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俄罗斯文学（二）

1.2世纪之交的科学环境与文化
新世纪初期是自然科学(首先是物理与数学领域)重大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我们试举一些最重要的发现：无线通讯的发明，X光的发现，电子质的确定，辐射现象的研究，以及在世界观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量子理论(1900)、狭义相对论(1905)和广义相对论(1916-1917)的创立。新的发现极大地动摇了过去对世界结构的看法。而且，以前被认为是首要公理的世界可知性的观念，如今也遭到了怀疑。"物质消失了"这一说法，正表明古典自然科学已危机重重。
以前的各种科学见解都是在欧洲启蒙时代的传统中形成的，它们建立在确定无疑的规律这种观念之上，建立在自然现象可预知性这一基本原则之上。自然过程的可重复性和可预见性，都被看做整个因果关系的类属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证主义的思维原则，它统治了19世纪整个世界的科学领地。
实证主义的思维原则也扩及到了社会领域：人的生活被理解为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由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所支配。虽然对人的生活的解释，并非一切全都能令人满意，但人们相信，科学有朝一日将会无所不知，将会使整个世界臣服于人类的理性。
科学新发现则根本不同于世界在结构上已经穷尽的观念。过去在人看来是稳定的东西，变成了变幻不定的、永远运动着的东西。人们已经明白，任何解释都不是万能的，它需要不断地充实。这样的认识是理论物理学创建的补充原则对世界观产生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更加彻底地修正了以往的世界观念。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衡量系统都不是绝对的，它应用的领域总受到个别情况的局限。各种过程的中心与边缘都是相对的，它们互易其位。由此，相对运动着的物质成了物理学和机械学考察的对象。
随着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化，理解历史的原则也得到了重新审视。从前那种不可动摇的历史发展模式建立在因果直线相承的观念之上，这时则把任何的历史学逻辑都理解为一种相对的和近似的东西。因与果不再被视为经验性的实在物，而是符号性的现象，也就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意识现象。
19世纪的历史学把人类在时间中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合理的但同时又是无意识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人来实现，却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这样看待历史，人就成了历史洪流中的沙粒；社会制度、宗教运动、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等等的历史，被看得重于人的历史，而这样一来，人的作用只是建筑材料而已了。
旧历史观的危机，首先表现在失去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失去了某种世界观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兼语文学家尼采的"上帝已死"这句名言，便是对这一危机颇为概括的说明。"物质消失了"(自然科学的提法)和"上帝已死"(伦理-历史的提法)这两句含义相似的话语，记录了牢固的世界观基础的消解，标志着相对主义时代的来临，反映出对世界统一秩序的信念危机。
尽管不同的思想家们对这一危机有着不同的认识，为克服这一危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就总体而言，危机促进了俄罗斯哲学思想界的积极探索；俄罗斯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真正的繁荣。В.索洛维约夫、Л.舍斯托夫、Н.别尔嘉耶夫、С.布尔加科夫、В.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一些大哲学家们，对俄罗斯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中一些人甚至积极地参与了文学创作。在当时的俄罗斯哲学中，尤其重要的是对认识论和伦理问题的思考：许多思想家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个性的精神世界上，并用一些与文学颇为接近的范畴来诠释生活，如生活与命运、良心与爱、洞察与迷途。他们共同努力，把人从无所不包的命定论的假象中解救出来，帮助他去理解实践经验与精神经验的多样性。
