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寅泉：调结构 保发展须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

2010年全国“两会”系列评论·之五

——写在2010年全国“两会”闭幕之际

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2010年“两会”分别于3月13日和14日闭幕。本届“两会”以鲜明的主题开启新一年中国人民的奋斗征程。这个主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简言之，就是“调结构，保发展”。

调结构，保发展，不是2010年的创造。这个提法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存在多年。自本世纪初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调结构，保发展就每年都在大力提倡。但是，客观地说，效果并不明显。其中有调和保的力度不够等主观因素，也有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等客观因素。2010年继续这项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举措，就必须从解决几个主要矛盾入手。

解决观念矛盾，这是根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模式。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谋求快速发展，中国放权于地方，各地在放开政策的刺激下，比学赶帮超，争相上马项目，其中不乏对资源环境、对人文历史、对民生安定造成巨大损害的项目，比如钢铁、水泥、化工，比如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来料加工业，比如争建开发区等。在观念中，只有搞这些才是发展，而环境、资源、可持续等观念统统让步。30年后，当短期的发展造成了对长期的威胁时，我们似乎醒悟了，意识到应该调整结构、转变方式了。但发展的冲动还在，想的与说的不一样，说的与做的不一样。砍掉成片原生态树木，毁掉大片农田是可惜，可弄成开发区、建个炼钢厂可让GDP上去。这就是观念矛盾。这个观念矛盾至今缠绕着各级政府领导。观念矛盾不解决，发展势必畸形，所谓调结构就只好是理想而无实际效果，更谈不上“加快”。

解决政府矛盾，这是渠道。政府主要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改革开放前，地方政府现在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不知大了多少倍。地方政府权力大，对全局发展有好处，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以房价为例。温家宝总理2月27日在线交流时表示决心，保证使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总理的这个保证，需要地方政府落实。而房价涨得越快越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和GDP业绩越好，地方政府能够把“合理”落到实处吗？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多少“国××条”抑制房价，但结果是房价往上翻了几个跟斗。地方政府造“旗舰”、建“中心”、争“首席”的冲动不减，他们与中央的调结构保发展就永远存在矛盾。只有渠道通了，上下一心，调结构保发展才不至梗阻。

解决产业矛盾，这是手段。经济结构的主干是产业结构。目前产业矛盾的最大问题是传统产业包袱沉重，新兴产业科技含量和资金投入需求巨大，专业人才和知识储备严重缺乏。2009年下半年以来，东、南、西、北区域经济规划密集出台，区域经济振兴热情空前高涨，“打造”之声不绝于耳。这会不会是又一轮重复建设的开端，目前不好预测，但一个区域内产业如何协调，哪个下马，哪个上马，会不会和邻近区域产生重复，这需要中央政府严格把控。从目前看，传统产业振兴难度很大，老工业基地要想再创辉煌，首先要解决多如牛毛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聚拢人才，吸引投资，处理包袱，轻装前进，决定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成败。

市场体制参与调节国家种粮直补额度 分分钱兼顾各方利益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思报道

近日，发改委等部委发布通知，提高2010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从今年新粮上市提高主产区2010年生产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开始，每50公斤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格比2009年分别提高3元、5元、10元。“种粮直补”和“最新收购价格”再次成为中国粮食六连增后的具体措施，对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着政策利好。

种粮直补提高农民积极性

早籼稻成了近期直接受惠政策影响的品种，稻谷市场传出回音，稻谷收购价提高，有利提振市场对于农产品[14.30 -1.38%]市场信心。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将继续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增加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也曾对媒体表示：“给农民的政策是‘真金白银’。”今年中央财政支农投入8130亿元，比上年增加930亿元。

据调查，国家目前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已经对13个粮食主产省区有很大的倾斜。尽管国家多次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但粮食生产比较效益还是不高，仍是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业界人士预测，春节之后的这段时间，各地企业用工需求大幅增加，种粮比较效益将进一步下降，加大了稳定今年粮食生产的压力。

“国家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的倾斜等，这都是中国政策导向的基本信号。自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的种粮收益可以保护,从取消农业税到不断增加的各种补贴都在事实上形成了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对确保农民收入连续6年增加6%以上奠定了基础，每年补贴往上浮动都代表力度是逐年加大的，政策助于引导种粮农民积极性。”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助理黄汉权研究员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小映，同时也对本报记者透露：粮食最低收购价是一个经过测算的“抄底价”，就是确保农民种粮不至于亏本，同时起到“托市价”的作用，因为这个价格提高，市场价格也要相应提高，农民才会有种粮的积极性，国家政策在政策方面给种粮农民吃的是“定心丸”。

“分分钱”兼顾各方利益

从国内形势看，在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去年中国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创历史新高，粮食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当年粮食产需基本平衡。业内人士指出,同之前几年相比,发改委可控的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在最近2-3年时间里提价频率从几年一调变为一年一调, 今年对于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每斤分别提高3分、5分和1毛钱,小麦每斤提高3分钱。这一方面是迫于国家粮食增产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提高农民收入、体现民生政府的需要。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但是农村耕地严重撂荒现象在各个地方都有存在，根本原因就是种粮不“划算”。而惠农补贴难以弥补农民种粮的亏损，种粮利益低。

此次，九三学社界别及部分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构建现代粮食物流体系，保障粮食安全的建议》的提案，引人注目。里面提出要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提高粮食最低收购指导价格，让粮价与国际接轨，让种粮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变被动种粮为积极主动种粮，进一步提高种粮农民补贴标准，至少使补贴标准与生产资料涨幅同步等。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用一个故事来谈“分分钱”。他说，“报告里提到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将粳米每斤提高1毛钱。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其实最开始的文件是提高8分钱，后来在温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每斤又提高了2分钱。”

“别小看才提高的2分钱，其实国家财政真不能补太多，如果粮农获益完全靠国家的补贴，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更多的只能靠市场机制，通过不断提高农民的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提高种粮的收益，增加幅度会考虑到整个物价的水平，城市低收入人群对农产品消费的影响，幅度每次提高的额度，必须兼顾各方利益。”黄汉权进一步强调。

“温总理对民生问题考虑得很多，幅度也是采取小步慢跑，逐步提高，才能逐步适应的过程，一步到位并不可能，社会承受力的大小，不同的利益群体将受到的损害的程度，各方面有个预期更为合理。”黄汉权接着补充道。

全国政协委员袁隆平也认为，粮食价格的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他物价，因此，他提议政府一方面应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应当以平价供应市场，保持粮食市场价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