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陆卓宁-读吧

导 论

在键盘上敲下"台湾文学"这一概念，内心涌起一份深深的感触。

不错，我们也常常在讨论文学的场域里，非常自然随意地命名某一地区的文学，诸如"广西文学"、"湖南文学"等等，但很显然，这些称谓更多的是源自对一个行政区域的表述定势，或者某种意义上的界说和比较的方便而已。而"台湾文学"却决然不同。如果以台湾地区新文学历史为一个断代--这也合乎台湾文学发展的实际，"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飘零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铁蹄之下，时至今日，她依然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中。然而，在这一充满悲情的特定的社会历史长河中，对抗强权、民族回归、文化认同作为文学的核心问题则一直流淌于台湾文学百年发展历史的始终。正是："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皮靴踩过，马蹄踩过厘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余光中诗《白玉苦瓜》)。于是，"20世纪台湾文学史略"，对于我们，就是一次特别的文化书写，一次特别的精神之旅。

一、台湾新文学百年历史扫描

台湾的中华民族属性是毋庸置疑的。最早于《三国志·吴书--)中就有记载：孙权为"普天一统"，"遣将军卫温、诸葛直以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及直洲"。至隋，陈棱率兵万余抵流求，身后被祀为台湾"开山祖"。(《隋书·东夷列传》记载："流求国居海东，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此之流求，风土习俗、方位和文化系统皆与三国夷州颇多相似之处，所以学者多认为即为台湾。宋以后历代王朝均在台设置行政机构。至明(1662)，郑成功率兵驱逐荷兰殖民者，他在致荷兰驻台末任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郑成功率兵成功收复台湾后，按明朝政体在台湾建立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机制，使台湾地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体系、思想文明得以建构和向前发展。1895年，甲午战败，清廷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正是宝岛台湾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她多劫的命运，也由此凝成了一部独特的"血史"。而台湾的新文学便是以其沉重的步履和民族回归的浩然正气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学之途，并始终行进在中华民族文学的淼淼大川之中。

导源于祖国五四运动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以反日爱国精神和文学革新意识双轨并行的。从1895--1945年这整整50年的日据时期，在残暴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从人身的抗争到文学的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当腐败的清廷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闻之道路，有割弃全台与倭之说，不胜悲愤!......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于是，整整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与前仆后继的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相呼应，反对日本殖民文化、保卫民族传统文化与应和祖国大陆新文学革命的运动则犹如地火运行，顽强悲壮，势不可挡。

20世纪20年代，不论是在日本留学还是到祖国大陆求学或者是留在本土的台湾爱国青年，都纷纷以不同方式投入到捍卫民族精神、革新文言旧体的运动当中。1920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组织成立以"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为宗旨的"新民会"，创办《台湾青年》月刊，号召爱国青年"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自新自强"，并在该刊载文指出，祖国大陆新近倡导的白话文学，负有传播文明思想，改造社会之使命，呼吁有光荣历史的台湾文坛，应循此方向努力。1921年台湾本岛一批富有民族意识的知识者组建台湾文化协会，推进以启迪民智、灌输民族思想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而台湾青年张我军则在北平接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鲁迅的教诲，将五四文学精神引进台湾，并严正宣布，"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深入，不但接续和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文学勇士，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最有血性的力量所在。如张我军、赖和、杨云萍、林越峰、杨华、杨逵、龙瑛宗、张文环、吕赫若等一大批作家及其写就的大量以歌当哭的作品；而针对战争期(1937--1945)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台湾作家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挣扎苦斗，或潜渡祖国大陆从事救亡文化活动，或介绍古典名著以保全民族意识，或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从事汉文学创作，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就是一部最有典范意义的爱国主义泣血之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得以光复并回归祖国。随着与文化母体的重新衔接和语言断层的重新熔续，台湾新文学如经烈火锻造的钢铁愈发地坚强挺立。一批因在日据时期被迫接受使用日语写作的作家，宁愿给自己留下创作的空白也坚决摒弃日文写作，而顽强努力地学习母语；大批祖国大陆作家(指从祖国大陆来到台湾的作家，下同)如许寿棠、台静农、李何林、黄荣灿、姚一苇、田野、谢冰莹、孙达人、袁珂、雷石榆等则渡海赴台，和以杨逵为代表的台湾爱国作家(台湾作家指生长在台湾的作家，下同)一起携手重新建设台湾新文学，并因此而掀起了以振兴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台湾文学的光复热潮。

