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二十：社会福利制度和新中间路线(5)

V 回归理性中间道路，建立新中间路线
1978后的中国无疑航向了历史正确的道路上，当久久关闭的国门重新打开时，我们一夜之间发现我们又远远落后在欧美国家和日本之后了，不仅是经济上、科技上的落后，也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整体的落后。当中国领导人踏上美国和日本的土地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和苦涩的，兴奋在于中国终于可以走上正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苦涩的是过去极左路线使得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如此之远，差距是如此悬殊。在极左思潮的年代，中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滥觞，左派极端思想使得中国举国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实验，其教训是惨痛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告别了左倾狂潮后，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成为世界上最务实的领导人，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从一个方向偏向另外一个方向，就象钟摆一样在左右两个方向晃动。在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和铁饭碗等成为历史名词之后，新的中国领导人偏向效率、竞争和生产力提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成为理所当然的方向。在领导阶层的务实选择下，中国由左行变成了右行，过去的许多东西被否定，而被否定之否定的东西则重新被肯定。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够一下就理性看穿了一切，能选择到最适合我们的模式，能选择到不左不右、适度适中的航线，那时候的中国领导人也在探索，也在不断地摸索，有时候矫枉难免过正，告别极左以后，难免行得偏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中国崛起的大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高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是有些过于偏向市场自由主义一方，而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今天，我们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毛时代，知道那个时代不是一切都好，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坏。毛时代虽然采取的是和市场竞争和现代经济制度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土地改革却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而全民合作医疗制度和教育的推广也为后来邓公开创的市场经济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毛时期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分不开的，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度打断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但是毕竟一代人打的基础非常好。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既发现了中国科学和技术上被西方拉得很远，但是又同时发现，中国人的教育水平、识字率和健康指数好过当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落后的同时，我们过去的文化遗产中也蕴藏着大量追赶先进国家和后来居上的因素，一旦大方向被邓公校对准确，毛时代的一些正面因素（比如教育和医疗体系培育的人力资源）中和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传统（如勤奋、上进、不甘落后、求知欲、充满着对更好的现世生活的强烈追求），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这一切都促进中国取得了长时间的经济奇迹。当然在大方向
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失误和偏差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城市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在经济奇迹的同时，民众中不满的情绪在上涨，不仅是因为老百姓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昂贵，也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穷困的社会，民众不满的情绪不会太强，可是在一个大家福利普遍增加、但是财富积累却严重不均的社会，大家的不满情绪反而会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大家发的牢骚也越来越多，原因大致在于此。本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于偏向右行的时候，左的力量就会出来要求社会团结、社会分配、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进行一定的平衡和牵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形成一股力量要求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一个社会左右间的平衡。然而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中国的左派往往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似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那样的左派，中国的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的是过去毛时代的许多负面资源，比如计划经济、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人民公社等，有的激进左派甚至从文革中吸取资源，来达到否定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我们看到一些网站在重新神话毛和毛主义，一些思想非常偏颇激进，认为毛时代一切都好，改革开放把一切都搞糟了。在这样的言论中许多早已被官方放弃的过时的概念和话语比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反动阶级”、“买办阶级”、“卖国集团”等又重新开始流行起来，这些话语中往往充满着语言暴力，充满着偏激和极端，同时又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因此笔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总是在左右的两个极端不停地摆动，而不能达到理性中间的道路。告别过去的极左，我们又不免走得过于偏右，偏右太厉害了，又可能引起极左的强烈反弹，一股新的力量又试图把中国拉回钟摆的最左端，这正是我们最值得警醒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误和偏差可能被特定的群体夸大，用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甚至要大开历史倒车，同时，这样的群体利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和大量社会问题鼓吹明显行不通的、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比如重新要求闭关自守、计划经济，放弃同外界经济贸易联系等激进主张），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当然这也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偏差有重要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加快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重建公共医疗系统，同时放弃错误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真正完成一个国家应该完成的基本职能，那么左派思想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煽动性就会大大降低。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说来，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路线不是我们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诱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把本国市场完全对西方国家打开，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保护本国市场，没有对脆弱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采取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过早地采取了浮动汇率，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其结果是成为西方国家和国家金融炒家的猎物。而完全采取市场万能的原则，削弱国家的职能到最低点，导致大量公共设施的不足和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许多国家的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城市里贫民窟内居住的孩子既接受不了任何公共教育，也接受不到基础的儿童医疗设施，导致大量贫困人口没有未来。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真正以中产阶级和大众消费为主的现代化社会的。同样我们也反对左右两边蹦极的游戏，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右派的理想绝对不表示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拥抱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中国不是特定理想主义者的实验品，不能拿中国的发展大业翻来复去做实验，计划经济、平均主义、阶级斗争、压迫人民的基本自由、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绝不是我们所要的，感谢邓公引导我们脱离了极左思潮的陷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大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不是完美的，也是充满缺陷和漏洞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有执行力的政府，来介入社会再分配领域和社会福利制度领域，纠正市场分配的偏差。
