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曾说："我们屡次／ 向抒情诗 ／ 举起冲锋的刺刀 ／／ 寻找一种语言 ／ 准确 ／又赤裸。"但马上又带着痛苦的(其实还是快乐的)不解神情摊开双手道："可是诗歌--／这最可恶的东西 ／ 活得好好的 ／ 睬也不睬。"
我们注意到，这里，诗歌中引入了略嫌粗俗的街头语"ни в зуб ногой"(睬也不睬)。对于受经典诗歌熏陶出来的读者来说，在崇高的诗歌中没有这种词语的位置。但对于什么叫有诗意，马雅可夫斯基有自己的看法。因此绝非偶然在上面讲抒情诗的话题中，他引入了军事语汇。这里是比喻诗应该具有有效的、爆发的力量。
对于那些"曲曲弯弯的抒情诗人"和那些他称之为"只会咩咩唱着爱情"的抒情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直抱着讽刺挖苦的态度。但他的挖苦绝不是针对抒情诗，而是针对将抒情诗庸俗化的那些庸人，那些在"家居小世界"中长大的"闲适的小鸟"。他有自己独到的关于诗歌(其灵魂是抒情诗)的见解。马雅可夫斯基的见解源自伟大的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这种传统重视语言的力量，又给予诗人以预言家、代言人的地位。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或许有些表现力强些，有些弱些，但从来不流于呆板萎靡：诗人不但要博得读者的同感，首先要使读者共同参与。他认为，抒情诗的力量在于它有大感情、大思想的感染力。他确信："描写、反映现实，在诗中没有独立的位置。"诗人不是在讲述，也不是在通知什么，他是在说服，在证明。甚至连诗歌永恒的爱情主题，展开在他的诗中，也是对自己的道德立场的热烈维护，是对自己关于情爱关系见解的热烈维护(如诗作《关于爱情本质从巴黎写给柯斯特罗夫同志的信》即是如此)。
马雅可夫斯基那充满鼓动激情、面向成千上万大众的诗(卢纳察尔斯基称之为"集会诗")，总在探索通往每一个心灵的道路。诗人优秀诗作的号召力与他的诚挚亲切密不可分。他善于找到温柔的"有人味儿"的词语，用这些词"发动人，指引人，也吸引人……"
用诗的手段所能把握的世界，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是无比广阔的。他的诗真正是从现实中来，充满时代的具体特征，密度极大。而这种具体性，实际上是追求高度概括、洞悉展现在人类面前的历史前景的诗性思维的基础。对于今天日常生活的关心与追求明天生活的结果相结合，产生了诗歌新的特质。对于新的艺术手段的求索表现在诗歌所有的方面：词汇、形象性、韵律结构的更新，甚至诗行书写上的变化--马雅可夫斯基将一行诗拆列为"阶梯式"，以便更准确地向读者传达诗语的细微意蕴。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并非简单地写进先前不能入诗的生活细节（要素），而是挖掘出这些生活细节与大世界的关系。当诗人在自己纲领性长诗《穿裤子的云》中让迄今"不能说话的"大街发言时，大街没有落入通常诗歌描写人民大众的那些俗套，而是"蹲下来大声叫道"："我们去大吃大喝！"（Идемте жрать!）这在俄罗斯诗歌中几乎是首次让人群如此示威性地粗鲁地喊叫。这声音，来自那些饥饿、赤贫、屈辱，然而已经大声宣告自己的存在，宣告自己在这个将他们驱逐出去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
《向左进行曲》正是这样一首诗。革命的诗歌以此响亮地宣告了自己的诞生。
这是当时残酷斗争的一个参加者的勇敢直白，让人们感受到那个时代异常紧张的气氛。这里涉及的是最主要的问题。时局的细节和特征，使诗的语言显出真实而且极其坦率，同时，它们又给人以开阔感，可称之为场面浩大。
诗的语言如讲坛演说般气势磅礴：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в марше!展开队形--前进！
Словесной не место кляузе.闲言碎语--住口。
Тише，ораторы!演说家们，暂且安静！
ваше请您
слово，发言，
товарищ маузер!毛瑟枪同志！
Довольно жить законом，我们受够了这日子--
данным Адамом и Евой.守着亚当夏娃的规矩。
Клячу историю загоним.赶起来，历史这匹驽马。
Левой!向左！
