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文摘：九一三事件中小人物的命运（31）

(2009-08-21 06:40:19)
标签：专机
九一三事件
候机室
公安学校
周恩来
北京
杂谈
空中小姐穿上了军装
小魏解除关押后，在复员前，被办了“学习班”。
那时，卫戍区接管了机场，在那种“左”得要命的时代，似乎人人都爱憎分明。人家说啦，给你办“学习班”，是组织上对你们的最大的关心爱护，放出来，群众还不把你们打死。说实话，还不如让中央带走呢，关在上边他们算什么？小萝卜头。大人物有的是，而越往下，越算人物。每天有两个女的“陪”在房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天天写检查。什么也不知道，写什么？不要说阴谋，就是阳谋也不知道。没办法，只能自己给自己瞎上纲，把所有的屎盆子全扣到自己头上。也怪，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罪。不是装的，真觉得自己有罪，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请罪。那时大家都虔诚极了，傻极了，甚至有的人一边说毛主席您老人家，我有罪，一边眼泪哗哗往下淌。
其实有什么罪？根本没罪！
除了写“上纲”的批判自己的材料，小魏就是和服务队队长、副队长以及领航、调度等几个人弄成一个“劳动组”，天天到机场边上的沙地种花生。那是一段以泪洗面的过程，不是“劳动”，“劳动”没什么，而“劳动”回来，路上围着好多看热闹的人，像观看珍稀动物一样，天天如此。
光看“热闹”也没什么，问题是有人天天要大骂一通。
有一位遗属天天在下工路上等着，因为她的丈夫是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的，牺牲了，而叫他的人却活着。可这位活着的人被关到中央去了，她见不到，而他的家属却在这支“劳动”队伍里，所以她张嘴就骂，这一骂可就没有青红皂白了，连大家一起都捎带上了。周围看热闹的人都不说话，没有人制止。这支倒霉的“劳动”队伍里，所有的成员都“绑在一辆战车上”，本来就够垂头丧气的了，那一刻真是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耗子洞，钻进去永远不再出来。
谁都知道，专机服务队都是选来的最优秀的女兵。能到专机师工作，能为领袖服务，是光荣。原来那么受重用，众星捧月般。可现在，成了世界上最臭最臭的人了。你自己还自作多“情”，把自己当党员，站在党的立场，其实人家早把你推到对立面去了，你根本不知道，也不觉得。当时都是“牛鬼蛇神”，男是“反革命”，女是“破鞋”。那时只要有这两条，就能把人打倒。
她们哪里受过这样的污辱？但在那种情况下，你是被“专政”的对象，哪敢乱说乱动？群众嘛，左中右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不按政策办事，有人恨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时谁不认识你？本来很熟，却故意躲你远远的，用惊讶或者憎恶的眼光斜着看你，像躲一个烈性传染病人，生怕沾上。这是什么滋味？说不出的难受，吃糠咽菜都比这好。谁都能指着鼻子骂，敢反驳吗？敢对骂吗？不敢。没有办法，你只能忍着，低着头快快地从人群中穿过，就像你真的有天大的罪过一样。而围观的人群更以为你有多大罪过，此起彼伏的骂声不断追上来，精神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刺激？
还好，没得精神病。
多少年，沉重在心，身体越来越差，整你时还不如死了好。
死了，平反有什么用？受了多大罪，弄得家庭不和，怎么办？心一横，都可以顶住，还得活下去。以后她们中间的一位对我说，这一来，脸皮厚了很多，你说，我没听见。你拍桌子，你拍一下，我敢拍两下。你说开除我党籍，你开除不了。第一我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第二我没给领导送过一分钱的礼，工作一直不错。第三我没有男女关系问题。信不信？你开除不了。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
人就这样，活过来就活过来了。
她们被关了半年，又种了半年还是更长的花生，已经记不清了。
终于调查一大圈，没有的还是没有，这才给了自由。
几个“难友”，或到幼儿园看小孩，或到军人服务社站柜台。
自由是有了，但心灵上的自由却不那么容易得到，还是不愿意去集体场合，怎么也不愿意，宁肯把自己“禁锢”在黑暗的小屋里，心是伤透了。
后来她们都先后离开了部队。在专机服务队干了那么长的时间，什么专业也没有，青春全献给了专机师，到了地方只能是从头干起。
是的，青春全献给了专机师。
1960年4月，有一批十几岁的女孩子从公安学校来到专机师。那时还不叫专机师，还是独三团，扩编成专机师是1963年10月的事情。
那时还没有成立专机服务队。
1959年为准备十年大庆，中国民航和空军专机部队联合执行专机任务，接送各地来北京参加观礼的国庆代表。服务员不够，中国民航从公安学校借了12名女生。原来说就借一两个月，没想到又被专机师的前身独三团借去。工作完了，回到公安学校，继续学习。但飞专机嘛，通天，又要了几个回去。这些女孩子还想回公安学校，还有好多政治、业务课没有学呢。但专机厉害，你“胳膊”怎么拧得过“大腿”？最后硬留下三个。这样，她们没有在公安学校毕业，就成了专机上最早的职工之一。刚开始叫候机室，是个班，那时就四五个人，队员还是职工。虽然机组人员都是现役军人，但除了执行军事任务，所有的人都穿便衣，这样也就看不出谁军谁民。
周恩来总理坐专机多，每次坐他都非常关心专机服务员。服务员跟总理飞，不拘束，比较随便，哪地方人，多大了，三下两下就熟了。那是1963年，总理坐专机时看见服务员王桂兰拿着一件挂着上尉军衔的军衣，就问，小王，你是上尉吗？王桂兰笑了，总理，我不是，我是帮他们拿的衣服。周恩来又问，小王，你是什么衔啊？王桂兰说，报告总理，我不是军人，我没有军衔。周恩来以为机组全是军人，有点吃惊，怎么？你不是军人？王桂兰说，我们是老百姓。
在这之前，专机师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机组全是军人，只有服务员不是军人，出差不方便，也不好管理，就给上边打了个报告，但上边没批。因为这个报告并没有到周恩来那里，所以周恩来不知道服务员是职工。这回随便一问，周恩来记住了这件事，他认为不合理。后来周恩来和罗瑞卿都坐同一架专机时，周总理对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说，你这个参谋长怎么不带兵啊？
这个信息反馈回专机师，专机师趁热打铁，又往上打了个报告，这回顺利批了。1964年2月，周恩来出访非洲回来，问服务员，你们穿上军装没有？服务员高兴地说，总理，我们穿上军装了。周恩来继续问，你授得什么衔？没有授衔，是勤务符号，这边一架大飞机，那边一架大飞机。周恩来说，没给你授少尉军衔吗？那也不合理。很多年后，那位服务员回忆，穿上军装我们已经很骄傲了，不在乎有没有军衔。途经成都休息时，她特意穿上军装给周总理敬酒。
周总理很高兴，没再说什么。
就这样，拿现在的话说，空中小姐穿上了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