其实中间道路和第三条道路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二战以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就多次宣称自己走出了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 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克林顿和施罗德在执政期间也宣布采取新中间道路或是第三条道路，宣称要建立鼓励就业和工作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在伊斯兰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它们都宣称采取了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发展道路，它们都分别援引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宣称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这显示，走中间道路，防止左右两极间的摇摆，逐渐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而中国的新中间道路除了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外，也应当根据本国国情、文化和过去历史发展的脉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强调两个面向，一是经济上的市场分配机制，二是社会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加大社会投入，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利用国家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建立良好的公共设施，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还应该包含有这么一条，中国应该力争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出介于西方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度和威权体制之间的一条新民主道路，这其间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真正完善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特别是真正落实和完善已经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选举。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建立法治国家，界定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和其它基本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社会逐步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迈进（见中国崛起策十八）。如果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了富国强民、建立功能分化的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探索出一条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将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巨大的贡献，将是对人类现存政治制度最伟大的创新，这将给许多已经采取了多党民主选举和市场经济、但是依然在失败国家行列和边缘徘徊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创新的模式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未来二十年现代化进程不仅将大大影响世界，其成功本身也将具有巨大的模式效应和世界意义。
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的基本点在于，不纠缠于意识形态。要成为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国家当然应当有世界责任感和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不轻易把理想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不轻易谈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不把理想主义上升成激进狂热的思想。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民众民生乐利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其它的比如经济机制、政治制度、理想、思潮和主义等都是保障中国民富国强的手段，我们绝不把手段当作终极目标来顶礼膜拜。因此我们不热衷于任何一种主义，不神话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福利国家，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好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利用，不好的东西则要扬弃和远离。单纯追捧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包括笔者所重点研究的欧洲福利国家，笔者认为这是人类比较进步的一种制度构建，但是笔者也不盲目迷信福利国家，因为盲目迷信就会无限上纲到一种意识形态，就会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譬如过度福利和滥用福利等视而不见。
因此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有两种心态，一是谦卑平和，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不足，不再轻言永远和终极目标。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不追求最好的，只追求符合当前时代精神的更好的制度；二是开放的心态和勇于学习一切的态度，这一点，邓公以来的中国领导人的务实和学习的精神形塑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精神面貌。看看海外三十万中国留学生，看看每天络绎不绝奔赴欧美日等国的中国考察团，看看电视片《大国崛起》就会了解到今天中国人的求知欲和一种孜孜不倦探索世界的精神。中国今天的国民心态非常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民心态，也很类似美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种开放和开拓的进取精神。而新中间道路正是需要这种开放和学习的精神，任何人类社会新思维和新思想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不断地为中国的新中间道路注入时代精神和新内容，卸下了意识形态包袱的我们可以不断学习和创新，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为我们服务。
从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到九十年代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今天21世纪的中国人多了一份平和与大国气度，西方人不再是一群高高在上，优越于我们的一群高级存在，也不再是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敌人，我们开始以更多的自信、更加平等的心态，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视角来审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和理念的同时也不再盲从，并开始观察西方社会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向西方求教的时候也不再迷失自我，而以独立的人格和国格、以健全的本位立场来借鉴和学习西方经验，既全面吸收，又懂得结合中国国情；既全面学习，又懂得不断创新；既全面交往，又坚定务实地捍卫国家的利益。我想，新中间立场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国民开始出现了健康的强国心态，这一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下一策将继续探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但是将更多从技术性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 2007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