也是在世纪之交，艺术的存在条件得以迅速改变。俄罗斯城市居民的增多，国民教育取得的成就，最后是服务于艺术的技巧手法的更新，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观众群和读者群的快速扩大。1885年，莫斯科成立了С.И.马蒙托夫私人歌剧院；自1895年起，新的艺术形式--电影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90年代，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向广大的普通民众开放。俄罗斯文化生活的这些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都说明一个主要的问题，即艺术参与者的人数在迅猛增长，文化生活的众多事件不断激起社会反响。新剧院在涌现，艺术展比以往更加频繁，新的出版社接连成立。艺术获得了影响国民精神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文化生活的大众化过程中，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在俄罗斯，同高雅艺术平行发展的还有所谓的大众文化；后者反映人际关系，带有原始的简单化特性。伴随"艺术市场"，还出现了艺术的商业化，媒体关注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创作，不如说是他的私生活；一部分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自我推销，甚至于引发沸沸扬扬的丑闻；一些新的艺术和文学团体，为了博得大众的青睐而相互角逐。与大众文化相对立的是精品艺术，它从一开始就限定在少数鉴赏者的圈子内。因此，艺术与文学都分成了相互冲突的两极，体现为性质各异的不同流派和创作团体。
世纪初的艺术还具有另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加强了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更积极地利用了国内外的艺术经验。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文化自然而然地被融入了世界文化的语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柴科夫斯基成了毫无异议的国际性权威。到20世纪初，每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譬如法国文化现象，很快便会成为俄罗斯的文化财富。相反亦然，比如在С.佳吉列夫的努力下，俄罗斯芭蕾舞立即在欧洲赢得了崇高声誉。俄罗斯与欧洲文化之间能如此广泛地交流，作家们积极的翻译活动和俄国企业家们对文化事业的资助，起了推动作用。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最早是以英文出版的(他的其他许多作品都同时用俄语和德语出版)。同样众所周知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最初以俄译文刊行于世，只是后来才有母语的版本。这一切促使俄罗斯艺术界很自由地去借鉴各个时期的世界艺术经验，为创造比以往更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准备了前提条件(在普希金时代也有俄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作用的类似事实)。
世纪之交的审美多元化，还表现在艺术流派与思潮状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前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比较平稳，如古典主义文学让位于感伤主义文学，而后者也照样被浪漫主义文学所替代；在文学史的每个阶段上，总有某一个流派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各种审美体系同时共存。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两股最强大的文学思潮，它们平行发展，而且照例是在相互的斗争之中。不过从风格上讲，现实主义并非是单一的，而是由若干个"现实主义"构成的复合物(它的每个变体都需要文学史家另加界定)。现代主义的特点，则是内部极不稳定：五花八门的流派和创作团体变动不居，时生时灭，时合时分。世纪初的一位著名批评家曾指出："文学分流成涓涓小溪。"
新的形势为最出人意料的组合与互动创造了条件：出现了风格折衷的作品，组建了为时短暂的各种协会，它们试图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把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原则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对20世纪初的艺术而言，以"流派与思潮"为基础来分门别类各种现象，原本就带有假定性、相对性。例如В.谢洛夫、高尔基、М.弗鲁别利、А.勃洛克、И.斯特拉文斯基和М.库兹明等人的艺术，不可能被无条件地断定为某种"主义"。就某个具体作家的个人风格而言，这种情形在Л.安德列耶夫悲伤之情自然流露的一席话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我是何许人也？对出身高贵的颓废派来说，是个可鄙的现实主义者；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派而言，是个甚可怀疑的象征主义者。"
各类艺术相互之间的积极影响艺术在不同门类的独特的扩散，是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期文化的一大特征。舞台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最具综合性的一门艺术，它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巨大的繁荣。创作者多才多艺的现象时有发生，如М.库兹明把作诗与作曲结合了起来，М.丘尔利奥尼斯则把音乐融于绘画之中，未来主义诗人Д.布尔留克、Е.古罗、В.马雅可夫斯基都曾从事过造型艺术。在这一时期，人们甚至从相邻的艺术领域借用体裁名称，А.斯克里亚宾把自己的一些交响乐作品称为"史诗"，А.别雷则相反，将自己的文学巨制从体裁上定名为"交响乐"。
