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人民日报-人民网 怅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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怅然得失间
张力颕《 人民日报 》（ 2010年03月29日 24 版）
那是1967年的秋天，我6岁。父亲带着我和长我两岁的哥哥理发回来。走到巷口，爸爸突然让我和哥哥先回家，他自己却飞快地走了。哥哥好像很紧张，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往家走。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有二三十户人家。一进院门，邻居都看着我俩，我感到奇怪——生平第一次得到注视。回到家里，屋里有好几个男人，凶神恶煞地向妈妈逼问爸爸的下落。我吓得动也不敢动。有人喝问我俩爸爸在哪里，哥哥立即回答：“不知道。”
好像是第二天的晚上，妈妈带上我俩悄悄地出了院门，坐无轨电车到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黑暗中，爸爸的好友孟叔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手提着一个大包——那是给我和哥哥的棉袄棉裤，一手拿出火车票带我们进站来到车厢前。这时候才看见爸爸，我几乎没认出来，他头上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三个大人说话悄声细语，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们对面坐着一个解放军。爸爸、妈妈和孟叔叔跟他说了些什么，解放军点点头，笑着答应了。
开车铃声响了，爸爸、妈妈和孟叔叔下去了，不住地一面看着我和哥哥，一面向解放军嘱托。车开动了，我看见站台上的妈妈泪流满面，爸爸的眼睛闪闪发亮。我全然不知，我再次看见这双眼睛，竟然是在10年之后！数年后我才逐渐模糊地知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个解放军叔叔真好，看见我和哥哥都想坐靠窗的座，就和哥哥换了座位，让我俩都可以靠窗张望。
“吃饭啦！盒饭两毛！”香味从车厢那头径直飘过来。炊事员从小铁车里拿出盒饭，一个个递到两边的人手里。小铁车缓缓前行，终于来到我们座位前。我看着哥哥——他掌管着我们仅有的5块钱——哥哥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馒头，掰了一半给我，另一半放回书包。我没有接，急得涨红了脸。这时，那位解放军叔叔买了两盒饭，一人一盒放到了我和哥哥面前，那香味一下窜进我的鼻孔，充满了全身。哥哥的脸刷地红了……那是我所吃过的最好吃的饭：我一直想拥有的铝饭盒，装着雪白的米饭，米饭上面铺着两片粉肠、一片肉，还有一些蒜薹、芹菜，火车上的盒饭，怎么就那么香！
我们的目的地是沈阳的姑姑家。第二天到了北京，解放军叔叔把我和哥哥交给了一个列车员阿姨。阿姨拎着我们的大包棉衣飞快地走着，我和哥哥背着书包几乎是一路小跑。她把我俩领到了北京站二楼东南角的广播室里，交给了另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阿姨。广播室的阿姨让我俩呆在广播室里，她去给我们办好了中转签字，然后拎起我们的大包，提前把我俩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我很高兴：还是两个靠窗的座！阿姨下车后又很快回来，给了我们两个大大的面包，然后走了。面包陪着我俩，一直到又一个列车员阿姨把我俩交到姑姑手里。
未必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童年都吃过苦。于今时时想起，叫我刻骨铭心的不是苦，反倒是感动与惭愧。我根本不知道那位解放军叔叔和那三位阿姨的名字，甚至记不清他们的长相，只记得那红色的五星和铁路路徽。在那些岁月，他们不留姓名地帮了我们，而我，竟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
