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新区：中国崛起新支点

　　当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领衔主演的中国经济增长大戏进入21世纪，天津的滨海新区历史地扮演起这幕大戏的另一位主角，成为中国崛起的又一个支点。

　　从此，这片22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涌动着磅礴壮丽的改革大潮，讲述着同样精彩的“春天的故事”。

　　小平同志欣然提笔写下了“开发区大有希望”七个大字。放下笔，他诙谐地说：“就这个容易，其它都不容易。”

　　2010年4月的滨海新区，天气仍然有些阴冷。但穿梭、走访于滨海新区各地，处处机器轰鸣，旌旗飘扬，开工项目一个接一个，施工场面热火朝天。

　　滨海新区，这个中国继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之后重点开发开放、被誉为中国经济增长新支点的地区，正以昂扬之姿大步向前，也因此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都在建立各种经济开发区，天津也于1984年在远离市区的盐碱地上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25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一群先驱者和热血青年在来到一片寸草不生的盐滩，描绘起天津开发区的宏伟蓝图。中国侨联原副主席、天津市原副市长、时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叶迪生告诉记者，在仅有的两间平房里，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投一分钱改造土地，就要引进两美元，产出三美元”的要求，并期许用15年时间，使开发区工业整体规模达到1985年天津市的水平。现在看来，那时的想像力太小了。事实上，到2000年，天津开发区的GDP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天津市GDP的1.7倍，工业总产值是该市1984年的2.4倍。

　　“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陪同下，视察了刚刚起步、百业待兴的天津开发区。”叶迪生说，“当时开发区办公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像样的会议室，只好将丹华自行车厂的食堂布置成简易会议室，向小平汇报工作。汇报结束后，小平同志欣然提笔写下了”开发区大有希望“七个大字。放下笔，小平诙谐地说：‘就这个容易，其它都不容易。’”

　　天津开发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1984年首批14个开发区批准设立至2009年底，中国25年累计批准设立了5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个国家级工业园区。根据2009年中国商务部关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在56个国家级开发区、工业园区中，天津开发区连续12年位居第一。

　　不过，天津并没有满足开发区的模式。1994年，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培育中国北方最有增长力的经济重心。为此，将天津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等三个功能区和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以及东丽区和津南区的部分地区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区域，总面积2270平方公里。

　　由于远离市区，且土地供给充足，滨海新区把发展方向选定在第二产业上，着力引进外资，引进大的工业项目。天津市区也采取了“退二进三”的策略和工业战略东移战略，将市区的工业向滨海新区转移。

　　统计显示，到2006年，天津市区共有约270家企业迁入滨海新区，项目总投资400多亿元，这些项目的建设，有力地支撑和带动了滨海新区经济的发展。

　　到2005年，滨海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59%；出口占全天津市比重上升至67.4%；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全天津市平均水平高10.4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滨海新区概念的形成，深受浦东开发的影响。天津一直希望滨海新区成为中国北方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形成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呼应的格局。不同的是，浦东开发是中央政府在1990年宣布并启动的国家战略，而滨海新区则完全是天津的“自费革命”，自我命名，自主建设，自我发展，在中央的历次区域政策调整中一直被忽略，没有获得来自中央的政策支持。

　　直到2005年，滨海新区的良好发展态势吸引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和频繁视察，滨海新区随即从几年前的籍籍无名到广受瞩目——从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写入“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表述之后，又在2006年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中被定位为带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先进制造研发转化基地。

　　国务院20号文件用“三个有利于”概括了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义：有利于提升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实施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有利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可见，中央对滨海新区的要求和期待，不仅是要壮大滨海新区自身，而是要起到带动作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

　　破局，已成为滨海新区的热门词汇和惯常动作，也为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创设了体制和机制优势。

　　2010年1月11日，在滨海新区的历史上非比寻常。这一天，滨海新区第一届人大、政府和政协同时挂牌，标志着世人瞩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告一段落，滨海新区完成了从经济区到行政区的重要转身。

　　这一转身，酝酿了三年。

　　“因为体制改革涉及的部门、人员之广，利益之多，因此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认为，这无疑会是中国最为复杂、最大规模的地方体制改革之一。

　　在滨海新区227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3个行政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等9个功能区。“大区”套“小”区，“区”中有“区”，使得机构重叠，条块分割，行政效率低，运行成本高，以致统一规划难以实施、聚集效益难以实现、整体优势难以发挥。

　　“管理体制已成为制约滨海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天津市长黄兴国曾坦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也表示，滨海新区能不能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尽快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改革迫在眉睫。

　　2009年10月2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撤销塘沽、汉沽、大港三个行政区，成立滨海新区政府，标志着滨海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一旦确定了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就不可阻挡。

　　仅仅15天时间内，滨海新区相继召开了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产生了滨海新区第一届领导机构。

　　在新区政府挂牌当天，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就组成调研组，在三天时间里深入企业、街道和社区调研，现场解决困难，并收集各类问题100多件，逐一安排落实。