1.3文学流派
俄罗斯文学在过去具有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审美观上变得层次繁多了。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许多现象，所以会在创作上分道扬镳，原因与其说是各种文学团体和流派之间的斗争(文学生活中的这些事实是第二性的)，不如说是文学中对文学的任务是什么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观点，相应地对人在世界中占有什么地位也产生了不同看法。正是对人的能力与使命的不同评价，使得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统一的文学中采取了不同的走向。
我们来比较一下同在世纪初问世、标题相近的两部作品。一部是短篇小说《矮人》，出自Ф.索洛古勃之手，他是最卓越的现代主义小说大师之一。另一部是讽喻体史诗小说《人》，它的作者便是当时现实主义流派的领袖高尔基。
在前一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是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形象，但他身上依然搏动着一颗活生生的心灵，所以值得让人同情。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认为小人物遭遇不幸的原因，就在于不良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的沉重压力。但新世纪初的作家对人遭受痛苦的本质，有迥然不同的认识。无论在高尔基的史诗中，还是在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说里，人的品格或者独立于社会环境，或者与它背道而驰。在新一代的作家看来，人自己的所获与所失，都是他本身造成的。因此，作者们对自己主人公的态度，与文学传统相比，要苛刻得多。
高尔基的史诗小说《人》充满了高昂的激情，收尾又是对胜利者--人的真正礼赞；人是胜利者，是"伟岸、高傲而自由的"斗士，他"一往无前！又向上攀登！永远是一往无前！又向上攀登！"整部作品激情恢弘，以至于读者想不到要问主人公所处时空的特点。激情高扬的辞风排斥精细的描写，而是依靠抽象化的抒情；它的任务不在于准确的反映，而在于产生使人信服的感染力。史诗小说结尾有大量感叹号，表达了作者满怀激情地坚信，人能够挺胸而立，能成长为巨人，即变成大写的人。为此，人不仅需要冲破周围生活中的黑暗，还须战胜此前文化中一些重要的价值因素，如爱、友谊、希望、愤怒、信念。在克服人的"创造精神"中的上述不完善之处时，主要依靠的是思想，是这鼓舞人心的力量。《人》是视人为英雄精神的集中而又极端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尔基的一部分文学盟友也是这样看待人的使命的。
在索洛古勃的短篇小说《矮人》中，作者对其主人公态度的基调则截然相反：冷酷的讽刺，轻蔑的嘲笑。小说里的冲突以日常生活为背景，是由萨兰宁夫妇在身材与体重上相差悬殊而起的。妻子"人高马大"，而丈夫"够不到中等个儿"。索洛古勃揶揄地使用隐喻，把自己的"小人物"塑造为小矮子，又让他采取有悖常理的做法去纠正这种状况。开始，他仿佛同高尔基的说法相吻合，满心指望着科学："科学的惊人发现与日俱增……难道真的会没有办法叫我长个儿，或者缩小阿格拉娅庞大的身子？"找来找去，他找到一个有神效药水的人，这种药剂能减轻人的重量，缩短人的身高。买来药水后，萨兰宁诱劝老婆服药；而老婆却琢磨着这药肯定有问题，就把他们的杯子交换了一下位置。丈夫喝下了这神秘的药液，几经痛苦挣扎，他变得越来越小，几乎消失在尘雾之中。
在高尔基的小说中，人成长为坚不可摧的巨人；在索洛古勃那里，人缩成微不足道的尘粒。改变生活的尝试招致自我的毁灭，对理性的希望则演变为意外的惨剧。人在这个世界中孤零零的，注定要遭受磨难，他对理想世界的期望以及对改造世界的觊觎，是没有可能实现的。惟一值得人去做的，并且可受人支配的，在索洛古勃看来，是创作的幻想，是人的精神的个体活动。与这种世界感受颇为接近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现代主义艺术家，尤其是在这一流派形成的早期。小说中作者的讽刺态度并未能掩盖索洛古勃悲剧性的世界观基础。现代主义对人和世界的看法，从根本上说是悲剧性的。
诚然，前举两例属于不同的世界观立场水火不相容的极端表现。很多现实主义者，首先是小说《人》的作者，本身对生活的理解要更复杂，也更深刻，而他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成功。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位现代主义者，都按自己的方式努力克服人的绝望、人的异化，努力寻找新的精神支点。尽管如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者的审美分野，最重要的前提仍然在于对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艺术的本质与任务的不同评价。
1.3.1新型现实主义的兴起
现实主义在世纪之交仍然是一个强大而富有影响的文学流派。
20世纪头十年间，列夫·托尔斯泰与契诃夫还健在并从事创作，仅此一点便足以说明问题。