我的中学差不多是在一系列胡闹中度过的：因为像我这样的出身，和“红卫兵”、共青团根本不挨边，只剩下学工、学农和打架了。被人打的次数太多了，我便学了拳击，也频繁地用起了拳头。在这里，陆老师成了又一位我终生不忘的人。其实，她甚至不算是真正的老师：一位工人，随着工农兵进驻学校，她成了我的班主任。一天上午体育课，我从跳马上摔了下来，右肘立即肿了起来。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很难引起谁的注意。陆老师听说了，立即过来要带我去医院。我强忍着剧痛，若无其事地说“不用”。陆老师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虽然她还没有我高，但她那种气势震住了我，我跟她走了。电车上人很多，她把我放进电车中间靠近绞盘的死角里，双手死命撑住扶手用脊背顶住人流。到了医院，让我坐在木椅上，她去挂号、排队、交钱，不停地楼上楼下地跑。拍完了片子，打上了石膏，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三四个小时。陆老师叫我继续回到木椅上等着，她却消失在人群中。过了一会儿，陆老师哈着腰跑回来，从头到脚水湿，成了“落汤鸡”，我才知道外面下起了大雨。她从怀里拿出一纸包包子，捧给我：“快，趁热吃！”包子冒着热气，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吃不下去；我只是清楚地意识到，眼前被浇透了的陆老师，原来，是那么弱小！
这一次，我学会了记住给予我帮助的人的名字，但那声谢谢却始终没能说出口。
感谢生活的赐予。让我在童年就感受到人性的温暖。现在别说盒饭，就是来顿龙虾鲍鱼你也可以尽饱吃，但你绝不敢在火车上喝陌生人一口水。让两个孩子自己纵穿半个中国，谁也不敢——上大学还得送呢。学生在学校出了问题，老师绝不会自作主张领孩子去处理：钱谁出？责任谁负？各种损失谁来承担？“阶级敌人”、“反革命”是没有了，可你能相信谁呢？当然，只要你出钱，什么事都有人办：带孩子、送孩子，甚至帮你擦窗户扫地做饭……但不给钱，熟人、朋友、亲戚也未必帮你；钱几乎成了现在唯一的道德、人情、时尚和规矩。
我们已经告别了大杂院，住进了高楼；我们已经可以不挤电车，打的或者开着私家车；我们已经没有饥寒，对着锦衣美食挑三拣四。物质的享受，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但我仍有些怅然：如果解放军叔叔和陆老师们只能成为过去的见证，为了这些“得到”，我们的失去是不是也太过残酷了？
张力颕《 人民日报 》（ 2010年03月29日 24 版）
那是1967年的秋天，我6岁。父亲带着我和长我两岁的哥哥理发回来。走到巷口，爸爸突然让我和哥哥先回家，他自己却飞快地走了。哥哥好像很紧张，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往家走。我们住的是个大杂院，有二三十户人家。一进院门，邻居都看着我俩，我感到奇怪——生平第一次得到注视。回到家里，屋里有好几个男人，凶神恶煞地向妈妈逼问爸爸的下落。我吓得动也不敢动。有人喝问我俩爸爸在哪里，哥哥立即回答：“不知道。”
好像是第二天的晚上，妈妈带上我俩悄悄地出了院门，坐无轨电车到了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憧憬。黑暗中，爸爸的好友孟叔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手提着一个大包——那是给我和哥哥的棉袄棉裤，一手拿出火车票带我们进站来到车厢前。这时候才看见爸爸，我几乎没认出来，他头上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三个大人说话悄声细语，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我们对面坐着一个解放军。爸爸、妈妈和孟叔叔跟他说了些什么，解放军点点头，笑着答应了。
开车铃声响了，爸爸、妈妈和孟叔叔下去了，不住地一面看着我和哥哥，一面向解放军嘱托。车开动了，我看见站台上的妈妈泪流满面，爸爸的眼睛闪闪发亮。我全然不知，我再次看见这双眼睛，竟然是在10年之后！数年后我才逐渐模糊地知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个解放军叔叔真好，看见我和哥哥都想坐靠窗的座，就和哥哥换了座位，让我俩都可以靠窗张望。
