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1893-1930）
8.1 时代的骄子与时代的悲剧
В.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也永远是俄罗斯20世纪诗歌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过去他被称为"我们苏维埃时期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他的所有作品都大加赞扬。如今时过境迁，一片赞扬被激烈的批评(时常到了粗暴的程度)所取代。然而，当今马雅可夫斯基的反对者们(诗人在世时就不乏其人)表现出的那种激烈态度，也从反面证明，完全抛弃马雅可夫斯基，将他列入诗坛上看风使舵的平庸之辈，是不可能的。
对于自己"少年的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十分关心，希望为国家贡献出"自己全部诗人的嘹亮的力量"，是马雅可夫斯基身上固有的感情，仿佛与他有机地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不懈地探索那些能够使诗句、使词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手段。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努力要做到的与时代联为一体，毫不夸张地说，在革命后的时期，孕育着极大的危险性。这是因为让诗歌服从于外部规定的任务("我希望，／在辩论中 ／ 让国家计委急得流汗 ／／只为给我派定一年的任务")，实际上使诗歌失去了血脉，只起到仆从的作用。这还因为，早在20年代，大肆宣传的崇高革命理想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虚幻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就出现了悲剧性的脱节。
诗人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之初就宣称"我前进，用雷鸣的轰响震惊世界……"他曾坚定地说这是"我的革命"，自己"最终却用子弹画上了句号"。同时他又没有忘记对永别的人们说："这不是出路，不要仿效我。"这里面存在着严酷的规律性。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我是一个诗人。正是这一点也才引人注意"。但是，论诗不可避免地要从生活--以文立本的生活开始。
В.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于1893年7月7日（俄历19日）生于格鲁吉亚的巴格达季村，离库塔伊斯不远。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马雅可夫斯基是林务官，母亲名叫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马雅可夫斯卡娅。1902年，马雅可夫斯基考入库塔伊斯中学；1906年，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和两个姐姐迁到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升入莫斯科第五中学四年级。但他并没有在这里学习很长时间。还是在库塔伊斯时，马雅可夫斯基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05年3月29日，他在地下印刷厂被捕，但于开庭前获释。1909年2月27日再次被捕，同年7月2日第三次被捕。他终生都不能忘记在臭名昭著的布特尔基监狱103号牢房里度过的那几个月。
正是在这里，他开始写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涂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在1910年1月9日他出狱时被没收了。我们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件事对诗人的命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特尔基监狱里，马雅可夫斯基作出决定，为了另一个目的--"制造社会主义艺术"，而放弃党的工作。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对自己最初的诗歌，试作的评价是--"实在可悲"，因而他开始学习绘画，并于1911年考入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但在这里他也没有呆多久。原因是他遇到了Д.布尔留克，后者又介绍他认识了В.赫列勃尼科夫、А.克鲁乔内赫及其他诗人、画家等一批俄国未来派的奠基者。马雅可夫斯基加入了这个小组(小组被成员们称为"热带雨林")并迅速成为这一新的流派最积极(也是最有才华)的代表之一。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署在"未来主义宣言"上。登刊宣言的文集起了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名字《给社会时尚一记耳光》（1912）。正是在这里，诗人的诗作首次得到发表。1913年，他的第一本薄薄的、石板印的诗集《我》面世。同年，在彼得堡"明月公园"剧院上演了两场他的悲剧《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任这部戏的导演(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把这部戏"嘘得体无完肤")并饰演了二号角色。