1949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一大批文人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由此虽然实现了两个文学球根和文学精神的结合，也改变了台湾文坛的原有结构和创作队伍，台湾的文学发展在传统价值理性上与大陆母体也存在着深层次地深刻勾联，但此后却形成了相当特殊的文学景观。

台湾国民党当局在1949年困守台湾后，出于政治上统治和思想上钳制的需要，首先在全岛颁发了"戒严令"，随后则对全台湾进行了包括意识、文化、教育、外交等在内的全面"整改"；同时，客观地说，他们还出于稳定社会、安抚民众的需要，在经济举措上也做了较为切实的努力。当然，还由于期间获得了大量的"美援"和"日援"。因此，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由静态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也完成了偏狭的政治取向和民族意识的驯化。随后，70年代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遗弃"而警醒，80年代受到世界政治风云的冲击和回归思潮的驱动而"解严"。至此，社会体制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已经形成的偏狭的政治和民族观念则受到了来自全岛认同和回归潮流的审视和质疑，并由此而形成了一定的开放局势。

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其主流文学则经历了一个由偏狭到拓展的发展过程。

20世纪5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同时，为了把台湾建成所谓牢固的"反共"基地，实现他们·反共复国"的梦想，对文艺提出了"臣服"其特定历史困境需要的规范和要求，把文艺纳人了他们"反共复国"的轨道。就在1950年初春，国民党退守台湾还惊魂未定，蒋介石就指示国民党"文运会"主委、台湾文化界的领导人张道藩：要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奖励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随后，台湾文化当局以张道藩为首成立了若干个文艺机构，并通过几乎所有的舆论、传媒手段，"号召"文学要"反共"，文艺要"战斗"。在台湾当局的直接操纵下，"反共复国"被视为台湾文艺家的"神圣"任务。一时间，以赤裸裸的政治功利为目的的"反共文学"以及在思想内容上看似比"反共文学"有所扩展而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战斗文艺"洪水般泛滥。明显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意识偏执，对文学的残暴造成T$C学背离民族传统、背离社会现实的滥殇。

在具体创作上，诸如陈纪滢的《获村传》、姜贵的《旋风》等，虽不乏细节描写的生动，但那些被随意歪曲了的历史真相，那些被概念化处理了的作品人物，那些被模式化定格了的情节结构等的组合，充其量是一幅政治挂图。