在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中才华最出众的，是那些于19世纪90年代参加莫斯科"星期三"文学会的人，他们在新世纪伊始经常为"知识"出版社(高尔基是该社的股东之一和实际领导者)撰稿。参加"星期三"文学会的，除了领头人，先后有Л.安德列耶夫、И.蒲宁、В.韦列萨耶夫、Н.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А.库普林、И.什梅廖夫等等。现实主义作家中除И.蒲宁外就没有大诗人了；他们表现自己的才华，首先是通过小说，其次是通过戏剧。
这一批作家所以有影响，主要因为正是他们继承了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不过早在19世纪80年代，新一代现实主义作家最直接的先驱们，就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这一流派的面貌。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契诃夫晚年的探索性创作，给艺术实践注入了对古典现实主义来说颇感陌生的许多东西。契诃夫的创作经验，对下一代的现实主义者显得尤为重要。
契诃夫的世界容纳了许多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尽管如此，他的主人公在独特之外又有相同之处：所有的人物都缺少某种最为重要的东西。他们都试图过上真正的生活，但一般又总是得不到梦寐以求的精神上的和谐。无论是爱情，无论是献身科学，或是迷恋于社会理想，也无论是对上帝的信仰，这些在以前是求得人格完整的可靠手段，如今对主人公却一样都无济于事。世界在主人公眼里丧失了统一的中心，它远远不具备完整的秩序，所以任何一种世界观体系都不能囊括这个世界。
正是这个缘故，遵循某种教条思想的生活，根据社会的与伦理的价值体系成规看待世界，就被契诃夫视为庸俗。重复着传统模式的生活，丧失了精神独立性的生活，就是庸俗的生活。在契诃夫的主人公中，没有一个拥有绝对的正确性，所以他笔下的矛盾冲突，看上去都不太符合常规。契诃夫也根据某种特征把主人公们加以比较，但往往不偏向其中的任何一位。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道德审视"，而是发掘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的原因。这就是契诃夫不做自己主人公的控告人或辩护士的原因。
在他成熟的小说和戏剧中，表面上并不紧张的情节，目的在表现人物的迷惘，判定他们自我意识的觉悟程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感的强弱。总的说，在契诃夫的世界里，道德上、思想上与风格上的多种多样的对立，都不具有绝对性，它们都是相对的。例如，对他的主人公，必须附加很大的保留，才可根据他们的重要程度区分谁是主要人物，谁又是次要人物。作品中事件的安排同样如此，缺乏清晰的界限：在他的情节中，高潮与过渡的细节没有鲜明的区分。而且在事件的发展中，已经发生的事和终于没有出现的事，都同等重要；所以在契诃夫那里，事件未果本身就构成为事件。
总而言之，契诃夫的世界是各种关系变动不居的世界，各种不同的主观性的真理在这里相互作用。这样的作品，提高了人物的主观反思(人物的自我分析与思考，人物对自己行为的认识)的作用。取向各异的思想在互相"磨合"中不断地明确起来；主人公们常常回顾自己的一生，他们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道理。作者出色地控制着自己评价的基调：这种基调既不会绝对地赞颂，也不能完全是讽刺性的。正如读者能明显感受到的那样，契诃夫的基调是一种细腻的抒情性讥讽。
这样，20世纪初的这一代现实主义作家，从契诃夫那里继承了新的创作原则：作家具有比以前大得多的自由；艺术的表现手法极大地丰富了；艺术家必须具有分寸感，而分寸感是靠不断提高内心自省和自我反思来保证的。
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广泛采纳契诃夫的部分探索成果，但远非总能把握好上述最后一条原则。契诃夫洞见到生活行为有不同的表现，而不同的表现只是相对地一致；年轻的继承者们此时却只热衷于其中的一种表现。譬如，契诃夫展示出生活惰性十分强大，常常能把主人公最初立志改变自己的努力化为乌有；而高尔基这一代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有时则把人的意志冲动加以绝对化，他们并不检验意志冲动是否有效，因此便以幻想的"强人"来偷换现实中的复杂的人；契诃夫预见到道路是漫长的，号召人们一点一滴地"挤出身上的奴性"，"知识"出版社的作家则作出了远为乐观的"人将诞生"的预言。
但有一点是极为重要的：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继承了契诃夫对个人的关注，对人的个性的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题与主人公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其主题范围比过去宽广；对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一贯不变主题的情形并不具有典型性。俄国的急剧变化使现实主义作家变奏出各种不同的主题，闯入了过去不能问津的主题禁区。这一时期，高尔基周围的作家们表现出强大的合作精神："知识"出版社作家们经过共同努力，展现出国家日渐复苏的广阔画面。看一看文集《知识》(正是文集与选集这类出版物流行于世纪初的文学界)所收作品的题目，便可体会到题材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例如，第十二辑《知识》文集的标题，酷似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以同样类型的名称"城市"、"家庭"、"监狱"、"乡村"等，分别表示所考察的各个生活领域。