Левой!向左！
Левой!向左！
这首诗写给水兵，专门为给水兵朗诵而作。而这个听众群，对语言就要求使用一些特殊的词汇：所谓好诗，应能在炮弹盒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与炮弹为伍。
开头几行就为全诗定下了基调：务实的、号召的、高昂的调子。在这种情况下，诗语仍然是受到制约的，确切地说，仍是按照诗语本身所特有的规律建构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是一种有节奏、押韵、形象的语言。但是在这里符合诗语本身的规律并不是目的，因为对于诗人来说，更主要的是找到词语能够表现出时代所特有的激情--彻底变革世界。
至于这种激情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用鞭子催促历史的悲剧性后果，诗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
《向左进行曲》是在苏维埃共和国与协约国对抗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公社不会被征服"，这种思想决定了整首诗的内容。发口令的喊叫("向左！向左！向左！")、号召的语调、队列步法的节奏--总之这首诗的整个结构都在于肯定铁的纪律的必要性。但这还只是奔向光辉未来、奔向那"光明富饶的乐土"的一个条件。
《向左进行曲》用诗的手段传达出那个时代极其典型的集会气氛，集会上团结一致的感觉，唤起人们站到战斗行列里、加入队伍的愿望。
在马雅可夫斯基这种集会语言中，一些表明时代特征的极富表现力的细节，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苦难的大山"，"瘟疫之海"，包围着共和国的"雇佣的匪帮"，劈头浇来的"钢水"的火流……但这些只是英雄主义高涨的基础。诗中写到人民今天已经向着明天迈出"第一百万步"，而反映人民面貌的便是英雄主义。
也许，这是诗人首次如此清晰地希望表现出时代飞速前进的感觉："挺起威武的胸膛前进！让红旗贴满天空！""赶起来，历史这匹驽马"一语，表明诗人认为革命的力量能主宰历史的进程。
加速历史进程的尝试其实是一种自杀行为；希望超越时代，其结果就是脱离历史进程。但这一点，马雅可夫斯基是后来才意识到的。
《向左进行曲》一诗还反映出，"新鲜的语流"是如何进入诗歌创作的。诗人只选择那些能够站在讲台上面对成千上万的人大喊出来的语汇，首选那些响亮的词语：命令、号令、修辞设问。不过这些词语都是发自内心，是与听众倾心交谈的语言，它既具有号召力，又让人可以信赖。诗格不受俄罗斯传统诗律的限制：被突然的停顿分开的词语，节奏分明、凝重有力，每个词都获得更深的语义和情感，特别是那些处于押韵位置的词。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诗不仅应传达给读者诗的思想，使读者激动，还应该促使读者立即行动。这种观点不仅决定了他诗歌创作的主题和任务，同时也决定着观察世界的规模，决定着用怎样的手段(如诗人所说)，"同阶级一起展开所有战线的斗争"。
"黑麦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义，说明那种容纳了"粗糙的百万大众的声音"，并成为大众的如面包一般必不可少之物的诗歌。在马雅可夫斯基创作总结展览会目录的前言中可以读到："报纸、宣传栏、口号、论辩、广告这些被纯粹抒情诗人和唯美派傲慢地摒弃的东西，作为文学武器最重要的一个种类在这里展出"。
这是一种挑战的说法--马雅可夫斯基有用不尽的论战热情。
诗歌成为武器，建设生活的任务成为它最重要的任务。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诗歌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本来的特质。这特质，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诗歌可深入"大脑和内心的某一块领地，除了诗，别无它途"。诗人坚持"对待艺术应像对待生产那样"，并不懈地努力用自己的创作来证实这一点。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基本上是激情诗。诗人在肯定、在歌颂、在赞美，他将自己一部纲领性的作品命名为《好！》。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长诗之后，还应再接着写一首题为《坏》的诗。当然，好与坏这两个概念必须互相依存：崇高的激情和有力的嘲讽在本质上是互为表里的。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前时期就说过这么一番话："今天需要赞歌，但赞歌很难写。"他当时没有写这种赞歌，即便是触及了这个体裁，在他的讽刺性"赞歌"里，主人公们也不会好受。