需要强调指出，马雅可夫斯基在立场抉择方面从未犹疑不决：加入了未来主义者的行列之后，他始终不渝地忠实于他们。然而，他对于什么是未来主义艺术的理解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马雅可夫斯基最初的一些作品中，有很多地方反映了按照未来主义要旨进行诗格实验、词语实验的愿望。"对于作家来说，在一定的词语规律之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他这样写道。但没过多久就换了另一种说法："我们是为生活而需要话语。我们不承认毫无益处的艺术。生活的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话语形式。是生活要求我们为了俄罗斯寻找新的词语。"是什么使得艺术成为有益的东西，他对此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不变的是总力求从生活出发，这使得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充满活力，这种力量很快就被最有洞察力的读者和批评家们感觉到了。
当马雅可夫斯基得知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的校委会将他(同时还有Д.布尔留克)除名的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沮丧。因为此时命运已使他同诗歌完全结合到了一起。
如何才能利用所经历的事"以文立本"呢？
1914年1月，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主义者Д.布尔留克、Ｂ.卡缅斯基一起，完成环俄罗斯旅行，来到奥德萨。在这里，他遇到玛莎·杰尼索娃并坠入爱河。他的爱情没有得到回报，但这种使诗人寝食不安的恋情是多么强烈，可以从那时开始写的、最初定名为《第十三个圣徒》的长诗中看到。由于书检机关不允许有这种形同亵渎的名称，便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诗题：《穿裤子的云》。这首长诗写作时间颇长，于1915年夏完成。
这首诗出版时，卷头写的是献给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马雅可夫斯基1915年7月与她相识，他们之间的友情迅速升级。从这以后，诗人献给她很多作品。马雅可夫斯基将她的名字列在家庭成员名单的首位，当离开人世时，托付政府照顾。
未来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哗众取宠的声名，已经无法满足马雅可夫斯基了。他与流行杂志《新讽刺》合作，并与高尔基、И.列宾、А.阿赫玛托娃、О.曼德尔施塔姆等高度评价其诗才的人结识。1916年出版《易如牛叫》一书，首次收集了诗人最好的作品。
马雅可夫斯基自己承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最初是从外表动听、显赫的方面"来接受的，他甚至打算报名做志愿者赴前线，但因思想上不可靠而未能实现。然而很快，马雅可夫斯基便越来越强烈地为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人感到痛苦，这种感觉引起他对战争的"反感和仇恨"。1915年9月，他被征服兵役，进入彼得格勒战地汽车学校。这期间他写成的长诗《战争与世界》(1915-1916)和《人》(1916-1917)贯穿一个思想：在结束痛苦的大地上将会出现新的(自由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是以惊喜的心情来迎接革命的，先是二月革命，然后是十月革命。因为看来现在有可能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来建立一个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人能够获得他以前闻所未闻的个人尊严。值得注意的是，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里，紧接在"我的革命"之后的是："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在那里工作。需要什么干什么"。
言语(信念)和事实之间几乎是没有差距：这一时期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政论的激情。《宗教滑稽剧》(1918)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宣传活动，马雅可夫斯基既是导演，又是演员(首演时他同时扮演几个角色)。那时，他试验用现代政治内容来填充未来主义，出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共未")。1919年3月，马雅可夫斯基迁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电讯社(罗斯塔)的工作。他用手工制作了交给他的几百个宣传栏("罗斯塔之窗")。在做这些工作时，马雅可夫斯基形成了关于诗--甚至抒情诗的新看法。用诗人的话说，诗歌应该成为"推动革命实践的""口号诗"。
马雅可夫斯基过着极其紧张的生活。他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诗歌创作对他来说，是完成时代所提出的社会订货的惟一可能的方法。甚至连献给"她和我"的长诗《关于这个》(1923)，创作的起因本来是要澄清与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之间日益复杂化的关系，也变成了"利用个人素材来写普遍的生活"。但他对普遍生活过程的接受却是极其个人化的。例如，在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24)中，就正是这样的，结尾处是个人意识到自己参与了推动历史的力量而感到幸福。在诗人称之为"纲领性"的长诗《好！》(1927)中，更明确地宣布了这一点："这是／ 战士们或祖国 ／ 经历过的事，／ 或者 ／ 就发生在 ／ 我的 ／心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雅可夫斯基创作活动中宣传鼓动倾向的不断加强，作品中讽刺的因素占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方面最具特色的结果，就是讽刺喜剧《臭虫》(1928)和《澡堂》(1929)。在这两部作品里，在激烈抨击现实的同时，隐含着对真正的人性在未来会无立锥之地的担忧。这种担忧越来越明显，孤独的主题越来越顽强地表现在诗作中；诗人宣称："我感到自己／ 是一座生产幸福的 ／ 苏维埃的工厂"。
这种孤独的主题，偏又是在他处于事件、人群的中心时产生的；那时他在莫斯科，无数次地周游全国，甚至游历世界。
