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与对策m

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与对策发表于：2008年4月22日 14时55分39秒阅读(11)评论(0)
[转]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与对策
    为什么多数人不相信会发生危机？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今后几年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仍有更多的人对此置若罔闻，不以为然。究其原因，不是出于无知，就是盲目乐观，或者，干脆就是别有用心，哪怕危机临近的迹象正在日趋明显。危机的潜在性虽然容易被人认识，但是危机的爆发总是源于突发性的偶然事件。只要没有爆发危机，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态度”，危机的预言者反而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而一旦危机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作鸟兽散，还有谁去总结经验，承认错误，收拾残局？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类的通病，当权者尤其容易如此。许多人在逻辑上承认潜在危机因素，但总是不愿或不敢相信危机很快就会爆发，或者寄幻想于政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控制局面，或者盲目相信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能够最终解决问题。
之所以形成这种盲目乐观的情况是因为：第一，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喜欢“大团圆”，是“喜鹊文化”；第二，缺乏自由讨论的氛围，宣传上报喜不报忧；第三，学术界脱离实践标准检验，忽视与中国实际接轨，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第四，２０年经济增长造就的迅速但却是难以持续的繁荣给人以幻觉和假象；第五，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中国的高速增长是持续的而不可能中断，甚至连已经出现的萧条也不肯承认。他们不关心国土整治、老龄化、社会保障、贫困人口这些关系多数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反而说“改革应该牺牲一代人”；他们标榜经济学的实证原则，但从不去“实证”一下，中国的权力是怎样资本化的？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多大？他们缺乏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草根意识，不仅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层分析，也不用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利益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改革前后的利益转移和分化。在危机问题上，中国暴富阶层及其代言人的基本态度是：首先否认会发生危机，鼓吹形势大好，以取悦当权者，迷惑社会舆论，引外国投资者上钩；当否认不了时就加以纵容甚至欢迎，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危机都是旧体制的危机，危机爆发不是好得很吗？当然，前提是危机的代价由老百姓付，而不是由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付。这种“乐观主义”符合暴富阶层麻醉社会保护自己的需要，不仅肤浅，而且令人厌恶。
中国正面临重大危机，我们必须对形势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中国危机的逻辑线索：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所谓“危机”，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强行解决不可。旧事物总是要瓦解的，但是以爆发重大危机的方式瓦解，社会所受的震动太大，特别是如果旧的秩序突然瓦解，新的秩序又难以产生，就会引起社会最基本最一般秩序的瓦解，人民生命财产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整个社会可能长期陷入动荡和混乱，生产力水平可以倒退数十年。因此比较好的方式，是让积累的矛盾提前释放，将未来的危机“提前引爆”、“分次泄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做的前提，就是确立危机意识，预测危机发生的各种可能性，一方面防范危机突然爆发，一方面化解诱发危机的潜在因素。前提的前提，就是必须对于自己国家所面临的危机的特殊性，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上，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以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首尾不能相顾。
渐进改革的成功使我们产生了那种“肤浅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以为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可以有效克服，经济的发展可以持续，中国很快就可以进入现代化，甚至赶上美国了。实际上，中国渐进改革有自己最特殊，最基本的内生矛盾——改革过程中权力资本的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改革与革命不同，它的利益再分配，并不造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不是由下层推翻和剥夺上层实现的，而是遵循“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以其据有的资源去换取权力，从而为自己非法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这是一般改革的规律。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苏东巨变发生后，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不光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等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改革前占据了各级经济领导岗位，从而在改革过程中把持了经济资源的支配权，所以多数人可以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少数，除去科技发明和特殊才能以外，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如给领导人作秘书；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亦难逃这一规律。