不必赘言，"反共复国"自然成为梦呓。而且，为配合"反共文学"、"战斗文艺"，台湾当局还开展了所谓的"清除三害运动"，其中的"赤色的毒"，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还包括了五四、：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令台湾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人为的隔绝与祖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进步文艺的联系，最终却使文学陷入了断层的尴尬，乃至催生了文学的反叛。正是这样，台湾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沐浴了"欧风美雨"之后，不少的文学青年对那些脱离了台湾社会现实生活的拙劣的"反共八股"，对那些政治挂图式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化的倾向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祖国大陆的母体文化联系已完全断绝，剩下的似乎就只有诉求于西方。于是，长达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现代派文学"则忽如千树万树领一时风骚。正如余光中所说，弄潮甚至对一切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都起了反感，至少起了怀疑。余下的一条路，似乎就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弗洛伊德的泛性说和心理分析，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反理性的诗等等，乃成为年轻作者刻意追摹的对象"。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此间的文学诬化大多成为了陈映真所批评的"西方现代主义的亚流"。一些瑚代派创作恶性西化，走火人魔，晦涩难懂，逃避现实，也缺乏殉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应有的批判。但是，毕竟，它的反现实的姿态无疑造成了对"反共文学"、"战斗文艺"的一种拒绝，而且，剥于台湾正处在由静态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各阶层人们的形形色色的心态，它们所作的投射和艺术观照，无疑具确一种独特的史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像白先勇、於梨华以及欧阳子、王文兴等人的现代派文学创作，对于冲击荒原般的台湾文坛，丰富其艺术表现力还是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诚如他们所言，"我们不想在想当年的瘫痪心理下过日子"，"我们有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感情，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不过，面对特定时期的政治和民族的意志力，"艺术至上"的文学守望是难以为继的。20世纪70年代，台湾面临再度孤悬海外的危机，台湾当局则"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出卖为外国人心灵"。这样，高扬民族意识的乡土文学思潮蓬勃兴起，有如混浊太空中刮来的一阵春风，给原是出于追寻自我实则已失却自我的文坛注入了一股勃勃生机，"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的、血肉相连的乡土上生根，由此而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出卖"。并以一批坚实的"乡土文学"创作取代了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坛的位置。这样，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得以从狭小的个人空间跨入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作为"乡土文学"中坚力量的黄春明、王桢和等人的创作，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倾向和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继承；尤其是享有"台湾的杜甫"之称的陈映真，此间的创作更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相互渗透和突进的最好文本。其《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如《夜行货车》的意象、象征、意识流等现代派文学技巧的稔熟，正是表明文学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超越。我们透过刘小玲和詹奕宏在迷蒙夜色中踏归乡土的"夜行货车"的决然，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启示。这里包括了文学创作如何处理继承与借鉴的意义，更彰显了回归乡土，高扬民族精神的意志。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应当说，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思潮及其创作，实际上已经在演练并张扬着传统的民族的文学所应具有的自觉和使命感即便是"拿现代派作家来说，他们正是在批评声中开始认识到认同传统的迫切性和关怀现实的重要性，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创作路线。......尤其是自1950年以来受内战及世界冷战结构影响形成反共抗俄思想垄断。两种不同的创作路线，给80年代以后作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艺术参照系。他们以后从事艺术革新，多半吸收现代艺术的不同长处建立自己的风格"。

20世纪踟年代以来，全球政治动荡，台湾社会则充满了激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台湾发出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热烈呼吁下，炎黄子孙认同回归的潮流已然日甚一日。于是，台湾文坛上原已形成或各执一词的种种文学流派，主要是乡土和现代两大流派，经过排斥、吸收和融聚，都取得了各自的发展空间和态势，以往那种由某一文学流派固守一方、独霸一时的成规已轰然倒塌，代之而起的则是空前的开放景观。

首先是伴随着"政治解严"而来的"书禁"、"报禁"以及"史禁"等的解冻给文坛所带来的兴奋。鲁迅的《阿Q正传》着实让不少台湾当代文化人叹为观止。陈映真就不无感慨：没有想到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祖国就有了如此杰出的作品。随后，社会由主流意识形态为统领转而进入一个多元繁复的社会状态，整个文坛则形成了以直接描写台湾当代或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的政治小说和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变革的社会问题小说为主，又兼容其他文学思潮及其创作，譬如新女性主义文学、怀乡思亲文学、都市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及以娱乐功能为目的的休闲文学等在内的文学格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在80年代中期由于"解严"而释放出来的政治能量已经逐渐衰退，但是台湾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存仍然吸引着文学的主要目光，时政小说的现实感、历史意识和批判意识更为突出；女性写作随着台湾妇女运动的高涨和学院派女性主义学者的涌现，其主体意识则更增强了自我反省的色彩，特别是深受"解构男性神话"、"身体政治"、"边缘反抗"等女性主义学理批评的影响，女性写作的政治视野更为活泛，情欲书写亦显"胆识"；而都市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文学思潮则更以"新世代"作家为创作主体，其创作意旨在承传一般意义上的现实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基础上，表现出更为实际的、具体的问题意识，社会转趋富裕后的"富贵病"、后现代社会人性的驳杂与诡谲往往被他们所津津乐道；同时，伴随着社会消费文化的弥漫，文学的消费性也日趋明显，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逐渐消弭。随着世界文化交流和碰撞趋势的日益深化，新旧世纪交替时期的丰富的文学发展态势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走向21世纪，进入一个更为繁复、更为多元、更为平实的文学环流。