诗人创作之始，是歌颂个人疏离那个充斥着庸俗思想、情感和道德的世界的超脱感。对这个世界的拒绝，对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主人的人们的拒绝，可以挑战性的激烈态度表达出来：如诗作《拿去吧！》和《给你们！》以故意粗俗的形象和词汇写出，用明显的讽刺语调和侮辱态度对待诗歌所针对的人，仿佛是当众打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但是，这里关于"诗心的蝴蝶"的话语，却揭示出"粗鲁的匈奴人"善于承受苦难、体验真正痛苦的感受。在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诗作中，抒情主人公既不植根于过去，又不见容于现实。
马雅可夫斯基早期诗的主人公，在向周围发出挑战的同时，又痛苦尖锐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敌对世界上的孤独。他的绝望更频繁地光顾："没有人。／你们明白 ／／ 千日苦难的呼喊吗？ ／／ 灵魂不想沉默着走，／／可又能向谁倾诉？"诗人这些话语无人理睬，他准备献出自己心灵的全部财富，"只为回应一个词／ 温柔的 ／ 贴心的词"，但是，"你去找，／ 你去试吧，--／哪至于呢，／你找得到！"诗人摒弃了过去，又未在这属于"脑满肠肥者"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从那时起，就转向那些未来的人："未来的人们！／ 你们是怎样的？ ／／ 我就是这样，／ 和盘托出 ／只有苦痛和伤残。／／ 我将遗留给你们 ／ 我崇高心灵的果园。"
这正是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革命的原因所在。革命同他关于未来的想法联系了起来，他认为这未来能够击溃萌芽于过去的现在。"公民们！／ 今天千年的'从前'会崩溃。／ 今天重新审视世界的基础。／／ 今天 ／我们要使生活焕然一新 ／直到衣服上最后一颗钮扣"，这是从"诗人札记"中摘引的诗句，它们从那时起，决定着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情调。他越来越坚决地追随时代，越来越执著地在今天去捕捉那可以感觉得到的明日的特征。如果说起初主要是写摆脱了一切自古以来支配着世界和生活的清规戒律而获得的自由感(《我们的进行曲》，《第四共产国际》)，那么后来，用马雅可夫斯基自己的话说，他试图抢先"向前，背起时代做见证人"。至于如何在诗中表现这一切，长诗《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首诗里，视野中尽是一些"琐碎小事"，它们却能成为"通往未来的坚实的脚步"。
然而，确切地说，这里讲的不是那些"琐碎小事"，而是表达出诗人经常感受到的一种愿望，即投入到"名叫事实的大河"中去，揭示每一件事实，首先是日常生活事实的真正含义。
不过，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里，日常生活的特点也独具一格：他的诗确实"不是反光镜，而是放大镜"。诗歌《致涅捷同志--轮船和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外交信使特奥多尔·涅捷，为保卫苏联外交函件免遭武装抢劫，于1926年2月5日牺牲于穿过拉脱维亚境内驶往柏林的列车上。
马雅可夫斯基很了解涅捷，他曾经讲道："上次去罗斯托夫时，我在街上听到卖报人喊：'我们的外交信使涅捷和马赫马斯塔里遭谋杀。'我惊呆了。这是我和涅捷的第一次相遇，已是在他死后。最初的痛苦很快就平息下来。我到了奥德萨，从那里乘轮船去雅尔塔。当我们的轮船驶离奥德萨港湾时，迎面驶来另一艘轮船，那上面用金字刻的两个词'特奥多尔·涅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我与涅捷的第二次相遇，但已经不是和人，而是和一艘轮船。"