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则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着国有资产以至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粮食生产和农民进城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是从市场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符合某种客观规律：权力之所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中国改革的设计者认为，使权力靠近市场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于是选择了渐进改革模式。这种办法在改革初期比休克疗法稳定，没有妨碍经济增长，但是权力的市场化会导致公共权力的腐败，使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流失。其公平性要差得多，尤其是难以公开和规范化。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个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大约价值２０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８０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２０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２０万亿元人民币，外贸总额折合１８万亿人民币，假设有１０％的私人提成，共有将近４万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变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５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９０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生产资料双轨价差是７００亿人民币；五年共３５００亿，按１０％计有大约３５０亿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１９９２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流失，上市额度分配、证券市场操纵、房地产泡沫、到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资产评估、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以及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次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非商品层次可比。直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１０万亿人民币。
以上所述再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领导人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２０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３０万亿人民币。目前六万亿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无人认领？我国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表示出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在这种巨额财富的暗地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使用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后，竟然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
从逻辑上讲，金融资本形成以后，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以权力创造市场”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从权力资本化“以权变钱”到民主改革“以钱变权”，是权力社会向市场社会变迁的基本规律，英国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和前苏东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亦逃不脱这一规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因而难以规范。我们无法承认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可以将全民财产变成个人的，除非改变意识形态本身，但这涉及政治体制与***领导的合法性，决难实行。“姓社姓资”虽然在许多问题上被淡化，但在根本问题上不可能忽略。仅举“三陪”为例，在去年已经蔓延全国，估计从业者不下数百万人，并带动了出租车、高级化妆品、旅游和餐饮等行业，创造的收入和派生收入不少。今年许多城市开始对三陪小姐收税，每人每月２００元左右，成为税收重要来源，但是“三陪”还是不能公开合法化。为什么在外国对此可以公开承认并加以规范，在我国就不能？难道不是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如果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连“三陪”都不能承认，难道还能承认权力资本化吗？不能承认的后果是就无法规范，权力资本就难以受到有效的控制而恶性膨胀。从逻辑上讲，这就是中国危机的开始。
中国危机的历史线索：“分光吃净”
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在改革初期被巧妙地回避，这就是“不争论”方针的意义。回避基本矛盾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繁荣，繁荣的条件是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潜力，并造成了连续２０年的高速增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掩盖了权力资本扩张的不合法性。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在中国成为政权合法性所在。
