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精神〔中〕盛洪 周阅读计划

经济学精神〔中〕盛洪  周阅读计划

经济学

盛洪

王利群

倾听你

周阅读计划

                     经济学精神

                    〔中〕盛洪

   经济学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与知识有关的职业，但如果仅仅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知识，我恐怕读者误解了经济学。在我看来，经济学的魅力远不是教科书、博士论文、政府政策文件和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所能表达的。它影响到了人们的情趣、信仰和道德规范。对经济学的思考和遵循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一

    从事经济学的方式是思考。思考的原动力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它超越了直接的利益动机，但又是最高层次的人的需求。大学生活，听课、讨论和读书，玄妙的逻辑、新颖的理论，不断激发着新的思考、推动着思维方式的跃进。更有一批渴望思考、热爱思考的同学，我们几乎是在辩论中度过大学时期的。那四年，实在难忘!

   理论是思考的结果，它告诉人们，人类的智慧将会创造什么样的奇迹。经济学理论，说到底，是人们企图解释经济现象的一种努力。为了便于解释，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经济现象作完全的描述(其实描述本身就已经在抽象)，只能对其特征加以把握，就像人们用几个具有特征的点来描述一幅图画一样。所谓解释，其实就是用较为简洁的语言文字来描述看来较为复杂的现象。现象越复杂，文字越简洁，理论也就越“妙”。这正是近代科学的魅力所在。浩瀚宇宙，竟然可以归结为一万有引力概念；天体运行，竟然逃不出开普勒定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时的情景，那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尽管我们只能站在地面，但理论帮助我们仿佛站在太空之上，俯瞰宇宙如何从一片混沌中形成，观看太阳如何脱颖而出。后来我又一次次地从经济学论著中获得这样的体验，每每感到兴奋不已。

   理论是简单的，正因为自然秩序是简单的，有它的内在逻辑，有它的“意义”。对理论的赞美终究是对自然秩序的赞叹。宇宙之美，不仅可以通过眼睛享受，通过已有的理论去观赏，也可以通过思考去发现。每当发现它时，一切辛劳都可以得到报偿，富贵荣华都会黯然失色。我经常作的一个思想游戏就是，将刚刚发现的理论逻辑用于解释身边的和历史上的各种现象。

                              二

   然而，经济学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它是一门科学，而在于它不是科学。所谓科学，是人类对世界的理性把握；所谓科学主义，则是人类夸大自己的理性的作用、面对宇宙的一种自信、乃至自负的态度。它强调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制度习俗、规章典籍，只有经过理性的检验，其存在才是合理的。而由魁奈和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传统，从一开始就注重对自然秩序的遵从和对人类自身理性有限性的承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之说无非是在强调，市场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人们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科学产生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经济学则起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关注。研究对象的区别造成了经济学与科学的本质区别。如果说，科学告诉人们有关宇宙的知识，经济学则告诉人们这种知识的边界；如果说，科学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经济学则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尽管经济学一直力图仿效科学，并且在形式化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经济学的真正价值不是那些类似于经典科学的知识，而是其创始人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并不是用数学公式表达的精确定理，而是一种原则，一种信仰。本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兴起和衰落，又一次强有力地证明，经济学的这一传统或许胜过了其所有定理的总和。所以经济学对人类的主要功用，恰恰在于纠正由科学所引致的人类对自己理性的过度夸张和狂妄自大，用哈耶克的一本书名来说，这是导致人类灭亡的《致命的自负》。

    由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和经济学的遵从自然秩序的态度，很自然会联想起“无为而不为”的老庄哲学。读了多年的经济学(它被认为是西学的一种)，没想到在这一层面上与中国文化贯通了。这一发现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重新审视被断定为陈旧教条的中国古典哲学。使我惊讶的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去评判，中国古典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有效率的”。这反映在它对产权的肯定，对秩序的珍视，对均衡状态(道、仁、义、和)的追求，以及，更为重要的，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崇敬。只不过这一结论和现在仍流行的“中华文化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说法很不相同。后来，在我读到魁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马弗里克的《中国：欧洲的楷模》以及谈敏教授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以后，又发现，正是中华文化在十七、八世纪欧洲的崇尚中国运动中，对现代经济学的先驱魁奈和斯密产生了影响，对其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不能不承认，制度经济学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因为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交易费用则是一个衡量这种关系的经济学的概念。通过人与人的互动形成的规范被称为制度。制度(即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对那些构成GNP的物质产品(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享受的效用。因为人类福利不仅仅和物质享受有关，它也许更多地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物质技术只能加剧、而不能减轻这一冲突及其灾难性后果。如果是这样，还有什么经济可言!由于任何损害他人的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成本(他人的报复、掩饰的成本或躲避报复的成本)，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利益最大化是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的福利改善；由于任何人都会抵制别人有损于自己的行为，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就只能形成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行为规范或制度。因而制度就是集体的最佳对策。那些自然形成的习俗和道德尤其是如此。经济学可以证明，那些历史地形成的道德规范是有效率的。一个人最有效率的行为或对策，就是遵从道德的行为或对策。由于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采取合作态度、替他人着想以及自律精神不仅是有道德的，而且是有效率的。大仁大义是大智慧，而那些以损害他人来换取自己利益的所谓机智不过是雕虫小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了经济学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这一发现不能不令人激动不已，因为这不仅在向我们揭示真善美本是一回事，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追求经济学理想时的道德力量。

    道德既然是一种制度安排，就必然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人遵从道德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个(些)人也要遵从道德。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人遵从道德(如守信用)，而与之打交道的人不遵从道德(如不守信用)，前者的境地就极为脆弱，不仅不能获得遵从道德所带来的利益，还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这种境地，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囚徒困境。这一难题，博弈论中有一经典的解决方法，即一报还一报。如果在某一回合中，对方采取了不合作策略，我也要采取不合作策略。直到对方也采取合作策略，即遵从道德。但这种作法可能会导致双方永远不合作，并且在报复时还要放弃遵从道德的策略。我记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利萨嬷嬷曾说过：“Love until hurt”，意思是说，爱别人直到即使伤害了自己；我想套用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解决上述道德难题，即遵从道德直到即使伤害了自己。但这样做并非易事，需要胆略和勇气。回顾一下历史，世界诸文明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博弈过程，而且靠的是上述精神。

    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尽管西方人强调自由、平等和自愿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原则，但他们对其他文明的胜利没有一样是靠这一原则获得的。对印地安人和黑人，他们靠的是暴力和屠杀；对中国人，他们靠的是鸦片和“坚船利炮”。但是这是一种不合作的策略，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武器先进者获益，各国都会竞相发展战争武器，这只能导致全世界的灭亡。两次世界大战和核时代的到来，就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又想救国自强，又想避免世界灾难，就面临极为艰难的选择。我想，无论中国选择哪条路，最终挽救世界的，大概还会是这种“遵循规则直到哪怕伤害自己”的文化。

节选自《经济学精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在一般人眼里，“经济学就是赚钱的理论”。在许多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应该是像数学一样精确的科学。

   然而，在作者看来，这些观点都误解了经济学。

   经济学是什么呢?“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的经济行为。

   而人的行为无不与某种信仰、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的理想境界不就是一种理想的信仰、文化、精神的体现吗?与通常的认识相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比较起来，性质完全不同，而且复杂得多，那种试图以自然科学式的专业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是自负的。基于这样的理解，经济学家必须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的自然演变保持敬意。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高尚的人的原因，也是经济学也有“精神”的理由。

   盛洪(1954—)，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1986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93年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曾任理事长，现任执行理事。2001年，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