘公平”。
  但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君主继承的形式发生改变,父死子继成为君主。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并不多见,而多见的是处理事务中的公平,但也有例外。
  周武王灭殷商之后,封文王的儿子管叔、蔡叔辅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治理殷朝的遗民百牲。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很小,由周公里辅政,武庚趁机作乱,管叔、蔡叔也参与其中,当这场战乱被平定之
后,周公旦不偏不倚将武庚、管叔斩杀,将蔡叔流放。没有因为管叔和蔡叔是文王的儿子就有所偏袒,体现了周公旦的公平。诸葛亮曾经说过,我心中有一杆秤,不能因为别人的影响而改变轻重。
  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以百姓为根”思想的体现。李世民就曾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李家的天下、官员的俸禄均来自百姓,可以说百姓的支持达到了朝廷的需求,而朝廷的恩德还没有覆
盖到百姓中间去,所以在举荐贤才时,采用公平态度,实际上就是希望百姓得到好处,自己心中也安稳了。
  唐太宗的这句话道出了百姓是政治的基石这个基本道理,如果不能取信于百姓,不能让百姓得到利益,那么其统治也就非常不稳定了。实际上这也是以天下为公思想的一种体现。
  太宗皇帝继位不久,中书令房玄龄启奏说:“秦王府那些没有得到官职的老部下,都抱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竟在他们之前得了官衔。”
  太宗说:“古代所谓极为公正的人,大概是说他办事公正合理,没有私心。丹朱是尧的儿子,商均是舜的儿子,而尧、舜因为儿子不肖便不把帝位传给他们;管叔和蔡叔都是武王的兄弟,可因为反叛朝廷而照样被杀头流放。由此看来,作为君主,应以天下为公,不能偏爱任何人。过去,诸葛孔明这个小国的丞相尚且说,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一样公平,不能对任何人有私心。,况且我现在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用人不公正能行吗?我和你们的衣服、粮食,都是天下百姓供给的,这就是百姓已对咱们尽力了,而他们现在还没有蒙受我们的恩惠。我择贤任用,为的是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任用人应该只考察他是否胜任工作,怎能因为他是不是老部下就不同对待呢?话又说回来,凡是有一面之交的,我都对他们相亲相爱,哪儿能忘了老部下呢?但如果没有胜任工作的才能,又怎么能因为是老相识就首先任用呢?现在他们不考虑他们是否有才能,而只一味抱怨,这哪里是至为公正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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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等珍宝有稳固的本性,无论何时何地,它们都不变色,更不会变质。有道的人就像珍宝一样可贵,他们气节崇高,意志坚定,有着大无畏的气概,任何艰难都摧垮不了。他们为了百姓的利益,

不畏千难万险,即使危及生命也不会丧失公心,他们谦卑调顺,不变高尚的品行,毫无骄慢之心,稳固得就像须弥山王,“八风”不动。他平等地对待一切人,爱亲人、朋友,也爱冤家仇敌,无有偏袒,这

种“博爱”才是最伟大的。

  树根默默无闻地给枝叶输送养料,它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树木的整体,它从不把营养多给或少给某一个枝干,某一片叶子,有教无类,平等至公,由此才创造了自然之美。有如大道,绵绵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