把政权合法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寄托于事实上不可持续的特殊增长，本身就造成了危机的隐患。
第一，繁荣过快使得我们忽视去改革计划经济下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一是城乡隔离，两种身份制度的社会关系，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两种不平等关系上追求经济繁荣，必然加速两极分化。前一种不平等造成了农民购买力低下，在城市耐用消费品饱和以后仍旧不能大批购买，使生产能力闲置超过５０％；第二种不平等造成了一般城乡居民购买力低下，即使分期付款也难以承受，住房和汽车的高昂价格，结果使得住宅和汽车的需求主体只能是暴富阶层和有钱单位，他们的奢侈需求把房地产价格越抬越高，直至积压６０００万平方米。结构性生产过剩使得经济繁荣不能持续。
第二，繁荣过快使得我们忽视了长期生产力的培养。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般性因素，包括在提高产出效率的前提下，不断加大投入，如教育、科技、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社会分配公正以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和生产结构的合理升级，以及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不降低下一代的生存水平，等等；经济持续增长还需要制度性因素，指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法治的完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政府的廉洁高效等等。中国２０年的特殊繁荣主要是依靠特殊的体制转轨因素，把计划经济４０年积累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国力来说，有一个“分光吃净”的问题，一旦积累的潜力释放完毕，经济长期增长的一般因素和制度条件又没有培养出来，经济的增长就不能持续。
第三，我国渐进改革的失误在于，没有利用经济的特殊繁荣期加速深层次体制改革，为新的体制创造合法性，而是“不反思，光给钱；每逢改革必优惠”，想依靠特殊繁荣避免深层次改革，掩盖权力资本化必然导致的合法性危机。等到政府掌握的资源“分光吃净”，经济高速增长不能持续时，中国危机的历史时刻就将来临。
“分光吃净”的第一步是吃财政。计划经济机制是指令性计划加补贴，市场经济是价格机制，改革就是将财政职能逐步向价格转化，财政补贴减少一块，价格水平就相应提高一块， GNP 就增加一块。渐进改革为了缓和社会利益磨擦，农产品一涨价就给城里人发补贴，工业品一涨价又给农民补贴，外贸亏损给出口补贴，新建３０亿平方米住宅则完全进入旧体制福利分配，各种补贴大量增加。三年治理整顿期间财政吃光，不得不向市场甩包袱：１９９０年取消出口补贴形成了外汇市场；１９９２年取消价格补贴，市场定价达到９０％；等到财政难以补贴国有企业时，就实行“卖光”政策。
１９７８年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３７·２％，１９７９年中央减政让利提工资，落实政策给补偿，下降到３１·９％；经过１９８５年减税，１９８７年承包，１９８８年下降到１８·９％，世界银行警告说，如果占不到２０％就会发生严重的贪污。１９８９年以后国有企业虚盈实亏，财政开始连年赤字。１９９５年以来税收大量增加，但是１９９８年国内经济进入萧条，国内税收和关税均面临困难，国家又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只有靠国债。国债发行从每年１０００亿迅速增加到２０００亿，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增加２７００亿特种国债补偿银行资本金。财政法已经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但是下半年不得不发，估计将以中央政府名义代发特种建设或救灾国债，这样，国债发行在数年之内可能达到饱和。
第二步是吃社会保障基金。中国农村靠的是家庭保障，表现为多生孩子，生儿防老。城市人大约有四项保障：教育补贴与住宅分期付款是自己年轻时先享受，然后再向社会偿还，但是这两项在计划经济下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支付不足；另外两项是医疗和养老，需要年轻时从劳动成果中预先扣除，等到年老时再消费，这两部分在计划体制下统一扣除变成财政收入，再投资成为国有资产，经过多年的重复建设和国有资产流失，已是所剩无几。五年之内将有３０００万老工人下岗或退休，１０年之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都面临基本的医疗和养老问题。
第三步，变产业结构。中国在改革开始时是重化工业结构，机电产业是与国际差距最小的。军工转民用生产老四大件效益很高，但是中国人的消费在单位主导和进口刺激下升级太快，从百元级的老四大件到千元级的新四大件，到万元级的豪华装修，到１０万元级的汽车、数１０万元级的豪华住宅，平均五年一升级，计划经济下建立的庞大三线工业不能适应，只能花费巨额外汇进口或者引进外资生产，结果是消费断层，自身产业结构轻型化，而重化与汽车工业并没有缩小与国际的差距。
第四步，利用对外开放。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有国际比较利益可“吃”。２０年来我国外贸扩大了２０多倍，对外开放度超过３０％，比日本的２０％、美国的５％要高得多。１９９８年进出口速度同时下降，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开始萎缩。引进外资和借外债仍有潜力，但是要看外商信心和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相信五年之内，有可能出现外资净流入等于还本付息额的情况，我们只能够借新债还旧债，对外开放的潜力越来越小。
第五步，出售产权。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股票上市，资产重组，破产兼并；乡镇企业产权明晰化，在产权交易与明确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企业效益和税收，同时回收一笔钱。
第六步，转嫁风险。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发展，开辟证券股票市场，本质上是将国家银行的风险向社会转移；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将政府承担的价格风险向企业和个人转移。转移风险的同时必然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扩大自由度，带来总体风险的分散和社会活力的提高。冒险和赌博本身也是某些人的一种偏好，发挥人的这种潜力可以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创造风险收入，表现在政府税收和证券公司的就业和收入等方面。我们在１９９７年未能有效利用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等到下半年宣布将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上市筹资，结果在经济紧缩、周边动荡、投资信心不足的背景下又成为利空消息，股市可能会出现长期低迷，难以有效利用。
