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民主的启示

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什么比较缓慢？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有一条很肯定，即怕民主化进程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社会的秩序，影响社会的发展。
这样的担忧有没有道理？
当然是有的。有两大例子最能证明此类担忧不是杞人忧天：一是在前苏联的解体中，戈尔巴乔的急进的民主化措施加速了前苏联解体的进程；二是在中国八十年代末期的一场“政治风波”，急速的民主化成为这场“风波”的“催化剂”。也许正是这类原因使执政者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改革开放的实践亦证明，中国之所以能在今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国社会不仅过去、现在需要“社会稳定”，而且将来也需要“社会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社会稳定”。
但是，民主化是不是就是“社会稳定”的“克星”？两者之间是不是就是直接的“正相关”？我的回答，不仅是“未必”，相反地，“互联网式的民主”的发展证明，它还能促进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为什么不稳定？主要还是取决于社会内部矛盾存在的性质、状态及社会对它处理的方式。以前苏联的解体来说，其真正的原因是：苏共党內腐败严重，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绝对的统治权，苏共的威信空前低落，人民对苏共失去信心，国內矛盾空前尖锐，前苏联执政者不是从解决共产党內的主要矛盾着手，试图用“民主化”手段去解决社会尖锐的矛盾，结果是开错了药方，吃错了药，使本来尖锐的矛盾更加尖锐和不可调和，最终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和庞大帝国的迅速解体。
当今的中国社会状况如何？可以说与前苏联解体时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社会的发展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国力获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发展，改革开放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政治局执行的“亲民、务实、发展、强国”的政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可、高度赞扬，的确，中国社会内部也的确存在过去从未出现的矛盾：腐败问题、下岗（失业）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农民问题等等，然而，整个社会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去解决它，人心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新的党中央集体……所有这些说明，尽管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可以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它并非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根本不存在“改朝换代”任何的“社会要求”及其可能性，十六大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同心同德”新特点——这是执政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利益一致”的必然结果。
这一社会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必将加快社会民主化的进程，过去的那种“经济改革”重于“政治改革”的倾向将会逐渐克服，为此，中国社会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这就是“互联网式的民主”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出现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大背景”，这也是我为什么始终将“互联网式的民主”称之为社会正在进行的“社会实验”的“社会形势学分析”，并非是“文人”过于乐观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实是中国社会酝酿新一论改革所发出的新信息，是前奏。
实践证明，当今“互联网式的民主”不仅没有干扰、阻碍社会的发展，相反地，它的出现有力地冲击了“顽固的体制性障碍”。以下，我就以今年“互联网”所发生的所谓“三大冲击波”——“孙志钢”案件、对“非典”的反思和如今正在进行着的“辽宁高法对刘涌案改判”的讨论——为例，说明它对社会民主进程的积极意义。
“互联网式的民主”对“孙志钢”案件冲击了什么？它冲击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收容制度，冲击的是一些执法部门的草菅人命，冲击的是一些部门的腐败现象，冲击的是过去盛行的责任不追究……总之，没有“互联网式的民主”的铺天盖地的“狂轰烂炸”，要靠他们自律性解决，结论是两个字：“做梦！”这就是说，导致社会在这方面的不稳定隐患还将长期存在。“互联网式的民主”究竟是有利于稳定还是不利于社会稳定？这是三岁孩子都不难回答的问题。
“互联网式的民主”对“非典”的反思。“非典”引发成我国一场空前的“灾难”使互联网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內集中在“为什么会……”这个问题上。这场带有全民性的反思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整体性的，从体制、官场文化、官僚行为、官本位和虚假浮夸风等等……它不仅引发了《4·20》震动社会的“官场地震”，而且带来了社会应急狀况况下的社会一系列剧变，使中国迅速地摆脱了“社会危机”，的确，若没有“互联网式的民主”对“非典”的反思，我们就不可能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有如今大好安定的政治局面，应该（当然是一部分）归功于“互联网式的民主”。
“互联网式的民主”对如今正在进行着的“辽宁高法对刘涌案改判”的冲击。尽管这场冲击还没有结果，然而它的意义却是明显摆在那儿了：你辽宁高法的黑社会头子刘涌改判判决书写得毫无道理，完全漠视了广大公民的知情权，将中国广大公民完全视为“阿斗”，人们严厉声讨由“司法机构、律师和法学教授”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际上是“利益共同体”）对司法实施的“行政干预”的错误做法，严厉谴责了当今司法过程中出现的“金钱万能”的腐败倾向，严厉批判了司法部门自己践踏自己国家法律的恶劣开端的做法……“互联网式的民主”的确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正义的呼声，真实地反映了广大百姓的要求司法公正的意志，对今后我国司法的发展，其积极意义是巨大无比的。
总之，当今社会，正因为有了“互联网式的民主”这种表达形式，它极大地弥补了主流媒体监督功能的不足，社会并没有出现一些“政治家”、“理论家”所担心的那种影响“社会稳定的乱”，相反地，今年“互联网”所发生的所谓“三大冲击波”的实践向社会明确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因“互联网式的民主”的巨大“冲击波”而导致的社会震动，其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是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的。
（作者 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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