“吃饭啦！盒饭两毛！”香味从车厢那头径直飘过来。炊事员从小铁车里拿出盒饭，一个个递到两边的人手里。小铁车缓缓前行，终于来到我们座位前。我看着哥哥——他掌管着我们仅有的5块钱——哥哥却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馒头，掰了一半给我，另一半放回书包。我没有接，急得涨红了脸。这时，那位解放军叔叔买了两盒饭，一人一盒放到了我和哥哥面前，那香味一下窜进我的鼻孔，充满了全身。哥哥的脸刷地红了……那是我所吃过的最好吃的饭：我一直想拥有的铝饭盒，装着雪白的米饭，米饭上面铺着两片粉肠、一片肉，还有一些蒜薹、芹菜，火车上的盒饭，怎么就那么香！
我们的目的地是沈阳的姑姑家。第二天到了北京，解放军叔叔把我和哥哥交给了一个列车员阿姨。阿姨拎着我们的大包棉衣飞快地走着，我和哥哥背着书包几乎是一路小跑。她把我俩领到了北京站二楼东南角的广播室里，交给了另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阿姨。广播室的阿姨让我俩呆在广播室里，她去给我们办好了中转签字，然后拎起我们的大包，提前把我俩送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我很高兴：还是两个靠窗的座！阿姨下车后又很快回来，给了我们两个大大的面包，然后走了。面包陪着我俩，一直到又一个列车员阿姨把我俩交到姑姑手里。
未必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童年都吃过苦。于今时时想起，叫我刻骨铭心的不是苦，反倒是感动与惭愧。我根本不知道那位解放军叔叔和那三位阿姨的名字，甚至记不清他们的长相，只记得那红色的五星和铁路路徽。在那些岁月，他们不留姓名地帮了我们，而我，竟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
我的中学差不多是在一系列胡闹中度过的：因为像我这样的出身，和“红卫兵”、共青团根本不挨边，只剩下学工、学农和打架了。被人打的次数太多了，我便学了拳击，也频繁地用起了拳头。在这里，陆老师成了又一位我终生不忘的人。其实，她甚至不算是真正的老师：一位工人，随着工农兵进驻学校，她成了我的班主任。一天上午体育课，我从跳马上摔了下来，右肘立即肿了起来。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很难引起谁的注意。陆老师听说了，立即过来要带我去医院。我强忍着剧痛，若无其事地说“不用”。陆老师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虽然她还没有我高，但她那种气势震住了我，我跟她走了。电车上人很多，她把我放进电车中间靠近绞盘的死角里，双手死命撑住扶手用脊背顶住人流。到了医院，让我坐在木椅上，她去挂号、排队、交钱，不停地楼上楼下地跑。拍完了片子，打上了石膏，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三四个小时。陆老师叫我继续回到木椅上等着，她却消失在人群中。过了一会儿，陆老师哈着腰跑回来，从头到脚水湿，成了“落汤鸡”，我才知道外面下起了大雨。她从怀里拿出一纸包包子，捧给我：“快，趁热吃！”包子冒着热气，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吃不下去；我只是清楚地意识到，眼前被浇透了的陆老师，原来，是那么弱小！
这一次，我学会了记住给予我帮助的人的名字，但那声谢谢却始终没能说出口。
感谢生活的赐予。让我在童年就感受到人性的温暖。现在别说盒饭，就是来顿龙虾鲍鱼你也可以尽饱吃，但你绝不敢在火车上喝陌生人一口水。让两个孩子自己纵穿半个中国，谁也不敢——上大学还得送呢。学生在学校出了问题，老师绝不会自作主张领孩子去处理：钱谁出？责任谁负？各种损失谁来承担？“阶级敌人”、“反革命”是没有了，可你能相信谁呢？当然，只要你出钱，什么事都有人办：带孩子、送孩子，甚至帮你擦窗户扫地做饭……但不给钱，熟人、朋友、亲戚也未必帮你；钱几乎成了现在唯一的道德、人情、时尚和规矩。
我们已经告别了大杂院，住进了高楼；我们已经可以不挤电车，打的或者开着私家车；我们已经没有饥寒，对着锦衣美食挑三拣四。物质的享受，我们得到的太多太多。但我仍有些怅然：如果解放军叔叔和陆老师们只能成为过去的见证，为了这些“得到”，我们的失去是不是也太过残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