第七步，容忍地下经济。计划经济下由于政府的强控制，地下经济很少。改革以来双重体制并存，地下经济迅速发展；政府机关把相当程度的权力资源投入创收，负作用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府的腐败。我们付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廉洁与效率的代价，换取了暂时的经济繁荣。
第八步，卖国有荒地。国有的荒山、荒地、矿藏、森林、沙漠、水塘，在改革中正在转向个人承包或者出售使用权，鼓励他们进行长期投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以上八项，可以说是体制转轨带来的特殊收益，有些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的，但都是现实的，能够使经济一时迅速繁荣，但是不能持续增长。
第九步，吃国土环境资源。我国国土资源非常紧张，其中有６６万平方公里的城镇国有土地，可以通过拆迁发展房地产业，建立工业开发区。国土的价值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各地政府卖地收入不少，很大一部分级差地租成为单位创收的来源。繁荣时土地价格过高导致出现泡沫，进入萧条后泡沫破灭使银行呆账增加，日本就是在９０年代陷入泡沫经济以后步步衰退的。
我国进口的石油已经接近一亿吨，相当于总需求量的１ / ３；粮食、木材、矿砂等资源也需要进口。至于污染、水利、森林等问题，已无需赘言，只要是高投入、低效率，又追求高速度，就不可能不付出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至承受不了高速增长。
第十步，吃未来投资。高消费，乱投资，必然要牺牲农业、教育、科技和企业技术改造这样的长期投资，外债需要后代偿还。我国在人口结构尚年轻时没有完成工业化，１０年以后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社会负担将大大加重。
以上两步是为了暂时的高速增长而牺牲未来发展的潜力，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体制下都是不应该的，损失应该计算为负增长，从产值中减掉。如此，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就要大打折扣。
第十一步，吃居民存款。改革多年来，我国以银行贷款代替财政进行国有企业投资，造成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银行的高比例呆帐，在技术上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１９９６年银行停止救助国有企业，１９９７年接受亚洲金融危机教训，金融业开始整顿，进入通货紧缩时期，银行要依靠特种国债来补充资本金。银行是国有的，银行的存款却是居民的，银行依靠的信用和权威在中国主要依靠政府，如果出现金融危机，破产的就不仅仅是银行了。
第十二步，集中耕地。耕地在法律上属于集体所有，在政策上为农民家庭承包，基层政权对耕地的实际支配权表现为乱摊派，相当于过去的地租。在繁荣时期农民进城做工，耕地使用权极不值钱，于是“土地规模经营”之风甚烈，再发展几年必将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一旦经济萧条，需要农民工回乡，将无地可种。我国将彻底失去农村和八亿农民这一化解危机的大蓄水池。非常幸运的是，土地兼并还没有开展起来，我国经济就已经进入萧条，城市为保障下岗工人再就业，开始清退农民工，这使农村土地兼并的势头得到遏制。耕地对农民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土地兼并在中国难成气候。
这两步再加上国有资产中包含的应用于老工人的养老保险和公费医疗的那部份，名义上是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实际上是个人财产。如果在经济繁荣中出现对居民个人财产的剥夺，那么社会安定将受到破坏，危机必定出现。
第十三步，吃紧急储备。一旦经济形势紧张时，我国政府手中还有１４０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３０００亿斤存粮。一批现代化粮库正准备修建，农民家中仍有存粮，估计可以应付两三年的自然灾害。
第十四步，依靠政府信誉与权威。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虽然削弱，但是还比较强，这是目前金融稳定的最大保障。货币是信用，而信用是由政府威信和法律保障的。
这最后两步，是政府的物质力量和精神权威所在，也是防范金融危机，控制危机发展的最后力量。危机因素的积累会削弱政府权威，危机一旦爆发则说明政府已经难以控制，但是危机爆发以后又需要政府去控制，此时就会出现政府的变动。
估计五年之后，上述资源大部分将被“吃光分净”，经济增长将因特殊潜力用尽而一般潜力不能有效发挥，制度因素又不能保障市场有效运转而不能持续。此时，权力资本的合法性危机就将暴露，触发危机的偶然因素亦将出现：
——权力资本将因为不能规范而恶性膨胀，大肆吞食社会资本和个人财产。不仅腐败蔓延，权力资本有组织的剥夺将更加严重。比如乱收费，比如在拆迁中不对私房的土地使用权给以足够的补偿，收取电话初装费和手提电话入网费却不明确给予所有权，以及在住宅价格中打入市政配套费，但市政设施产权却归政府所有等等。
——在货币紧缩情况下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会比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更加打击社会生产力，打击中小民间资本。如果不依靠权力就不能挣钱，民间投资就萎缩下去。
——外汇管制失效。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造成崩溃性的冲击，取决于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人民币资本帐户不自由兑换，有效地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９０％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五年之后会达到１００００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会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也只能延缓一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五年之后国际资本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也是我国危机可能的爆发点。