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首次出国。他首先到达里加，同年秋又到了柏林和巴黎。带着宣传苏维埃艺术，首先是宣传自己及同道者的艺术的目的，他后来又多次回到他着了迷的巴黎，以及柏林、布拉格、华沙……他曾计划一次"环球"旅行，但没有实现。1925年，马雅可夫斯基只到了墨西哥和美国。在那里，他受到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匹兹堡和费城听众们极为热情的接待。
这些无休止的四处出游，是不是逃避自己的一种尝试呢？"我孤独……"他1923年如是说。几年以后，1925年，他又重复道："在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行。"
马雅可夫斯基总是处在"喧嚣、争斗和热火朝天的活动"的中心。他周围聚集着一批朋友和同道者，这些人多是以前的未来主义者。他们先称自己为"共未"(1918-1921)，在马雅可夫斯基的领导下组成列夫(ЛЕФ-左翼艺术阵线)小组，并于1923年3月出版了第一期同名杂志，杂志编辑也是马雅可夫斯基。诗人为建立极端激进(左翼)的艺术付出了很多精力，通过轰动一时的文学斗争顽强地树立自己的原则。然而，刊物于1925年停办。两年后，马雅可夫斯基试图以"新列夫"的名称恢复该杂志。这一次，杂志注定了更为短命。而且，将马雅可夫斯基领导下的文学小组联合在一起的那些原则，也已经过时了：已于1928年被解散的"列夫"，经全面改造后，更名为"莱夫"(РЕФ-革命艺术阵线)出现。然而，四个月之后，连马雅可夫斯基也脱离了自己的队伍，递交声明要加入当时最普及的群众文学组织"拉普"。
这一举动无异于承认失败：前"列夫"成员马雅可夫斯基与拉普分子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他本人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鼓动者、喉舌、魁首"，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在那些只听到他响亮声音的同时代人眼中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只记得"铜喉警笛"之类的话，而忘记其他，忘记讲过"宽厚的心"。而了解他的人则异口同声地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心很容易受伤害。对于哪怕是以"极其温柔"的方式说出来的批评，他都以一种近乎病态的锐感来接受。是否有很多人听出了他在一首诗中说到的，随着岁月流逝，出现了"最可怕的磨损--人心和灵魂的磨损"？
他自己在诗歌中录下发自内心的自白："我希望我的国家理解我，但如果不被理解--那又奈何……"那个革命理想变得越来越黯淡的时代，的确越来越不理解(确切地说，越来越不愿意接纳)他了。这也表现在那些决定国家文艺政策的人对他日渐明显的冷淡态度上。头面人物中没有一人(甚至其中的作家)来参加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2月组织的"工作20年"展览会；一期《报刊与革命》杂志把已经准备付印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肖像撤了下来，还有纪念他的创作及社会活动的祝辞。被梅耶霍德剧院搬上舞台的《澡堂》一剧，遭到官方评论异常激烈的批评。这一切都深深刺痛了诗人。
还有一个十分微妙的情况在20年代末日趋尖锐而变得危险了。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的关系此时已仅是友好而已。过去他生活中有过的恋情(比如俄裔美国人Э.钟丝，她曾为诗人生有一女)也不牢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诗人1928年10月的巴黎之行。在巴黎，诗人遇到应自己的舅舅、画家Ａ.雅可夫列夫之邀来此的Ｔ.雅可夫列娃。这次和随后1929年春的两次巴黎之行留下的诗和保存下来的信件证实，诗人当时的感情是真诚的，考虑了未来共同生活的计划，当然是在莫斯科。现在很难弄清，为何这些计划注定无法实现。1929年秋，马雅可夫斯基第一次被拒绝获得出境签证--而这次出国本应解决这一切问题。接着，很快就传来Ｔ.雅可夫列娃即将出嫁的消息。诗人是极其痛苦地承受了这一切的。他的最后一次恋情--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В.波隆斯卡娅之恋，也未能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他们不断地争执、和解，诗人坚持要求迅速结合，引起В.波隆斯卡娅极其神经质的反应。
最终的摊牌发生在1930年4月14日清晨。В.波隆斯卡娅拒绝了不顾一切地选择惟一的角色--诗人的妻子。她刚刚把房门关上(就在这房间里刚刚结束这场沉重的谈话)，便响起了枪声。
关于此前就已错综纠结构成的这个可怕死结(后来被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前面已经说过。不过，对此已永远无法彻底弄清了。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在诗人与他完全献身的那个世界的关系中，渐渐地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危机，最后，以射在心脏上的一枪求得了解决。
1930年4月17日，绵延莫斯科大街小巷几公里的人流把马雅可夫斯基送上了最后的路。在此后很多年间，他的名字(和作品)成为公开投机的对象，这其中政治显然占了文学的上风。起初尽量回避提起马雅可夫斯基的名字，到了1935年，他却突然被提高到苏维埃诗人第一把交椅的位置。Б.帕斯捷尔纳克说得对："马雅可夫斯基被强制引入今天，就好像叶卡捷琳娜时代引进土豆一样。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在这件事上，他本人是无辜的"。
的的确确，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与这些在他身后对他名字所进行的炒作是毫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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