诗作的标题，便已经将要描绘的两个层面联系到了一起。要把一个层面同另一个层面剥离出来似乎并不困难。
第一个层面是写日常生活，或者不如说是写些寻常的事：特奥多尔·涅捷与诗人一起"喝茶"，"一只眼睛瞥着火漆印章，彻夜不眠地聊着……""边学做诗，可笑地汗如雨下。"词汇本身在这里特意粗俗些，因为不过是闲聊而已。但这一诗节的结尾有一个细节，也许对于当时的外交信使来说是再平常不过，但读者却完全从另一角度来接受："手指，紧扣着枪机……"关于"特奥多尔·涅捷"号轮船，也是用同样的，绝非崇高的语体来表现的："戴着碟子似的救生圈眼镜"，"你活在缆绳挂钩和烟囱的生命中！"接下来完全是一种亲昵的语气："到这儿来！／ 你不觉水浅？ ／ 从巴统开来 ／ 大概，你的锅炉已经沸腾……"
第二个层面则充满崇高的激情，因为是讲诗人和诗的主人公生命中最神圣的事，事关"共产主义的本质和血肉"。
呼语是马雅可夫斯基最喜欢用的一种手段。这不是一种假设性的修辞格，诗人是在同他所熟悉的人交谈。例如涅捷，就是生活中实有过的那个人，是诗人见过知道的那个人。又例如"特奥多尔·涅捷"号轮船，它就是摇晃着开进"火热的，像要熔化的夏日港湾"的那一艘。在这里，每个细微之处都十分重要，都真实可感，同时又生动鲜明。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极其重要的关于永生不朽的思想，此处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形象化的证明，仿佛得到了物化。
这首先是由于这两个描绘的层面在诗中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乍看来平淡无奇的细节获得了另外的含义，这只须细想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诗的主人公"彻夜闲聊"，却又没忘记一只眼睛瞥着"火漆的封印"，为什么漫漫长夜，当周围早已"瞌睡虫们鼾声大作"，他却在列车的包厢里学做诗。
充其量不过是日常速写，或者如通常所说，是一种"描写"吧。但诗句充满崇高的思想，获得了感人的力量：
За кормой лунища.船尾追着浩大的月亮
Ну и здорово!煞是好看！
Залегла，它落进海里
Просторы н_двое порвав.将悠渺大洋劈为两半。
Будто нвек 仿佛你永远永远
За собой在自己身后
Из битвы коридоровой从走廊的搏斗中
Тянешь след героя，拖着英雄的斑迹
Светел и кровав.斑迹闪着光，又似血点。
这一诗节开首并不追求词汇的精美，使用的是口语句式。接着，事件移到海面，"明月"也只是一个细节，再接下来"永远"一词又扩展了时间的范围。主人公留下的斑迹光辉耀眼，仿佛向远方延伸的月光之路，同时这斑迹既难以捕捉，又是永恒的。
抽象的概念在诗中得以物质化，简直是获得了血肉。而且，如果诗的开篇抒情主人公和特奥多尔·涅捷只是相遇一起("你……和我一起")，那么由于参与共同事业，"对话"、"讲述"就变为抒情独白，以全民性的"我们"的面目出现。于是，在接下来"冒着手枪的肆虐"勇往前进中同仇敌忾的精神得到极好的表现。为人民的幸福加入战斗的人们遭受着极端危险，这种感觉出现在叙述涅捷的命运时，并在下述诗句中被强化："我们活着，／牢牢信守 ／ 铁的誓言。／／ 为了它，--／ 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然而，这里并没有遗憾，也没有报怨，有的只是对伟大目标必将实现的信心。为了这些目标，人可以赴汤蹈火，并相信自己的永生(这里没有任何神秘主义！)："……为的是，／死后，／ 化身 ／／ 轮船，／ 化作诗句 ／ 和其他永恒的事业。"
《致涅捷同志……》一诗可以作为例证，证明马雅可夫斯基说过的话："我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口语调子的"。口语语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多样性。口语的词汇就语调方面作用大小来说远不是同等重要的。一般说来，语调色彩对词的含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里，句子可以突然断开("过来试试--／谁愿意！")，可以分成长短不一的几个部分("到这儿来。／ 你不觉水浅？／／ 从巴统开来，／大概，你的锅炉已经沸腾……")；可以用话语套式("你好，涅捷！ ／我真高兴，你还活着……")；也可用直呼对方(读者-听者)的结构。单独的词和带强重音的词组都能得到突出的强调，节奏也会有变化。诗语的节奏感，可以靠协调诗行的重音数量来创造，每个诗行一般有三至四个重音。在此背景下，重音数量不符的诗行便被鲜明地凸现出来：例如，英雄的名字(确切地说，是姓)--涅捷独占了一行，这意味着它的意义负荷也相当于一行诗。