中国危机的外部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对中国危机的逻辑和历史分析表明，危机的发生指向“五年左右”，对此我们可以预先防范。防范危机如同防洪，也有两种办法，洪峰不大可筑堤挡水；如果预测洪峰很大，就应该以疏导为主，甚至要决堤放水，将灾害引导到损失较小的一个方向去。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危机难以避免，只能采取“提前引爆”的办法，将一个大危机化解为许多小危机，随时出现，随时解决。现在多数人的倾向是低估危机的性质和程度，以为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和加强整顿而轻易地避免危机；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及一系列派生矛盾不能被系统地研究和承认，而是受到强行压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能够提前认识东亚模式的弊病；危机的滞后影响则暴露了我国危机的潜在因素，促使我们早日解决。危机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因为现在我们毕竟还没有完全“分光吃净”。从避免危机的角度来看，中国既面临历史性的危机，也遇到了历史性的幸运。
历史的幸运开始于五年之前，当时亚洲正处于繁荣的高峰，中国的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暴富层次升级，社会财富以极不合理的方式剧烈再分配。此时，世界上有两个地区主动收缩经济，贬值汇率，一个是欧洲各国为了出欧元而消除赤字和通货膨胀，一个是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关于中国收缩经济，当时有很大争议，有人提出通货膨胀可以和经济同步增长，有人说中国没有泡沫经济，权力金融资本集团更因财路被断而极力反对。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开始的金融整顿，刚刚稳定了汇率，制止了炒地皮，到１０月份就因国有企业生产负增长，被迫增加货币发行。１９９４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竟然以“加快发展，加快改革”为题，等于宣布宏观调控结束。但是三个月以后，中央又出台了“二十字方针”，以保持稳定为核心，重新坚持经济收缩。这次政策转换非常奇怪，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虽然“软着陆”政策在１９９７年出现某些失误，比如对形势的分析过于乐观，没有能够及时启动经济，对股票市场打击过严而利用不够等，但五年以来收缩经济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它使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没有卷入亚洲金融危机，并有力量保持人民币汇率坚挺而发挥稳定作用。一年以来，是人民币，港币和美元三种货币的坚挺，发挥了亚洲和国际关键货币的作用，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形成了中美协调稳定亚洲经济的局面。中国人国际地位的提高，不是通过与西方对抗，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经济和汇率，发挥了世界性的良好影响。这对于未来世界格局和中国如何发挥大国作用都是非常好的开端和启示。如果没有提前收缩和整顿，中国自顾不暇，何来力量去稳定亚洲？
金融危机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自泰国开始，横扫东南亚，波及韩国，给香港造成长期的萧条和不稳定；１９９８年５月在日本公开暴露，日元长期疲软，预计在１９９９年将继续连带亚洲甚至美国，全球金融崩溃和经济大萧条也不是没有可能。由于中国已经提前收缩经济，并在１９９４年将人民币贬值５０％，在五年之内保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巨额双顺差，到１９９７年底积累了１４０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东南亚各国正是在这几年出现了巨额外贸逆差。由于连续数年的经济紧缩，国内消费物价指数从２１·７％下降到０·８％。人民币名义汇率没有变动，但是实际汇率贬值了。由于亚洲国家的货币在１９９７年的贬值，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６％左右，至１９９８年５月份，亚洲各国汇率有所回升，局势已经初步稳定下来；从５月份开始日元贬值，如果能够控制在２０％的幅度以内，并连带亚洲各国货币贬值１５％，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升值６％，两年共升值１０％。但是国内消费物价指数两年之内下降了１４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汇率同时贬值１４个百分点，两者基本抵消，加上出口退税的鼓励，我国出口并不十分悲观。
１９９７年中国出口增加了２０％以上，外贸顺差４６８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峰。１９９８年出口增长率可能在５～１０％，但是贸易顺差上半年即达到２６７亿美元，全年不会少于３００亿美元。出口增长率下降，但是进口增长率下降更大，这是因为国内需求疲软，新的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和住宅，难以带动进口。这样，中国的净出口并不会下降，加上资本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可望保持４００亿美元以上顺差。顺差下出现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说明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前景信心不足，企业和个人大批保留外汇，不去结汇，使国家外汇储备几乎没有增长。外汇储备只能调节外汇市场变化的增量部分，而不能解决基础性的失衡，有１４００亿美元也差不多了。中央货币当局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增加国内货币投放的空间，中国由此调整出口导向战略，转向扩大国内需求，正好顺势而行。
出口增长率下降包括水灾对于中国的真正影响，在于降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一定要达到８％？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是一个预测数字，到了我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被强化到国内外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将继续在全球范围造成通货紧缩，经济下滑，资产缩水，收入下降，失业增加，保护主义盛行和货币连锁贬值，中国已经并且将继续受到影响。