现实主义中还留有社会性描写的成分，这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社会随笔的传统继承下来的，它尚未得到克服。社会随笔的主要着力处，是对现实进行经验性的考察。不过，"知识"出版社作家们的小说，其独特之处，是提出了一系列较为尖锐的艺术问题。一切生活形式都陷入危机，这就是他们的大部分作品告诉读者的结论。现实主义者对改造生活的可能性所持的态度改变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60年代到80年代文学所描绘的生活环境，是比较静止的、惰性很强的。现在，人的生存环境不被视为是没有稳定性的、是可以由人的意志支配的。在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强调人具有对抗环境不利影响的能力，而且也强调人具有积极变革生活的能力。
现实主义中的性格类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表面上看，作家们遵循着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人们熟悉的"小人物"，或是遭遇精神悲剧的知识分子；农民也依然是他们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即使是传统的"农民"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在各种中短篇小说中，越来越经常地出现新型的"冥思苦想"的庄稼汉。各种人物性格摆脱了社会学上的平均化，在心理特征与世界感受方面变得千姿百态。俄罗斯人"色彩斑斓的心灵"始终是И.蒲宁小说的主旋律。在现实主义创作中，И.蒲宁是第一批把国外素材广泛运用于自己作品的作家之一(如《兄弟们》、《阿强的梦》、《旧金山来的先生》)。利用外国材料进行创作，这也成为其他作家(如高尔基、Е.扎米亚京)的一个特点。
从题材的广泛与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来看，А.库普林(1870 -1938)的创作极为突出。士兵、渔夫、间谍、搬运工、盗马贼、外省音乐师、演员、耍杂技的、电报员，这些形形色色的嘈杂的人们，充满了他的中短篇小说。在库普林本人的个性中，也显露出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新态度。他喜欢变换居所，经历生活的考验，厌恶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追求亲身体验，渴望亲自去认识一切，使他来到黑海渔民中间，拜访俄罗斯航空飞行的先驱者们，接近潜水员们等等。年轻时，库普林换过几十种职业，其中有些职业对于文学家来说是很不寻常的，比如牙医；即使到了中年，他还仍然执著于积累亲身体验的可靠知识。
喜爱奇遇，带一定的冒险成分，这也是库普林许多主人公的本质特征；这些人物都能做出叫人意想不到的行为，令他们周围的人或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目瞪口呆；他们敢拿自己的命运做赌注，有时面临激烈的道德抉择，甚至不惜豁出性命。在库普林小说千姿百态的人物性格中，最成功的大概还是那些外表平平的"小"人物形象，他们都是突然在自身找到了力量，达到精神上的巨大进步，并且在他们困难的外部环境中求得自己的尊严。中篇小说《决斗》(1905)便是成功的一例。小说第一次展现了世纪初军营生活的内幕，由于题材的尖锐性，它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库普林的社会批判，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军官在俄罗斯传统中历来占据显要的社会地位，但库普林塑造军官阶层，却远不是写他们冠冕堂皇的一面。作者采用几乎是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使小说充满了一幕幕丑陋的画面：纵酒，扇耳光，对"老百姓"的粗暴下流的行为。
然而，这部小说的力量并不在于材料的现实性(俄日战争刚以俄国失败告终)，而在于作者找到了叙述的角度。军人道德沦丧的过程，从一位青年军官的视角展现出来。这位军官本人就是这个阶层的一分子，备尝军队里沉重的精神压迫。库普林的"人学"所具有的心理深刻性，就表现在小说所选的主人公罗马绍夫少尉，几乎是最缺乏自信的、为"可怖环境"所左右的新人。作者在小说中用两种名字称呼他，一是带有孩子气的温柔的尤罗奇卡，另一是英勇的、显示力量的格奥尔吉。懦弱与坚强，优柔寡断与坚毅果断，浪漫的幻想与清醒的自省，这些截然对立的品格在库普林小说的主人公内心彼此作用、相互冲突，构成了作品主题的轴心。
恰恰是内心的冲突，比外部的冲突来得更有力、更丰满，尽管后者使用了各种紧张的情节(与强大而蛮横的人物争斗，爱上了有夫之妇，旧情妇的阴谋诡计，决斗)。罗马绍夫是世纪初现实主义中典型的"小人物"，他克服自己的弱点，具有洞察力而且有能力反抗。孩子气的尤里渴望成为英勇的格奥尔吉。"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个性"是他精神变化的转折点。对库普林及其同时代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下面一点是最重要的原则：人的优秀品质，并不取决于社会等级，也不取决于天生的生理和心理素质，而是由他的发达的个性、深刻的自我意识决定的。