质言之，台湾新文学的百年历史始终贯穿着对抗强权、民族回归、文化认同的文学精神，并因此而极大地丰富了"一个中国"的文学历史，"一个中国"的文学精神。

二、海峡两岸文学关系辩证

或许是台湾在文化地理上的极其特殊性，决定了她命运的多劫；同样，又恰恰是台湾文化地理上的极其特殊性，锻造了她特别坚忍、特别顽强、特别具有民族意志的品格，乃至在历经了无数的历史劫难，对民族融合的企盼，对中华文化的坚决认同，仍表现出"九死而不悔"的执著。于是，在这一历史前提下进入两岸文学关系的辩证思考，我们就有了一种血浓于水却又充分现代的理性。

无疑，两岸文学的关系最凸显的当集中于两岸在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下所发生和发展的1949年以后的文学。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两岸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关系?

一般来说，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同这些设施相适应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形式的意识形态。因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是毫无疑义的；而"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既有对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与矛盾的认识功能，又具有基于一定的立场、信念、理想和实践目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思想、情感进行价值性评判"。而如果它恰恰代表了一定社会的权力话语对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与矛盾的认识功能，并且是以一定社会的权力话语的立场、信念、理想和实践目的而对于社会生活的思想、情感上进行价值性评判，那么，它便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同样是毫无疑义的。

如此说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权力，表现在社会结构的重组或者"新秩序"的建设这样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必然会构成对整个社会历史空间的强有力地覆盖和制约。比如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所造成的两岸不同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局面，以及都面临着社会结构的重组或者"新秩序"的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它们无疑都受到了代表一定社会权力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强有力地覆盖和制约。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文学，它不可能不是一定社会的话语权力对社会生活矛盾的认识功能、情感上价值评判的精神代表。正是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特别暖昧的关系，有时甚至达到了难以剥离的胶着状态，自然就充当了这一政治权力的意志的体现者。

处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的台湾当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诚如白先勇所言，从火车站到啤酒瓶商标都贴满了"反共复国"的标语。而浸淫于此间的台湾当局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所谓的"战斗文艺"、"反共文学"，其本质能指几近被阉割，自觉不自觉地服从于台湾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社会规定性，进而成为了政治权力的"代言人"。这当然已经是台湾当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意志的物态表现。因此，它最终被作为"反共八股"而遭到唾弃也就不奇怪了。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祖国大陆文学，诸如"工农兵文学"，如果说也服从于社会的规定性的话，毕竟其社会的规定性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这股"工农兵文学思潮"被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言人"，其审美价值固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略，但是，它毕竟表现出了在"新秩序"建构之时的一定意义的积极性。而且，处于这一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无疑更多的是关联与缝合。这种关联与缝合则表现在适应和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地、直接地、明快地、通俗地展示要求。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兵文学"其"良好愿望"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非常痛心的是，随着极"左"思潮的愈演愈烈，社会的进程逐渐背离了富国强民的历史渴望，文学最终也无法幸免遭至"奴役"。