亚洲各国经济进入负增长，首先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外资。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国内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使股价在夏季下跌了３０％，投资者损失惨重；消费与投资不振，是因为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超过了名义利率降低的速度，以致出现改革以来最高水平的实际利率；深化改革、整顿金融业和证券市场、精简政府机构、清除腐败等一系列非常必要的措施中的多数会产生紧缩效果，使就业和收入下降。比较有效的调节办法是发行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问题是难以回收资金，财政的困难还会加大。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就难以短期走出来，日本走了十年没有出路，我们不可把问题是看得太简单了。
更加严重的问题就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六倍，世界扶植不起日本，日本却能够拖累全世界。日元贬值如果超过１：１５０，将连带韩国和台湾的货币贬值，人民币与港币的处境将更为困难。许多人责怪日本和美国政府纵容日元贬值，认为只要联合干预，日元就可以稳定；而且认为美日一定会干预，因为日元贬值不符合两国利益。这又是一种“肤浅的乐观论”。
日本的贸易收支有巨额顺差，货币应该升值，这是教科书上说的。实际上，日本经济多年萧条，为刺激经济利率已经接近于零，资本大批外流；国际货币市场上，外汇经纪人不看好日本经济前景，卖日元买美元，日元如何不跌？日本政府当然不希望日元过度贬值，但是日本的决策权究竟在谁手里？有没有类似“权力资本”之类的政治经济势力？近百年来的财阀势力对日本政治究竟有多大支配力？会不会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日本政府公布了投资巨款启动内需的计划，但是效果不大，目前正在清理呆帐，将于９月份公布。如何处理还要经过国会辩论，但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在参议院不占多数，最后能否通过有效办法将决定日元的走势，局势的明朗至少要到９８年底。美国的战略利益又在哪里？为什么美国能够容忍日本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而纵容日元贬值？有没有等到日本经济继续恶化，资产大幅缩水后再来收购，从而打垮日本根深蒂固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考虑？这些都需要各学科的综合研究，不是单纯的经济模型和数字能够回答的。
我们所看到的“东亚模式”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比如对于美国的扶植和操纵就估计不足。东亚成功的国际背景，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冷战战略。如果美国不为日本负担军费，日本经济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就会降低４０％；日本两次外汇短缺，是靠韩战和越战期间为美国生产军事物资解决的；美国可以容忍日本对美国产品２０％的高关税，难道不是扶植日本，反而是怕它不成？东亚各国所谓“专制下的政治稳定”实际上也是由美国扶植的，当失去稳定时，美国就会迫使政权更换，如马科斯和苏加诺。一旦冷战结束，美国的亚洲战略就变成促进自由化，亚洲各国的动荡就开始了。
东亚奇迹的经济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２０年来，美国和欧洲淘汰了占国内市场２０％的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产业，为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提供了市场，并刺激其外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旦西方产业结构调整完毕，发展中国家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中国的得天独厚之处是有农村市场，所以只是长期萧条，不过将出口产品内销，要承担亏损而已。
以日本危机为核心的第二次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可能长期持续并拖累亚洲和全球经济，近期日元保持１：１５０不再贬值，极为关键。危机的另一个爆发点在香港，国际资本将反复冲击香港，港币能否保持联系汇率并不贬值难以预料。这两个因素将构成对中国最大的外部冲击。前景很难令人乐观。
中国经济的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因素左右，在经济方面是美国经济与股市及美元的走势、欧元的出台、美英金融资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美国大公司对世界粮食市场的控制等等，如果明年出现全球金融市场崩溃，连带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中国亦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是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包括台湾问题都是变数，***势力的发展随时可能造成突发事件。危机的内外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在内部危机因素日趋严重时，尤其要妥善处理外部矛盾，以免形成互相放大的恶性效果。
克服危机的根本对策
本文对于中国面临危机的性质，做出以下概括：
第一，这次危机的内在必然性，是由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权力资本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与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根本矛盾而不能取得合法性，因而无法加以规范。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是中国危机的主要根源。
第二，体制转轨所造成的特殊繁荣，为改革和政权带来了新的合法性，在一定时期内掩盖了权力资本的不合法性，并且拖延了政治和社会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的一般性因素不能充分发挥，体制性因素亦没有培养出来，经济高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出现历史性的中断，从而使得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暴露出来。
