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的民主发展启示：先民主化后自由化

在共识网看到叶长茂先生《先民主化，还是先自由化》的文章，让深深得受到感染，获得共鸣。尽管作者以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笔调写出来，但是，也让我这个具有意识形态的人感动了。我这个意识形态的人居然与他这个没有意识形态的人获得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现存政治体制下渐进式的政治民主改革。也许有人说，这个渐进式的改革不是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吗？有什么新的意义吗？请诸位不要着急，试看下文就知道我们两的渐进式民主改革有什么不一样了。

先说说叶长茂的意思吧。叶长茂先生引用了西方政治学者达尔的政体转型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世界已经有很多民主国家了，世界的西方政治学家已经说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已经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了。可以说，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建立发展好几十年了，时间不可谓不短。但是，从世界举目望去，那些第三世界的民主确实让全世界大跌眼镜，从菲律宾、印尼、泰国、到印度以及其他非洲的民主国家，这些后发展国家的民主确实不怎么样。引入西方的民主不仅没有给他们国家带来和平与幸福，反而成为国家动荡、腐败丛生、国家发展缓慢重大原因。连西方的政治学者都哀叹他们的民主被阉割了，仅停留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层面上。于是，连他们都否认这些国家的民主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主，这也是西方国家担心这些国家的民主实践会败坏民主的声誉，让那些所谓的极权国家更加有理由保持自己的政治体制。

于是，西方政治学者也在这样的世界民主背景下，开始了研究后发展国家的民主转型问题，达尔就是其中一个。中国也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也是后发展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是很多人心中的极权国家，于是，在他们看来中国也面临着民主发展、转型的问题。于是，达尔的政体转型理论也就适合中国，叶长茂由此受到了启发，写下了这篇文章。

那叶长茂先生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叶长茂先生认为，民主政治不宜简单理解为立即实行政党轮替、自由争论、普遍选举和街头政治。各国人民向往民主，不仅希望民主给自己带来选举、游行等政治权利，也希望民主能够带来和平安宁的秩序和稳定高效的政府。

他根据美国政治学家达尔的理论，即平稳实现政体转型的关键是保证各方政治力量的安全，能够确保执政者与反对派双方安全的民主化路线比较有利于政体转型的启动、过程的平稳以及民主的巩固。于是，他把达尔政体的转型的三种道路分为两个阶段，民主化与自由化。民主化是指竞争性选举的开展，但限制反对派的参与，限制公开的政治争论；自由化是指公民获得充分的言论、结社自由，可以进行公开的政治争论，反对派的活动没有任何限制。他认为当代威权国家一般都是具有包容性的政体，即在形式上承认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于是，达尔的以包容性与自由化作为衡量民主的标准已经失去了意义。现在以民主化与自由化两个阶段来阐述政体的转型最为现实。

而他认为民主化与自由化是建立民主政体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追求的是选举民主，后者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在成熟的民主政体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是这两个方面的实现过程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同步实现不仅阻力很大，而且非常危险。特别是先自由化会造成以下严重后果：一、后发国家的历史积怨与现实矛盾都比较复杂而深重，但却长期处于受压制的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实行自由化，民间力量会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全民参政、党派林立、舆论爆炸的局面；二、激进的政治势力将迅速膨胀，并就历史失误、官僚腐败、社会公正、垄断政权、虚假民主等问题对执政者提出激烈的批评和挑战。现有政制体系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这些激进的政治要求，也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供各种力量进行公平的政治博弈。于是，激进的政治势力会鼓动群众走向街头抗争的道路，对执政者的地位直接构成威胁。由于缺乏民主竞选的训练，执政者与反对派都不熟悉也不习惯民主的规则和程序，不习惯和平竞选与协商谈判，不知道在适当的时机让步和妥协，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保障双方安全的制度和机制无法建立，政治冲突走向极端化、两极化。双方在街头或广场对峙，形成一种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的政治僵局。为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也为了维持必要的社会秩序，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会发起反击，镇压激进的政治运动，中止自由化进程，重新回到高压时期。体制内的改革派被排挤出局，民主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民主进程不进反退。三、即使自由化侥幸引发了民主化转型，原执政者被迫下台或者推行多党竞选，也会出现政局的长期动荡。民主政府更迭频繁，效能低下，失去民众的拥护和信任，最后往往被新的威权政府所取代。这些观点确实可以很好的解释当今第三世界的民主乱像。

