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二十：社会福利制度和新中间路线(1)

I 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理想主义之幻灭
理想，本来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神圣的词语，每个人从小都会有内心憧憬的梦想和理想，有的人为了实现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挠，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儿时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变得现实主义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人回忆起童年畅谈理想的时代都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些伟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励了无数人为一个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说词“我有一个梦”，就激励了多少美国人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平权社会而奋斗。
本来，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件好事，它象征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二十世纪人类充满希望和痛苦的历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理想固然是人类应当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需有一个界限，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这其间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有限的，在浩瀚的宇宙间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所知所求都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人类是渺小的和脆弱的，人类是常常会犯错误的，因此我对“人定胜天”这句话有很大的疑虑，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对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抱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我们所知何其有限，终其一生我们都在上下而求索，终其一生我们所知道和明了的知识在永恒的宇宙秩序面前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所以我对关于终极目标的讨论也有相当的保留，这并不表示我反对追求理想，我觉得人类有理想是好事情，而且也应该有对未来的展望、规划和憧憬，但是我反对动不动就来为人类社会假设一个终极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要往这个设想的终极目标发展。我也反对为人类社会订立一个千年或是万年计划，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怎样怎样，一定要怎样怎样，为了这样的目标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等等。我想，这就等于把人类放在了神或是造物主的位置上，认为我们可以穿透古今，完成一个几十代以后的终极目标，或者把人类社会的制度构建放在一个超验层次的构建上，像是预言家或是先知一样，预言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往往会敬而远之，对其预测保持怀疑态度, 而这样的怀疑态度是建立在理性科学判断上的。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我更相信经验层次的判断、科学研究手段和数据分析，我只相信在这个基础上的合理预测和推理，因此要谈未来20年的发展我觉得是可能的，如果要谈未来100年或是1000年的发展，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教训就
是：把人类正常的理想主义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狂热的思潮，一种激进的、否定人类社会一切现存基础的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就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本来,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高尚理想，但是对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产力的平均主义，让大家实现了形式上所谓的平等，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竞争，最后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穷困的局面；本来人类对天下为公的追求是非常进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类对社会目标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求大家完全大公无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就会走向反面，因为对私心和个人利益的完全磨灭和忽视会严重挫伤工作热情并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激励人于一时，但是持续地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忽视最终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本来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安排作为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弊端的矫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非理性地拔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话，就会严重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并且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失败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和启示，那就是用一种国家大包大揽、完全取消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和供需关系的机制来发展经济，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动用国家整体资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变万化的市场机制和消费者需求、并且无视价值规律的运行，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般的后果。苏俄的十月革命是人类从理想主义到意识形态的急剧上升，其所推动的价值基础最初多是正面的，比如人人平等、反对剥削、世界大同，但是从善意的理想主义上升到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步之遥，如果人人平等演变成平均主义的话，如果反对剥削演变成阶级斗争和阶级消灭的话，如果世界大同被世界革命所取代的话，一些让这些理想的创始人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就会产生了。相信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语依然会心有余悸，这实际上就是非理性地追捧意识形态的结果。苏俄的革命家列宁自己也曾经说过：真理与谬误仅仅一步之遥，但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联仅仅在1936年到1937年的肃反期间就有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而在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饥饿、劳累、政治改造和迫害，这占了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几乎是人类现代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残酷的历史进程和变迁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理想主义，而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善花也会结出恶果来，甚至是从善花开始，结出前所未有的恶果。本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类社会本身的权力结构、权力基础和人性对权力的非理性角逐，没有同时实现人类权力制度的约束和权力公有化，就会形成经济制度公有和权力制度私有的局面，如果权力再被一位领袖极人物完全垄断的话，就会形成一种为所欲为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举国一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来“改造”该国和推动所谓世界革命的话，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会超过人类社会其它任何制度形态。毕竟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里，国家受制于所有制关系不可能调动全国生产力量形成举国体制的局面。不加约束的私有权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经济制度被实践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一切的产生都和人类20世纪对理想主义，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无阶级社会的革命性追求有很大关联。
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反思远远不仅限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反思，也会扩展到对西方国家理想主义非理性上扬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相对不太坏的一种制度，但是必需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基础条件相积累和搭配，笔者在前面几篇崛起策的讨论中已经多次提及。如果把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为一种普世模式，并致力于全球输出，甚至在受阻时采取暴力输出的方式，这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卢旺达在民主化之后发生的两大种族冲突的悲剧并在短时间里导致100万以上的平民惨遭屠杀，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巨变后发生的国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杀的悲剧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重新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结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种不顾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国模式适用天下的理想主义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让人对理想主义这个本来具有正面含义的词语感到了一丝丝恐惧,其实并不是人类追求理想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对理想的意识形态改造可能让好的理想完全走样，形成善花恶果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我们要远离理想主义，毋宁说我们应该远离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和极端思潮。人类回归理性和中道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