罗马绍夫感受到自己是独立个性之后，并没有孤芳自赏，而是能够向弱者伸出援助之手。他称备受折磨的弱小的士兵赫列布尼克夫为"我的兄弟"。虽然小说情节的结局--主人公死于决斗--暴露出作者没有摆脱传统解决方法的窠臼，却无损于作品胜人一筹的总体质量。作品的力量，首先在于细腻地运用和丰富了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所创造的那些心理分析手法。库普林的创作接近现实主义传统(尤其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原则)，再加上他的笔法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使他成为20世纪初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
现实主义小说的体裁与风格特征现实主义小说的体裁体系和修辞面貌，在20世纪初发生了质的变化。
常规的打破，旧传统的瓦解，父辈与子辈的相互关系，新世界观的探索，吸引着作家们的注意力。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失去了稳定性，观照世界表现出片断性、不连续性，这些也反映在现实主义小说的体裁变化上。在这一时期，灵活易变的短篇小说和特写占据了体裁的中心位置。长篇小说实际上已从现实主义的体裁目录中消失了；中篇小说成了最宏伟的史诗体裁。即使是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如И.蒲宁和高尔基，也未写过任何一部准确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从契诃夫开始，在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中，文本从形式上如何组织，具有了明显的重要性。各种具体的手法与形式的诸要素，在作品的艺术结构中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独立性。譬如，艺术细节得到更多样的运用，而情节越来越失去主要布局手段的作用，转入从属地位。细微地表现可视世界及可闻世界，这方面得到了加强。就这一点而言，И.蒲宁、Б.扎伊采夫、И.什梅廖夫最为突出。比如在表现周围世界时，视觉与听觉、嗅觉与触觉描述神奇地融为一体，构成了И.蒲宁风格独有的特征。现实主义作家们运用艺术语言的节奏和音韵效果，表现人物口语的个性特征(И.什梅廖夫是把握这一形式因素的大师)，认为这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尽管世纪初的现实主义作家放弃了19世纪古典作家史诗般的壮阔与观照世界的完整性，但他们能十分敏锐地感受生活，以更为强烈的感情来表达作者的立场，这些就弥补了上述的不足。世纪初现实主义发展的总体逻辑，是表达强烈情感的形式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再是复现生活片断所取的比例适当与否，而是"呼喊的力量"，即作者情感表现得是否有力。达到后一点的途径，则是使情节包含有剧烈的冲突，也就是用放大镜头来表现人物生活中极具戏剧性的"边缘"状态。作品的一系列形象通过对照的方法安排，有时这是非常尖锐、"触目惊心"的对照；还积极地运用叙事突出要害的原则，因而提高了形象与词汇的复现频率。
利用风格的变换增强表现力，对Л.安德列耶夫、А.绥拉菲莫维奇尤其具有代表性，在高尔基的某些作品中也很明显。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不少政论的成分，如各种话语的"蒙太奇"剪接，格言警句，修辞重复，等等。作者常常评论所发生的事情，在情节中插入大段的议论(如在高尔基的中篇小说《童年》、《在人间》中便可以找到这样的插叙)。在Л.安德列耶夫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中，情节和人物的配置经常有意地加以程式化，因为作者关注的是普遍的、"永恒的"人物类型和生活场景。
但是，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很少会始终保持统一的修辞格调。更常见的是语言艺术家们把几种格调结合起来。譬如在А.库普林、高尔基、Л.安德列耶夫的作品中，准确的描绘与概括性的浪漫主义形象相结合，真实生活的成分与艺术的虚拟兼而有之。童话与力求真实的特写，是高尔基小说中体裁风格上的两极。Л.安德列耶夫早期关于城市穷人生活的短篇小说，在修辞格调上大不同于《红笑》等中篇小说，更不必说他的剧本《人的一生》或《沙皇戈罗德》了。
风格的双重性与艺术上的折中因素，是世纪初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在这一时期的大作家中，只有И.蒲宁在创作中避免了格调的多样性：无论他的诗歌还是小说，都保持着精确的描绘与作者抒情的和谐。现实主义在风格上的不稳定，是这一流派处于过渡期的结果，是它在艺术上做出一定妥协的结果。现实主义一方面依然忠实于从上个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开始与各种新的艺术思潮相互作用。
现实主义作家逐渐地在适应新的艺术形式，尽管在适应的过程中并不是相安无事。与现代主义美学最为接近而超过他人的，有Л.安德列耶夫、Б.扎伊采夫、С.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稍后则是Е.扎米亚京。他们中大多数人遭到了尊奉过去传统的批评家们的非难，要么被谴责为艺术上离经叛道，要么被视为思想上临阵脱逃。然而从总体看，现实主义的更新在艺术上是卓有成效的，它在世纪之交取得的总体成就是极其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