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问与“复杂问题谬误”-马少华的博客-搜狐博客

    读一早传到邮箱中的《南方都市报》社论《赵作海的感谢实为不能承受之重》，我有多重感慨。其中之一就是社论中提及的一个细节：“法院带来的记者问赵作海，你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再问还要感谢谁，他一时僵住了。等人散去后，赵作海自言自语，‘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显然，赵作海被那个记者“诓”出了一个感谢——因为这样的感谢未及深思，后来被他自己否定了。

　　　社论中提到的“法院带来的记者”，这个表述令人味玩。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她）究竟是法院下辖媒体的记者？法院系统的媒体的记者？法院可以支配的记者个人？还是与法院根本没有关系的媒体的记者？要是这么一问，那么社论的表意就是不准确、不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地方政法部门对地方媒体在实际上和在精神上的影响力，这样的表述所反映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就不难理解了。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记者提问，是有问题的，首先因为它是有倾向、有结论的。

　　在一个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倾向、结论，在逻辑学中属于一种谬误，学名叫作“复杂问题谬误”。比如：“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三？”这个问题中就包含着一个结论：“你不喜欢张三”。但，实际上，你不一定不喜欢张三。同样，“你要感谢谁”这个问题中包含着一个结论：“你肯定要感谢谁”。这是赵作海这个刚出监狱的农民脑筋没转过来的地方。所谓“复杂问题谬误”，就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脑筋一时转不过来的人的提问方法。

　　由此我也想到，即使不是“法院带来的记者”，即使被采访人不是刚被放出监狱的农民，新闻记者也应当警惕自己不要去向被采访人提出“复杂问题”，即那些由记者已经悄然塞入某种结论的问题。在提出“你要感谢谁？”这样的问题之前，首先提出：“像是否需要感谢？”。这对于被采访者才是公平的。

　　这篇《南都》社论，令人欣赏的地方，还有它特别描写了赵作海的一些习惯性的“身体反应”——即它把赵作海面对前来道歉的领导的“深躬”，也看作是在监狱中的“身体反应”，是在监狱中形成的“象征服从的举动”，而不是他理性的意思表达。

　　这种解释是深刻的，也是细微且痛苦的。这使我联想到，在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就描写了曾在法国巴士底监狱长期监禁的马奈特医生，在出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曾保持着监狱中的一种习惯性“身体反应”——做鞋。读者从监禁给人的身体所造成的影响中，可以体会监禁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南都》这篇社论的作者与小说家狄更斯的细微体察有相通之处。

附：2010年5月14日星期五南方都市报社论

赵作海的感谢实为不能承受之重

  昨日上午，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65万元。此前，商丘市政法委书记和赔偿义务单位商丘市中院院长前来给赵道歉，称赵作海冤案是政法部门的耻辱。法院带来的记者问赵作海，你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再问还要感谢谁，他一时僵住了。等人散去后，赵作海自言自语，“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随着赔偿金的给付，赵作海冤案想必会告一段落。如何追究刑讯逼供和制造错案责任人，商丘市政法委除了口头表达耻感外，也没有给出明确说法。赵作海这些天来接受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慰问，每一次他都后退一步再深度鞠躬表示感谢。而因冤案平反才出现的某些官员，也都操着一套娴熟的话语。这是比案情更为生动的细节。

  　与佘祥林、聂树斌等人相比，赵作海的冤案更为完整。在媒体的还原之下，一个人在有缺陷却又具备强力的体制中被扭曲变形的全部经历得以呈现。赵作海从被迫招供到狱中无声无息，再到如今众人听他讲话，比对相关部门的言辞，得以管窥人和社会的异化图景。

  　　问询赵作海当感谢谁，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场面。没有所谓的被害人复活，冤案不可能洗雪。若无舆论的关注，洗冤的效率和效果难料。况且，如果他自己没能挺过11年牢狱之灾，也不可能有今天。那么，赵作海是否就该感谢被害人？感谢媒体？还是该感谢他自己大难不死呢？是商丘市中院将冤案在程序上定型，是商丘市政法委推动了这一切。不可否认，任何指向的感谢都太沉重。

  　　赵作海在获释后对记者说：“原来不知道法律，也不相信法律，现在信了。”这样的告白太让法律难堪了。赵作海是相信法律的虚无还是公义呢？冤案离奇的结局加速了它的传播，人们也惯常转述案件本身的走向。借助赵作海的话语，恐怕可以更有效地洞察深层的、未可言说的信息。赵作海终于能向大众表露他的情绪，即便他还未能挣脱那被驯服的身体语言。

  　　赵作海毕恭毕敬地向每一位前来示好的领导致谢。这是他在监狱里形成的习惯，直到他将象征服从的举动带到监狱外面。如果他不能摆脱这些，恐怕释放与坐监的区别不大。当然，这是一个原本正常的人被额外强加的约束。身虽自由，心锁还未破除。越是这样，越显得感谢的复杂况味，谁也受不起这份谢意。尤其是，被他奉为感谢对象的相关部门，还在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在回答是否被迫服从政法委的决议时，商丘市检察院某负责人说：不要逼我说什么话。市中院刑庭庭长说，赵作海案当属“存疑案件”，判决“留有余地”，他认为“应排除非正常因素的干扰”。市公安局副局长则说，冤案或许不是公安局有意制造。至于原因，他归结为“现实条件和证据”，“民警素质和办案机制”。溯及源头，当地公检法像是都反省了，可似乎又不那么确定。