于是，叶长茂希望中国政治转型先民主化，后自由化。而民主化优先的实质是制度建设优先，在执政者的主导下，限制政治争论和反对派的发展，允许公开竞争，逐步在各级地方政权开展竞争性选举，通过公开公正的竞选和投票在政治生活中确立竞争性政治的规则、程序和惯例，并使这些规则和程序被公众普遍接受和熟悉，养成和平谈判、理性博弈的习惯，从而在政治竞争者之间确立保障共同安全的体制。开展竞争性选举能够使执政者逐步积累组织和控制选举的经验，有利于提高执政者的竞争力及驾驭政治发展进程的能力，为组织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竞争性选举做好组织、制度以及人力资源方面的准备。待政治参与制度化取得明显成果，民主的规则和程序已经在政治生活中牢固确立，民众已经习惯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解决冲突时，再逐步扩大竞争性选举的范围，最后推进全国性的竞争性选举。

这样做的好处有以下几点：一、在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制度化的竞争，就会出现对抗式竞争，执政者如果主动推行制度化竞争，就可以防止体制外对抗式竞争的出现。自下而上的非党派竞争对于执政者来说，一般是安全的。如果执政者掌握了竞争性选举的技术，加上自己控制的各种执政资源，能够在多数的竞争性选举中获胜，就可以在民主选举中长期维持执政地位。只有当执政者在民主化过程中可以确保安全时，才有可能在与民众的互动中推动进一步的民主化，也才有可能推动彻底的政治自由化。成功的民主化是执政者在自由化过程中获得安全的保证。当执政者可以通过竞争性的选举获得和巩固执政地位时，他在自由化的过程中也是安全的。

二、开展竞争性选举使人民享有自由参选的权利、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权利以及自愿选择的权利。选举作为权力和平交替的手段和方式，作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将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承认和拥护。体制外政治力量经过选举的训练，不会再选择暴力或激烈抗争作为捍卫权利和争取权力的主要手段，即使在自由化的环境中，也不会再寻求体制外的政治抗争。暴力对抗已不再是各种政治力量的第一选择，争夺选票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这时再逐步扩大公开争论的范围，政治体系就能够承受和抵御政治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以上就是叶长茂的核心观点。我们其中有以下几点是共同的：一、现在进行自由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无限制自由民主，执政者确实没有安全感，必然内心深处极为抵制。但是，他没有指出执政者为什么抵制，为什么没有安全感的根源。这个根源可能是自己的利益会受到急剧的破坏与清算，以中国来说根本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处于劣势，尚未成熟，对于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公平竞争没有优势，难以确保自己继续执政。这种担心与不安全感在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始终是存在的。因此，中国执政党不可能、也不愿意、也不应该立刻进行无限制的自由民主，否则执政党立马成为第二个布尔什维克。苏联的昨天立马变成中国的今天。那么中国共产党内部会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利益呢？因为利益关系呢？有肯定是有些的，但是，不是主要的。但是，即使不是主要的，一旦自由化也必将引来对手的夸大与清算。谁没有一点小的过错？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也都是如此。如果以自由化或者无限制民主，小的问题就会迎来彻底乃至放大的清算。这也是执政党不允许的。可见，他并没有说出执政党的担心根源。但是，我们对于执政党缺乏安全感是相同的。这就是我们的首先共同点。而以往的自由分子从来不考虑执政党的自身情况，以为应该立即不分条件的自由化，进行无限制的民主。这就是他们八九年错误行动的思想根源。

除此之外，一般来说，特别是所谓的权威、极权政体，执政党对于民主选举不是非常熟悉，也缺乏或者以前的忽视没有这样的时间予以训练等等民主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也是执政党不安全感的来源。除了执政党自身之外，全民的素质，以及全民对于选举是否适应等等其他辅助性条件是否成熟，也是执政党担心的因素。执政党担心一旦自由化就会引发极大混乱的问题，而混乱也就危及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也是执政党不安全感的来源。

这就是叶长茂先生主张先民主化，我主张先进行有限制的民主的原因。等到执政党不安全感消失了，自己在不断的渐进式选举中适应了，有极大地信心的时候，没有大的顾虑的时候再开展自由化。而我是认为，等到社会主义彻底成熟，执政党不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无限制的自由民主了。传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我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

因此，对于他提出的先民主化再自由化的渐进式政治发展、转型之路我也是赞成的。尽管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立足点不同。这样的意见确实可以称得上很实际、确实可行的政体转型之路或者我所说的政治发展之路。

那么先民主化，后自由化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先有步骤的扩大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普及民主思想与提高全民的民主素质。比如，先县级直接选举，然后再到省级与国家选举的扩大。等到执政党没有顾虑，社会各种条件都成熟了，再进行无限制的民主，也就是他说的自由化。这些条件的具备，也就是我所说的民主发展成熟的意思。可见，他把民主分成民主化与自由化两个阶段，我把民主分成不成熟阶段与成熟阶段两个阶段。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渐进式道路是一样的。期待着我们的国家依照这样的路线不断推进民主，实现政体的转型或者政治民主的发展成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