在这里，马雅可夫斯基还有效地使用了另一种诗歌常用的手法--移行：姓和名的词组被分开，名字("特奥多尔")是一行的结尾，而姓("涅捷")则移到下一行的开头。
马雅可夫斯基在题为《如何做诗》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写作过程"。他的诗的确是"做"出来的，是架构出来的。诗篇都是用来表达诗人所要肯定的一种思想。文中提到的《致谢尔盖·叶赛宁》一诗就是这样"做"的。"致涅捷同志……"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模式上。首先是与一个已经化为……轮船的人相遇，画面给人以强烈印象；接下来是与人和船同时进行谈话，在不减损英雄形象的情况下，赋予主人公感人至深的真诚。再下面，诗行获得了崇高的激情：说到对诗人和他的读者最为重要的思想，说到充实他们生活的崇高意义。但这还不够，结尾时，诗的含义最大限度地被浓缩，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绝无歧解的可能。
这种类型的诗有自己的优点：思想明确，语调坚决，直接面向大众--主要是听众，而非读者。当然，毋庸讳言，这种--做出来的！--诗也经常令人有不满足之感，至于其原因，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解释。
诗人自己也明白，让诗歌服从于宣传和实用的任务，"叫自己的歌厌烦透顶"，这样做其实是使自己的"歌"黯然失色了。但他是有意为之，认定在艺术价值之上有更重要的东西，他明确地宣称："应当彻底粉碎存在非政治的艺术的神话。"
然而，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只写雄壮的"进行曲"和"宣传诗"，他也经常写一些别的诗。在这样的诗里，诗人唤起读者共同思索，与他对话(有时也是同诗中的人物或自己与自己交谈)，并且也非声色俱厉。他有很多"赠诗"、"交谈"，都是按此原则建构的(《纪念日的诗》，《致谢尔盖·叶赛宁》，《与财务检查官谈诗》，《与列宁同志的谈话》)。论证自己关于"诗人在劳动队伍中"的见解，几乎成了这些诗的首要目的。在此，马雅可夫斯基每次都是把服务于当今，服务于今天的主要课题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提出来。关于这一点，他曾半开玩笑，却又相当认真地在诗中对普希金说过，原来据他看，"可以把宣传诗托付给"普希金(《纪念日的诗》)。在《致谢尔盖·叶赛宁》一诗中，马雅可夫斯基高度赞赏的不是崇拜者所推崇的温柔、真诚和美妙，而是力量，是坚毅，是不仅会"歌颂"生活，而且能重新创造生活的能力。"应当／ 首先改造 ／ 生活，／改造后--才能歌颂"，马雅可夫斯基这样肯定自己的思想。
就连类似征税原则这般绝无诗意可言的问题，对于马雅可夫斯基来说，也能引起对诗歌在生活中占有何种位置的深思。
马雅可夫斯基不愿同意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诗人作为纳税人与小商小贩等量齐观。因为当时诗人要呈交预计收入的材料，如逃税还要处以罚款。
在《与财务检查官谈诗》一诗中，进行的完全是事务性的谈话，其中不时出现专门术语："按您的说法，／韵脚--／ 是期票。／／ 隔行贴现--／这是规定。"以及诸如"收支平衡"、"税率"、"税收增长"之类。与此同时，还写进了时价："一卢布九十戈比／ 一百支香烟，／／一卢布六十戈比一包盐……"这些都加强了诗中所述事情的可信感。然而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诗人的劳动应当用另一种尺度来衡量，其强度不是用卢布所能计算的，因为开动的是"心灵机器"，而它还要逐年磨损。
马雅可夫斯基是用生命的代价换得永生这崇高却不轻松的权利，换得在与财务检查官谈话时也持独立见解的权利(《照我们的看法》)。