  　　谈到未来，赵作海想要一座房子，以容纳“像草一样的命”。公众想要的当然比他多得多，可归结起来很简单：就是不要再有冤案，更不要成为冤案的当事人。而从官员的道歉与赵作海的道谢中，只觉得曲径交叉，前景未可预知。但不管怎样，愿景总是在的：希望以后再谈到赵作海时，是作为冤案终结的标志，而非新一起冤案中的例证。如此，悬空的感谢才能落实。

河南农民赵作海被屈打成招，冤狱坐了11年。只因为“被害人”又“活了过来”，这才重见天日。据 5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赵作海出狱后，有“法院带来的记者”问他“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再问还要感谢谁，他一时僵住了。众人散去后，赵作海坐立不安，反复躺下又起身，最后喃喃自语：“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对此，马少华先生的评论是：赵作海被那个记者“诓”出了一个感谢。但是，因为这样的感谢未及深思，所以后来又被他自己否定了（《法院带来的记者与复杂问题谬误》，5月15日《南方都市报》）。看来，赵作海兄弟虽然坐了11年冤枉牢，脑子还不糊涂。他几乎本能地意识到，那个记者提的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问题是个“问题”。

马少华先生告诉我们，这种“有问题”的提问方式，学名叫“复杂问题谬误”。其特点，是在提出的问题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倾向或结论。比如“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三”，其实就包含着“你不喜欢张三”的结论（或者前提──引者注）。“你要感谢谁”也一样，即“你肯定要感谢谁”。然而实际上，你并不一定不喜欢张三，也不一定要感谢某某。显然，这在逻辑学中属于一种谬误，所以有此学名。

不过，这学名恐怕也忒学院了一点。依我的土匪脾气，应该叫“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诱供当然比逼供“文雅”，但本质上没多少区别。比如问你“为什么不喜欢张三”，只要回答哪怕一丁点理由，你就座实了“不喜欢张三”的“罪名”，等于“不打自招”，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给“卖”了。所以，这种提问方式，比严刑逼供更阴险，也更恶毒。

或许有人会说，又是阴险又是恶毒，你也太夸张了吧？对不起，一点都不夸张。马少华先生告诉我们，所谓“复杂问题谬误”，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脑筋一时转不过来的人”的。什么人“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呢？只能是弱者。他们或者弱智，或者弱势，比如被审问或者被盘问。这时，他们心里原本就紧张，哪里还能够“脑筋急转弯”？

那么，又是什么人能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弱者呢？也只能是强者。或者大权在握，可以生杀予夺；或者居高临下，可以先声夺人。哪怕只是一个记者，因为掌握了话语权，也是可以这样对付弱者的。赵作海一个刚出监狱的农民，哪里顶得住？

如此恃强凌弱，大家说算什么事？

其实不要说赵作海，便是聪明绝顶如李承鹏，不也中了套么？那男记者问他，赚得眼球，拉动人气，赚了稿费，这就是你们出书的目的吗？李承鹏居然接茬，还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为什么“不是”，活像一个审讯室里的“犯罪嫌疑人”，极力在洗刷自己。如果李承鹏读了马少华先生的文章，就会知道这种提问方式，是早被悄悄置入了倾向或结论的。这些倾向或结论就像地雷，已经作为逻辑前提预设在那里，单等你来送死。

其实不要说李承鹏，便是我易中天，同样招架不住。比如那主持人问“你质疑余秋雨是不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就也是置入了倾向或结论，或预设了逻辑前提的──但凡质疑名人，都是为了炒作自己；如果本人也是名人，则一定是“为了保持名人热度”。

然而糟糕得很，我跟赵作海、李承鹏一样，也是“脑筋一时转不过来”，只觉得不对劲，便脱口而出说“拒绝回答愚蠢的问题”。结果怎么样呢？被骂作“毒舌门”。当然，下回就有办法了，可以说“拒绝复杂问题谬误”。

不谦虚地说，我和李承鹏，已经不算“弱智”或者“弱势”，尚且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落入陷阱。换了没有媒体经验的人，还不定被欺负成啥样。这样的“陷阱问题”和“诱供方式”，难道不阴险，不恶毒？

相比之下，那个“法院带来的记者”，就已经很善良了。虽然这个记者也很不靠谱，居然在当地官方向赵作海道歉时，去问他“要感谢谁”，好像赵作海应该感谢道歉者似的。但毕竟，该同志并没有像对付李承鹏和我那样，或者像挨了“中华女”一耳光的那位美眉一样，预设一个“道德污名”，只不过想弄点歌功颂德或感恩戴德的话回去交差。马马虎虎，也可以理解吧！何况赵作海也确实有“需要感谢”的人，这就是本案中的所谓“死者”。那人如不“活了过来”，赵作海还不得“把牢底坐穿”？

可惜，这不是记者要的答案。

也许是为了确保自己的采访结果，一些记者干脆把自己需要的答案，赤裸裸地替采访对象说出来。比如“五一劳动节”那天，有某电视台记者拿着话筒在工地采访。那记者问：今天全国人民都放假了，你们却在工地挥汗如雨。但是，你一想到这建筑落成后，市民就能得到很多快乐，你的心里就特别高兴，是不是？

那位工人又能说什么呢？也只能说“是”吧？

于是，记者跟工人握手，感谢他的“配合”。然后，他又再“挥汗如雨”地跑到别的工地，去问同样的问题。答案，当然也是同样的。最后，我们的屏幕上，便满是“工人阶级的高尚情操”，红旗如海，歌声如潮，残阳如血。

这当然很好，很正面，很主旋律。只不过，这还是新闻，还是采访吗？ 

刊载于2010年5月18日《南方都市报》B15版，责任编辑刘炜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