至此，如果说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虽然发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服从于不同的社会(地区)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但是，它们却表现出了某些相同所在。那就是，当我们完全剥离了两者不同的政治的、权力意志的，甚至是情感态度的相关层面，它们最后所裸露出来的，便都同样地仅只是功利的、工具的、物态的意义了。进言之，从意识形态应有的内涵来说，政治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哲学意识、宗教意识、审美意识等同样是构成文学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内容。但在"工农兵文学思潮"和"反共文学思潮"历史文本中，除了被党史、社会科学史或权力意志已经证明或"命名"的政治结论以外，哲学意识、宗教意识、审美意识这样的提法则显得十分奢侈；而且，构成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也应该是多层次多向度的，有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也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还有民间的意识形态。三者应该构成一种多维的、有序的对话关系。但遗憾的是，在tt工农兵文学思潮"与"反共文学思潮"历史话语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声音。这些无疑都曾给两岸的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创伤。

诚然，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固然有服从于一定的社会规定性的一面，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就仅仅是那个历史条件下的权力话语的反映。就整体而言，一个时代的文学所反映的应该是整个时代所有阶级的意识，即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它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而且，文学毕竟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一。这就使它作为人类掌握现实的一种特殊方式，作为反映并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又是应该有其特殊规定性的。从根本上说，其特殊规定性就在于形象化方式的审美性及其自由性和超越性。因此，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主流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秩序基本排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不断相互适应和谐调，它便不再是以一种强权的姿态出现，相反，与经济基础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谐调的。这样，在此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学的本质功能、文学的特殊规定性便获得一个释放的空间，以形象或意境来表征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把一般意识形态所隐蔽的现实生活关系揭示出来，对社会、对思维、对情感，或日对真善美与假丑恶实现其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都不可能实现的启蒙意义。祖国大陆文学在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革命"结束之后，台湾地区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解严"之后便是如此。

我们当然不能模糊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这也不是历史的态度。但是，台湾文学经过对"反共八股"和所谓的"战斗文艺"的反动以及一度"西化"的迷误，在"乡土文学"的论争中重新自省。就整体而言，终于回归文学主体，在现代与传统的交融中，在对现实的关注与发言中实现文学精神的"软着陆"；而祖国大陆文学则在极"左"思潮发展到极端之后，以社会改革为先导，也终于走向了开放，在主体与价值理性的思辨与重构中，趋向文学的人文终极。海峡两岸当代文学经由背离和历史挫动，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对立性的逐渐淡化中，以主体回归的意义，互相关怀，互相趋近，其殊途同归的动人态势毕竟是令人兴奋和期待的。

质言之，祖国大陆就是深厚博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之所在，根之所在。尤其是1949年政治格局的大变动，祖国大陆的历史抉择，从根本上说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代表了民族的意志。如果说，在文化意义上，海峡彼岸是祖国大陆历史文化的拓展和延续的话，那么，表现在文学上，彼此的关系无疑就是支流与主流的关系。事实上，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主流的祖国大陆文学，从来都表现出了她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气度。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对台湾地区的星火传播，就从整体上深化了台湾地区的反殖民主义文学运动；20世纪50年代以后，虽然随着政治体制的根本对立，彼此在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日渐深刻背离，但是，如果我们不怀任何偏见地正视历史，就会看到，民族文化的超越力、融合力、包容力仍高高地悬浮于万物之上又深深地潜流于"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版图和两岸手足的心田之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新旧世纪交替，世界文化交流和碰撞趋势日益深化，文化认同与精神寻根深人人心的世界浪潮中，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根本代表，祖国大陆文学又以她开放的胸怀吸纳了台湾地区文学，从而使彼岸文学在对中国文学的承传中改变了偏狭之见，也为中国文学新秩序的重构展示了深刻的可能。诚如台湾一批当代文学的先行者所言："我们从冬蛰中苏醒；用炽热的、渴望家园的情怀，从海峡此岸，张望彼岸；从海峡彼岸，张望此岸。亿万年前，大陆与台湾本是相连的，本是一体；后因地壳变动，把它们分了开来。地壳有一天也许再度滚动把它们连在一起；现在，让我们用爱心、用互信，增加共识，促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