马雅可夫斯基讲到诗、诗的灵感、灵感的成果，绝无半点抽象性和传统的华而不实。我们在《十几匹飞马》一诗中所看到的，诗人一匹接一匹驱赶着的干活的马，与神话里的飞驹是多么的不同！他又提到诗歌能馈赠永生，但通往永生的票要到交通人民委员会才能弄到。
诗的语言看来的确"有分量，粗鲁，可视"，至少因为它是从"成千吨语言矿石"提炼加工的结果。
不过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谈论是什么使得诗作者"千年万载激动亿万人心"时，不时出现一些诗句讲诗人自己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一种磨损--／／人心和灵魂的磨损"。诗人需要证明自己何以有权存在，并为读者所重视。而诗会不朽的信念("再过几百年／ 你从故纸堆中 ／／ 拿出我的诗 ／就可以把时间倒转！")，绝不是无条件的：
И когда等
это солнце这个太阳
разжиревшим боровом像一只喂肥的小猪
взойдет升起在
над грядущим未来的大地
без нищих и калек，-没有乞丐也没有残疾，--
я我
уже当已
сгнию，腐烂
умерший под забором，长眠在墓墙下，
рядом与十数个
с десятком我的同行
моих коллег.共栖。
把目光首先投向未来，这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原因就在于诗人越来越意识到不可能在现时完全地实现自我。这一意识通过孤独的话题流露出来："你一人，／承受吧，／ 无论是欢乐，／ 是忧伤，／还是人的别的情愫。"在《致谢尔盖·叶赛宁》一诗中，诗人要"让叶赛宁的结局显得不雅"，要歌颂"生之欢乐"，可与此同时，马雅可夫斯基不得不承认，在他"个人的境况"中，也有很多东西与辞世笔友的环境相同："一样的房间，一样的水管，一样不得已的孤独。"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一个用"铜喉的警笛"发出声音的诗人也会讲起"孤独"。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马雅可夫斯基与他千百万同胞所期待的、革命已为之铺平道路的光明未来，迟迟不肯降临。马雅可夫斯基曾用自己的诗句在报纸上、在舞台上多次催促过它。他热烈地劝说、督促："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 未来不会自己跑来……"，"要冲向明天，前进，／让裤裆在行进中撕裂。"
实质上，他坚持不懈地反复写革命主题，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纲领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好！》中：对人民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诗意叙述，使人们重温革命所树立的理想是多么崇高；这就有助于塑造出艺术形象来充分反映这一理想。
当诗人面对现实的时候，情况便复杂多了：这时说明革命理想的是宣言，是口号，是号召，但不是生活；生活是按照自己完全不同的规律发展的。在诗人那些回应国内大事的诗作中，豪言壮语的雄辩越来越经常地取代了真正的激情，原因正在于此。马雅可夫斯基有意识地试图用其他评价标准与艺术性相抗衡，他说："我用公社的标准评定诗的等级……"但如此一来，诗便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成为它所服务的那一套思想的附庸。
马雅可夫斯基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足感，在诗人20年代后半期优秀的诗作中，这种不满足感以感伤的情调清晰地流露出来。诗人自己感觉到这种情调是不合时宜的。出访到大洋彼岸回国途中写成的诗《回家！》，在前几版中是以下面这样的诗句结束的：
Я хочу быть понят моей страной，我希望能为我的国家理解
А не буду понят -但如果不被理解--
что ж.又将奈何。
По родной стране在亲爱的国土上
пройду стороной，我只好溜边绕过，
Как проходит就好像飘落的
косой дождь.斜雨。
后来诗人将这一节删去了。他写道："尽管这里很有些浪漫曲的感伤(听众要掏手帕擦泪了)，我还是把这漂亮的、被雨水打湿的羽毛拔了。"
