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 >>南方周末>>第1361期

报告越来越客气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北京 2010-03-17 21:23:23 来源:南方周末

“两高”报告的诞生过程，内容变迁以及围绕与此的费解争议

高层亲自修改

今年最高法院报告通过率相对去年有所上升，与报告中的“黄松有”这三个字有多大关系，这一点很难判断。去年有代表因最高法报告只字未提“黄松有”直言将投反对票，“黄松有”此度现身，确实让很多代表对最高法院自揭家丑的勇气大加赞叹。

实际上，写不写，怎么写“黄松有”，并非最高法院完全决定的事情。参加报告写作的人士介绍，按照惯例，“两高”报告一般在春节前就会形成初稿，之后便进入最关键阶段：向政治局九位常委、各省省委书记和法律工作相关的二十多位部级以上官员征求意见。

一位曾经参与过这一工作的人士说，从各省反馈回来的情况，能看出各个省委书记对“两高”工作的不同态度：“有的非常认真，连标点符号都改。”“有的就只是让省委办公厅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没有意见。”据他介绍，政治局常委对报告审读非常认真，很多都是亲自改，改动意见有时写得密密麻麻。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两高”报告注定了有更多的政治色彩。“服务大局”是近两年报告中常提的短语，在今年的审议中，“两高”在去年服务大局的种种做法颇受代表认同。

“自己的”，还是“全国的”

“两高”的报告到底是说自己的事情，还是说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有误区。特别是法院，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上下级法院之间属于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最高法一直尝试改革报告架构，重点报告最高法院自身的工作。

2004年的最高法院报告首次变脸，集中向全国人大报告本院工作，不再像以往那样，全面报告全国各级法院的情况，这被视为回归宪法原则的一种改革。当时有专家评价，“地方法院的工作应该由他们自己对同级人大报告。这个改变使最高法院的司法职能更加突出，减少了行政色彩。”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南岸区区长刘宝亚在读“两高”报告时，就很狐疑：我们到这里来重点是想了解“两高”的情况，自己省市的情况之前已经听过汇报了，但现在“两高”报告里全国性的数字太多。“能不能像财政部报告一样，主要说中央，地方才8行。”

但对于绝大多数代表来说，总还带着对司法的整体印象来聆听最高法院的报告，一些代表在投票时，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把地方法院的不满抒发到最高法院身上来。

数字说明什么

相比政府工作报告，“两高”报告常常被代表委员认为过于死板，亮点不够创新不够。历年“两高”报告写作班子一直为推陈出新挖空心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司法领域整顿清理超期羁押，结果，在次年的工作报告中，“两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都将此作为自己工作的亮点，据说有领导感到不解：到底是谁先提出来的？

相比政府工作报告出现的数字，“两高”报告中的数字也让代表委员更难理解。“最高检说职务犯罪立案侦查增加了多少，到底想说明查处力度大，还是腐败没有得到遏制？”蔡继明委员说他对报告中多处数字存有类似的困惑。

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研究员张晓山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报告，“这些数据到底要说明什么，指向什么。”他举例最高法报告中谈到的到法院的信访减少了，“这说明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说访民觉得到法院没用，改去党委和政府了，哪些是你们工作的原因，哪些是社会整体形势的变化呢？”

政协委员葛剑雄说，法院和检察院可以拿一堆数据来说明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老百姓还是要看一些对全国有影响力的大案要案，看看你办得怎么样。有人希望高法的报告能披露自己审理的有重大法律意义的案件情况，比如许霆案。

越来越客气

在今年最高法院报告征求特邀咨询员意见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最高法院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过于卑微，不是接受监督就是向哪个报告工作，还是要围绕独立行使审判权做文章。有法官认为，在这方面，最高法院报告不应当回避司法受到行政干预的问题。

在1980年代最高法院的报告中，这样的表态并不少见。例如：“对法院依法办事横加干涉的事不是个别的，有的是不懂法律，有的是偏听偏信，有的是滥耍威风，还有的是以权谋私。”再如：“不管骗得什么‘能人’、‘开拓者’、‘改革家’之类的桂冠，只要触犯刑律，证据确凿，就坚决依法制裁。”

当时最高法院的不卑不亢，还表现在对司法经费和人员待遇的表述上：“对于法院办案经费、法庭建设、交通工具等方面的困难状况，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大的改变。用行政机关经费包干的办法，不可能解决法院的经费问题。把办案经费和罚没收入挂钩或者变相挂钩，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产生很多流弊。”

“向人大要经费最名正言顺。”一位法官说，最高法院的报告越来越“客气”了，他最希望最高法院在报告中要求提高法官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