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磊：“爱闹风潮”的司法部长史良(时代周报 2010-4-8)

史良近几年成为受人关注的人物，也许是因为那本《往事并不如烟》。在史良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中，有更多关于史良的历史细节出现了，这使后人对史良产生“同情之理解”成为了可能。1987年出版的《史良自述》的最后一章名为《美的赞歌》，她写道：“我是1900年出生的，我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纪。”这个为美而生的司法部长，值得我们去反复思考、理解她的一生、她的世纪。

2009年3月30日下午，中国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举行了纪念史良（1900-1985）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史良的养女史小红、女婿刘硕专程由京来沪赴会，他们追忆史良，澄清史良，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形象丰满的史良。

史良是谁

座谈会结束，记者与一些朋友闲聊史良及她所处的时代。突然听到一年轻女性毫无羞涩地发问：“史良是谁？”

这一发问，让人感觉到世事变易的迅疾。也许时间真的是太久—1919年，不满20岁的她投身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中，史良走上街头演讲，示威，被当局逮捕。1936年，为推动国民党抗日，已是上海著名律师的史良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再次被捕下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49年以后，史良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制订的第一部大法。史良曾戏谑地对当时的媒体说：“我是个爱闹风潮的家伙。”在她七岁的时候，就以绝食来抗拒父母为其定亲。做了律师之后，她一直注重维护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与权益。

早在1942年，史良便加入民盟，后历任民盟副主席、主席。她还担任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至去世。

这便是史良政治生涯的简略轮廓。综其一生，追求进步可能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在民国年代，她为“政治犯”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呼吁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她仍然尽其所能地融入政治的主旋律。

1957年，对于不少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是火与冰的炼狱。接踵于畅快淋漓的鸣放与宣泄而来的，是反省、自贬、批判、斗争。那年的6月6日，鸣放的势头尚炽，史良和章伯钧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者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会上，教授们慷慨激昂，辞锋尖锐，口无遮拦，此即是所谓的“六六六会议”。

没几天形势便急转直下，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作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天，发言稿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全文刊发。于是乎，现在就有文章认为，是史良向上汇报了“六六六会议”的情况，形势才有如此严峻又不可逆变的转折。但是，民盟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王海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此说并不确切。史良并没有汇报之举，更谈不上所谓的“告密”，汇报者另有其人。不过，史良确实对教授们的发言忧心忡忡，大感不谐，她的这些反应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她一向是个追求进步的人，力求站在主流的一面。今天看待这件事情，还需考虑当时的大背景，不能苛求前人。

天方夜谭

在追求进步的另一面，史良也是一个温情的女人。她和丈夫陆殿栋的婚姻，持续一生，感情甚笃。史良的女婿刘硕在座谈会上略带愤怒地说：“社会上有的书中毫无根据地臆测父母一生感情不好，为此，我专门走访了了解情况的同志，大家都说绝无此事。我只能说，以不实之词编写虚构情节来找卖点的作者是非常无聊的。”

陆殿栋小史良七年，他俩相识于上世纪30年代。其时，史良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律师，英俊潇洒的陆殿栋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译员—并不是传闻中的普通巡捕。“父亲得知巡捕房要捕什么政治犯时，常提前通知母亲，母亲则立即通知有关人员或告知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转移，两人在工作来往中感情日深。”刘硕说。

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陆殿栋始为史良奔走，送她到自己的亲戚家躲避，后又陪侍她到苏州投案。1937年史良出狱，两人便结为秦晋之好。

“有的书中渲染，抗战时期在重庆，史良与罗隆基有过一段罗曼史，后因为浦熙修的介入，史良断然中止这段情史，与陆殿栋结婚。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史良与罗隆基只是正常的书信来往，当然一向浪漫的罗隆基可能会有一些暧昧而多情的表达。1947年，上海的小报也曾用轻佻的词语，夸张地臆测两人的关系，这些都不足为信。事实上，史良与陆殿栋早就结婚了，而且婚姻生活很稳定。”王海波告诉记者。

“事实证明，母亲所选择的伴侣，不仅在生活上互相体贴，在事业上也是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从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解放前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爱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母亲的每一次转移、藏匿及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都由父亲陪同。”刘硕说。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在全国政协的追思会上，陆殿栋哀痛过度，突发脑溢血弃世而去。“这对母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沉浸在悲痛和怀念中，经常眼泪无端垂落，每天都要在父亲的遗像前默坐一两个小时。那时她参加什么活动都戴着黑纱，为丈夫守孝三年。自此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每况愈下。”刘硕说。

史小红透露：“有的书中称母亲在1966年被批斗的时候，造反派拿着她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质问她两人有何关系，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爱他’。对这点我很气愤。我问了当时很多在场的人，根本没有听过这句话。”

王海波也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史良不可能说‘我爱他’，这是天方夜谭。我碰到过民盟当年的在场者，他们都说没有这事儿。”然而，身历此事者因种种原因，面对记者与社会的追问又保持固执的沉默。

一度，史良的后人考虑用法律手段来澄清种种传闻，但终究没有施行，患在“越描越黑”。

   
        1937年8月3日，刚出狱的全国各界救国会“七君子”。
        自右向左：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杜重远。

由奢入俭

陆殿栋曾留学哈佛，生活洋派，西装革履，行迹雅致。据史良养女史小红介绍，婚后每个星期史陆夫妇俩人都会去西餐厅用餐，花费七元，非常浪漫。陆殿栋喜欢照相，史良的许多倩影就是在丈夫摆弄摄影器材时留下的。陆殿栋会给每一张底片写上详细的说明，一一标注日期。“母亲和宋庆龄阿姨关系很好，就像是闺密。宋庆龄常邀请父母去她家的小电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放的是英文原版，父亲就常担忧，‘不知道存初（史良字）能否看懂，看她在那里百无聊赖，好像很乏味的。’”史小红说。

史良的生活很有情调，用小瓦罐吃鸡，毛巾用两个星期就换，王海波认为，这些说法是可信的。“新中国前，史良是大律师，住着武定西路的三层洋楼，家里有厨师、司机、花匠，她的汽车也很好，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军统抓史良不得，把她的汽车给运到台湾去了。可以说，她生活阔绰。但，她也有俭朴的一面。”王海波说。

“文革”期间，史良也受到冲击，被勒令经常到民盟机关劳动改造，敲煤块、搞卫生，史良也干得很在行。她说：“我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刘硕透露，史良后期，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十分简单，穿衣吃饭都以节俭为要，“给民盟转信，她都是用旧信封翻过来粘好重用，写家信用自己的信封、信纸和邮票，从不用公家的。很多家庭都用彩电了，她还在看一台电子管的老苏联电视机，民盟买一台新电视机给她，她也叮嘱以后要还给公家，绝不沾公家的便宜。”

史良去世后，家人整理她的财产，发现那些漂亮的首饰竟然全是赝品，总值不过三千元，令后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