这几句诗的确是很"漂亮"。与诗人交好的作家Ｂ.卡塔耶夫说得对："就凭这四句诗……也应该给他竖一座纪念碑……"
在长诗《放开喉咙歌唱》的序诗(这是诗人的一篇总结)中，诗人着眼未来，说相信"我的诗会越过世纪的脊背"，这种想法的产生，正是因为他的诗在现实中面临着默默失踪不为人道的命运。"……死去吧，我的诗，／死去，像列兵，／／ 像无名的士兵们 ／在我们进攻的战役中！"他那按照宣传鼓动的要求写成的诗，的确能"用劳动冲破无尽的岁月"--诗人的这一信念，其实被他在这里说的另一番话给动摇了。他说有些诗后人将看做是"古老但可怕的武器"。问题在于古老的武器已不会再是可怕的了。
到这时，马雅可夫斯基也还认为诗的优点就在于它是建设生活的参与者，诗并不鄙视哪怕是最粗笨的工作。但他的疑虑并没有消除：那些"健壮而灵巧"的后辈们是否会愿意回忆起这些用"粗糙的标语牌语言"写成的诗，是否愿意在"埋葬着诗的书坟里"发掘。在企图催促时代、超越时代的同时，诗人却感到，他已落后于时代，已成为过时的人："随年岁的增加／ 我变得类似 ／／ 长尾化石的 ／ 怪物。"
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不断增强的讽刺主题也证明了诗人与时代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武器"--在《放开喉咙歌唱》的序诗中，诗人这样称呼自己那些"举起尖利的韵律长矛"的诗句。
在革命前的时代，讽刺的矛头是针对那些"脑满肠肥"者，针对那些对诗人的话毫无反应的"群氓"。当革命已经完成，革命的敌人则成为马雅可夫斯基讽刺的靶子。到20年代中期前，诗人的讽刺作品越来越转而关注在"我们身上／过去的奴隶思想的残余"。然而，马雅可夫斯基讽刺诗的许多主题、问题和人物都证明，远不总是"过去的思想"在作怪：苏维埃国家创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施以勇敢的嘲讽。
比如说庸俗习气，这绝非如当时所说是过去的残余。它是现实的产物，因而不仅颇具生命力，还在建设苏维埃新生活的条件下繁荣起来。在《关于废物》一诗中，马雅可夫斯基对革命现实中的这种现象给予了第一拳重击。
这首诗刊载在第一期、也是惟一的一期讽刺杂志《波夫》上。杂志准确的全称如今已不得而知，一种非常可能的说法是"未来派的战斗队伍"，因为这三个词都出自马雅可夫斯基的词汇库。《关于废物》一诗，是以国内战争"最后一页结语"--"光荣，光荣，光荣属于英雄！"开篇的。这就加强了与同样首次登在这期杂志上的前面一首诗的强烈对比。赞颂的诗篇紧接着一篇对"败类"辛辣的挖苦。"败类"善于在革命风暴的猛攻中生存，钻营投机，为自己弄个"舒适的办公室和可爱的卧室"。
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市侩不仅可恶，更重要的是还极其危险。单就他们巧妙地钻进国家机关，使单位滋生官僚化疾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然而，使诗人感到可怕的，还有庸俗风气带来的那种气氛，热衷于使"革命天地的风暴平息下来"，让"苏维埃庸俗风气霉烂生苔"。
庸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被描绘得准确而生动。这里有必不可少的镶着马克思肖像的大红镜框，还有做垫板用的《消息报》。这些细节起到背景的作用，衬托出一个苏维埃官僚由于自我得意而油光锃亮的嘴脸("被茶炊的热气吹得瘫软")。但他在家里还没忘记称自己的妻子为"娜佳同志"。这也是官僚之妻荒诞肖像的背景。她在学弹钢琴，却拿腔作势地说："今天我要奉献一曲什么呢？……"
在《关于废物》一诗中，日常生活并不是讽刺揭露的对象，而是庸俗习气这种现象的政治本质的表现形式。属于此类的人是革命时代造就的，却只会把革命的各种观念庸俗化。他们在自己周围营造的那个环境，其中每个细节都足以令人们对属于革命的一些概念侧目而视。甚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一词也同"舞会"联在了一起。还有什么样的搭配会比这更荒谬呢？
马雅可夫斯基曾多次讲过如何创作讽刺作品。这项工作要从挑选主题开始，主题要能"禁不住招人挖苦"，《关于废物》一诗的基础，正是这样的主题。但是，只有在诗歌中词语尖刻时，挖苦才有力量。马雅可夫斯基列举了使词语尖锐化的一些手段：这可以通过"突出夸张的韵脚……通过使结论荒谬，通过荒诞的夸张"等来达到。在《关于废物》一诗中，押韵的词都是极其粗鲁的(庸人的丑脸，屁股，败类，太平洋的马裤)，结论的确十分荒谬("你们还不如／ 把金丝雀的脑袋拧下来--／ 这样共产主义 ／就不会被金丝雀打败！")--不会伤人的金丝雀，作为平庸生活的一个必备的细节，却是"比弗兰格尔还可怕"了，最后，富有表现力的夸张使描绘达到了荒诞的极限("五年的长坐让屁股磨出茧子，／硬得就像洗脸池")。