第三，按照危机内在因素的发展和社会控制危机的能力，特别是我国体制转轨潜力的释放程度，和政府掌握资源的状况来推算，中国的经济危机将在五年左右到来。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我国通货紧缩的局面，提前结束了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将促使危机提前出现。这对于中国，既是历史性的危机，也是历史性的幸运。因为目前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还掌握一定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还在农民手里，还有克服危机的能力。
第四，危机涉及三个层次：
——社会政治结构层面，是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
——真实经济层面，包括产业结构改造、国有企业改革等多方面问题；
——货币经济层面，危机最容易爆发。汇市、楼市、股市是连带的，很可能由于突发事件的出现导致信心崩溃，外商撤资，资本外逃，挤兑与抢购外汇，连带整体性危机的爆发。
第五，克服危机的本质，是通过全面改革、全面整顿，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外，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确立新的合法性。克服危机的对策，必须要超过经济的范围，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
根本性的反危机措施，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危机和反危机意识。为此需要广开言路。机构改革旨在提高政府执行能力，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则需要通过全国人大系统。建议在全国人大设立公开的政策论坛，对重大政策进行公开的、经常性的辩论。集中各学科各部门力量，对中国的反危机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第二，以水灾为契机，调整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人民币汇率应该继续保持稳定，但是要公开向国际表明，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条件是日元不能过分贬值。争取与美国，日本共同协调经济政策，稳定亚洲经济局势。如果美国与日本不能尽全力，或者干预无效，中国亦不应独自承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要准备做更大幅度的调整。
第三，反腐败要有突破性进展，可以考虑实行实名存款制等更加有效的办法，力争以比较小的成本，将腐败比较彻底地清除，将金融机构、证券市场、评估机构、司法机构等迅速规范。
第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从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而且要检讨赶超西方的总战略。要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文化和法制环境，重新设计２１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一整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代替单一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
第五，参考历史经验，切实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以考虑耕地所有权为村社共有，使用权由农民所有并可以流转。应该成立农会，健全基层民主，切实保证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这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消化危机的最坚实基础。
第六，承认工人的历史贡献，将部分国有资产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保障基金，由人民代表大会和工会联合监督，聘请专家经营。在五年之内需要有一万亿元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市，平均每年２０００亿，可以带动股市转为强势。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以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加鼓舞人民的信心，改善预期。社会财富分配向中下层的倾斜可以有效地扭转内需下滑的趋势。
第七，坚决让权力退出市场。党政军机构停止经商，加速产权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经济的职能由企业自身承担，政府集中力量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目前出现的“权力出租”现象更为恶劣，主办单位与公司表面脱钩，实际上收取利润，却又不对公司的不法行为负责，有人戏称之为“坐台小姐与夜总会老板的关系”，必须坚决使权力机构与公司彻底脱钩。
第八，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要有创造性的发展，使之对改革以来的新的社会利益格局具备足够的解释力和规范力。
第九，在有效清除腐败以后，应重新规划并大规模整治国土，以数十万转业军人组织千万民工，兴修水利，建设中小城镇。重复建设的，耗资巨大的，为少数特殊阶层服务的项目，一律撤消，集中财力于基础建设。劳动积累是中国农民的特殊优势，成本很低，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资金和技术，而在于政府还有没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农民通过劳动积累增加了收入，才可以购买工业产品，减少城市工人下岗。
第十，鼓励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社会对于危机的抵抗能力和自组织能力。
危机，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受到阻碍时难以避免的现象，反危机并不是维护旧体制，而是主动加速改革，以减少危机的破坏力。旧体制是一定会瓦解的，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任其自然腐朽和崩溃，而采取一种“为了改革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尤其不能让老百姓付出过多的代价，而让权力资本在危机过程中继续获得暴利。因此，正确的反危机在本质上要维持社会总体稳定，维护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在反危机的过程中，纠正经济改革的偏差，促进全面改革，真正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为大多数人而不是只为少数暴富阶层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