　　至此，滨海新区的体制困局被成功破解。

　　而更多的破局之举，已经或正在滨海新区“上演”。

　　滨海新区有1200平方公里土地属于盐碱荒地，但大都规划为农田，虽高度盐碱化不适合耕作，若要将其改变为工业用地，在法律上难以突破。

　　为了破解城镇化建设中土地约束的难题，滨海新区开始在华明镇进行以“宅基地换房”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在国家现行的政策法律框架内，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农民用自己的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中的一套住宅，而农民原有的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耕，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华明街道委员会书记张长河介绍，华明镇原有12个村队的村庄用地1.2万亩，而为解决村民的还迁新建设的小城镇只用了8000余亩，节约的4000亩土地，既为城市化建设提供了空间，土地出让收益又为农民还迁住宅和公共设施建设、以及村民的其他保障和福利提供了资金。

　　“‘宅基地换房’对现有农村用地的管理模式进行大胆创新，为滨海新区的城市化建设换得了宝贵的空间。”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主任邢春生说，以华明镇为试点，滨海新区的土地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金融改革亦如火如荼。

　　但从一开始，滨海新区金融创新就面临严峻的竞争和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创新环境恶化，美国“次贷危机”使人们认识了金融创新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内关于“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加剧，滨海新区的金融之路在何方？

　　“立足于建设与北方经济中心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天津金融改革创新已寻找到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天津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孟昊说，滨海新区的“金融路径”重在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探索可能弥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足的创新之路。

　　2010年1月20日，8家知名私募股权基金企业集体入驻滨海新区，使滨海新区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超过212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基金中心”。在国家发改委备案的基金共有22家，其中16家注册在滨海新区。

　　目前，天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是国内最大的专业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平台，该中心入驻基金及管理公司119家，放缴资金规模约200亿元人民币，管理资金规模800亿元人民币。

　　在完善金融服务方面，滨海新区已连续举办三届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全球性私募股权基金盛会；以渣打银行科技信息营运中心为代表，工、农、中、建等一批银行，已经或准备将各种类型的后台服务中心设在滨海新区。

　　另外，滨海新区在涉外经贸体制、海洋管理体制、环保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也正一一破局。

　　滨海新区，历史地成为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新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支点和先行改革试验区。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渐进性和阶段性特征。

　　就经济发展而言，每一阶段都要借助于一个或几个经济增长极来带动。就改革开放而言，每一阶段都要借助于试验点或试验区先行试验，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和示范。

　　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将滨海新区视为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探索的“第三个里程碑”。“跟深圳领衔珠三角、浦东带领长三角先后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一样，滨海新区正在引领京津冀、环渤海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他说。

　　但这三个特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承担的角色又是不同的。周立群认为，深圳特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经济改革的拓荒者；浦东新区是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而滨海新区则是新时期综合配套改革的推进者，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融入全球化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滨海新区的改革，又被赋予了新的特点：既要注重整体性，注重改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协调，又要在原有改革基础上有新突破。

　　“创新和整合，应是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两大关键。”周立群说。所谓创新，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等。而整合，则包括基础设施整合、市场整合、产业整合、资源整合、金融整合、发展规划整合等。

　　时代赋予滨海新区新的使命，也是对滨海新区的一个严峻考验。

　　与此同时，国家自2009年以来相继批准了10多个区域规划或指导性意见，使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面临“热点分散”、“关注度下降”的压力。

　　“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正在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发展，其他地区的发展也是你追我赶、百舸争流，外部环境的竞争更加激烈。”天津市委副书记、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何立峰说。他告诫下属要有紧迫感，“不进则退，小进也是退”。

　　而一些专家则分析说，虽然目前区域规划已经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区域，但还仅是侧重某一方面的“细分式”区域规划，跟深圳、浦东、滨海的增长极战略“不可相提并论”。

　　既然选择了前方，就风雨兼程。

　　新组成的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中央对滨海新区的目标定位——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新城区。

　　滨海新区已经提出实现中央目标定位的“时间表”。

　　为此，滨海新区将围绕实现国家战略定位，全力打好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攻坚战，集中力量推进开发建设，显著增强综合实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国际竞争力，发挥引领作用，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记者了解到，2010年，滨海新区将着力推进功能区开发建设、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320个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500亿元。建成新一代运载火箭、直升机总成基地、西飞机翼组装等项目，推进造修船基地、太原重工等项目建设。加快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高端通用芯片、新型动力电池等自主创新重大项目进度，推动官港生态游乐园、117大厦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建设。

　　“滨海新区将充分发挥新体制新机制的优势，进一步统筹规划布局，整合区域资源，增强发展活力。”滨海新区区长宗国英说，新区将着力推进服务功能提升，推进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区建设，完善大通关体系，加强跨区域口岸直通与合作。落实与兄弟省市、中央大企业的合作协议，扩大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

　　风帆正举，海阔潮平。

　　宗国英说：“滨海新区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区域发展、服务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