喜剧《臭虫》和《澡堂》是马雅可夫斯基讽刺创作的独特总结。庸俗风气和官僚主义作为深入到社会主义理想生活中的最可怕的敌人(不只诗人一人相信这一点)，在此遭到严厉的讥讽和揭露。马雅可夫斯基很清楚："有多少理想在厨房和被单下殒灭。"他认为，战胜日常生活对人的这种腐蚀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对蜕变分子的嘲笑。例如过去的工人、党员普里谢普金，"响当当地"脱离了自己的阶级，抛弃了爱人，后来到姓列涅桑斯的暴富的新经济政策分子(现在该叫商人)家里当了女婿(《臭虫》)。又如醉心于手中权力的"极端重要的"波别达诺西科夫(《澡堂》)。但是，仅有嘲笑和揭露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又把故事推到未来，在未来解决我们今天生活所产生的矛盾冲突。然而，在诗人的未来里住的，并非是活生生的人，只是机械的道具。
在催赶时间的同时，诗人尽力冲破现实的界限。然而，他的这一类作品无一例外地证实，读者进入的是人为构想的空间，那里没有活人--也没有生活的一席之地。
强烈希望改造生活时能企及未来的(普遍的)幸福，与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生活进程构成尖锐的矛盾。这正是向来反对"可耻的理智"的诗人之悲剧所在。
我们这样说，绝非一句空话。马雅可夫斯基写深刻的个人主题的诗篇可作证明。这些诗以其中饱含的强烈的感情力量使人震撼："除了你的爱情／ 我 ／ 没有别的太阳……"(《给莉莉奇卡》)，"……我站着，／被火焰缠绕 ／／ 在不可思议的爱情 ／永不熄灭的篝火中"(《人》)。当然，诗人屈从于责任感，可以拒绝承认爱情主题有存在的权利："现在还不是闲扯爱情的时候"。但他却不能也不愿摆脱爱情的威力，他只是想于其中加入新的现实所要求的另一种意义。
在给莉丽娅·尤里耶芙娜·勃里克的信中，马雅可夫斯基写到："爱情对我来说是否是全部？是的，但却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爱情，这是生活。这是主要的东西。从爱情衍生出诗、事业和其他一切。爱情，这是一切的心脏。如果爱情停止工作，其他的一切都将停顿，成为多余的和不需要的。但如果这个心脏还在工作，它便无处不在。"在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中展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颗善于爱，也因而对世界发生的一切都给予回应的"无处不在的心"。对诗人来说，谈爱情，就等于谈生活，谈个人命运中最重要的事。因为他坚信，这种感情也应与时代合拍："……革命的战役／ 比'波尔塔瓦'之战更严峻 ／／ 而爱情 ／比奥涅金的爱更宏大"(《纪念日的诗》)。爱情的幸福与革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解决这个问题时简单化地轻率从事，是马雅可夫斯基所不取的。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遵循着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对世界提出的共同要求，他知道，决定爱情"不应用任何的'应该'或'不应该'，而只能通过与全世界的自由竞赛"。
是什么东西能保证在这场竞赛中获胜？马雅可夫斯基认为，是把两个人连在一起，却又不把他们与世界隔离的一种感情。那种把人局限于狭小世界("在居室的狭小世界里")的感情，对他来说，与他所憎恶的陈词滥调"恋爱的心装得下全世界"同出一辙。诗人所肯定的崇高爱情的理想，只能在光辉的未来中实现。因此诗歌的任务就是加速通往未来的步伐，战胜"平日里的荒唐"("你用茶叶来代替爱情吗？用织补袜子来代替爱情吗？")，"沿着诗行跑进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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