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云志：追念胡绳同志

追 念 胡 绳 同 志

耿云志

    胡绳同志逝世整整一周年了。由于他的逝世，我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所受的损失，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深深怀念这位可敬的学术大师和长辈朋友。

    我们都知道，胡绳同志是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的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紧紧抓住了近代中国，由于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和掠夺而造成的复杂的阶级关系这一根本特点，系统考察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的关系、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及在帝国主义侵略背景下的中国人民同中国统治集团的关系，从而明确揭示了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和最迫切的革命任务。胡绳同志的这本书，可以说影响了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

    也正是因为抓住了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基本事实，胡绳同志深刻分析，严密地论证了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没有成熟的可能，因此，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依靠工农大众的力量，联合各种中间力量，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后，经过相当的过渡，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胡绳同志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

    胡绳同志由于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和若干重要问题，认识比较深刻，分析评判得较为到位和恰当。

    例如，胡绳同志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评判。他在1937年3月就指出：五四运动是比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更加具有群众性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帝国主义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采取了彻底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尤其是他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思想启蒙的巨大贡献在于“人的发现”。应当说，在那个时期，党内思想家还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当中都曾特别致力于此。因此，胡绳同志的分析和评判准确地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义。

    又比如，胡绳同志对于民主政治中个人的地位的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是同辈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多见的。他指出：“建立民主政治，其意义显然不仅在于行政机构的改革，而是整个文化，也就是整个的民族生活的改革”。他进而指出了民主精神“其根本的关键乃在于尊重个人”。尊重个人的精神是“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不少人把它视为滥调而加以抛弃。胡绳同志说，“我们实在不配看轻这种滥调，因为我们受传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实在太重”。胡绳同志并指出，尊重个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尊重自我，“唯其尊重自我，才能觉得自己必须堂堂正正地生活与思想，发挥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样才算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奴才。奴才俯仰随人，不觉得自己存在的价值，也不去独立地有所思想与感觉，无论他所追随的是风尚或权威，他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人”。尊重个人的第二个方面是尊重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唯其尊重旁人，才会承认旁人的感情、要求、思想、意见种种，正如我自己一样”。“法西斯主义者有我无人，自以为是，抹杀一切他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宽容，也就是绝对的不尊重旁人。所以必须尊重自己而又尊重旁人，也就是自己不做奴才也不把别人当作奴才，才能算是民主的精神”。能对民主精神做出如此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种时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胡绳同志对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或者说第三种力量的分析评述，也是颇有卓见的。胡绳同志批评了那种不承认中间力量，只把它看作是暂时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或者说暂时摇摆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确定的力量。胡绳同志认为。第三种力量在中国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的。他指出，“因为中国不是一个高度成熟发展了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也不是把一切政治矛盾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对立上”。在两者之间，“还有着广大的中间阶级”。“中间阶级在政治上向两极分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终究不可能全部的中间阶级都分化，而必然最多数仍保留着中间阶级的地位。中间阶级有其基本的普遍要求，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一党独裁专制，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至少能有安定生活的保障。在具体斗争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中间阶级的要求和目标可能与国民党有一致之处，可能与共产党有一致之处，但总不会完全同于国民党或同于共产党，所以它才是中间阶级，或第三种力量。由此，胡绳同志说，中间阶级有其客观的阶级基础，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所以，这种政治力量是无法取消的。胡绳同志对中间力量的分析对于我们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是极好的理论说明。胡绳同志晚年对这一点又有一些精辟的论述，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本人除了做一点辛亥革命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外，主要从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孙中山、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思想做过较多的研究，而其中于胡适研究用力尤多。1990年，我蕴酿筹办国内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我请人检索过解放前评论胡适的文章，结果发现胡绳同志于1937年3月发表的《胡适论》一文。在解放前，从20世纪20年代起，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左翼作家，左翼青年，无不对胡适大张挞伐，完全否定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甚至也否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在这个大背景下，胡绳同志的这篇文章是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评论胡适的文章。

    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批评了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胡适这样的人物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他说：“对于我们的新文化的启蒙思想者，我们所知道的实在太少了，我们所曾做过的，几乎只是抹杀和颂赞。”他强调，对于像胡适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样一位在思想界发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应当多加研究，深入认识，而不只是一味地抹杀，或一味地赞扬。很显然，这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胡绳同志指出“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正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大旗上面的标志”。而胡适提倡的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基于实证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的人生观，这两方面都是代表了进步的方面。因为理性的生活态度正是对传统的礼教，盲从的习俗的有力反抗，而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在反抗玄学的、命定论的人生观时，其进步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胡绳同志还指出，胡适在反对旧礼教，反对旧文学、反对旧的所谓“精神文明”的时候，曾“表现出战斗的光芒”。他在中国的社会阶级背景下，不可免地表现出他的脆弱性和不彻底性。但由于他强调注重事实，而“一个能知道尊重事实的学者还是比较有望的”。在当时，“谁能尊重民族危机的事实，谁就不能不或迟或早地用各种方式加入为民族的自由与解放的抗争”。就在胡绳同志写下这几句话的半年之后，胡适终于放弃了“九一八”以来一直坚持的对日低调的立场，而肩负着联美抗日的使命到美国去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而奔走了。胡绳同志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又着重强调地写道：“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而且比较起有些买空卖空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是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的。”

    胡绳同志这种独立思考，独立地分析问题的态度显然是更有力地贯彻了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路线与政策，胡绳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就是在1990年这一年的6月，在胡绳同志亲自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在中间休息时，胡绳同志表示对我的发言很满意，我就乘此机会向胡绳同志说了我想举办一次胡适学术讨论会的想法。我说，不论人们对胡适还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对于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大家都是不能否认的。如今比胡适的地位与影响次要得多的人物，都要举行纪念会、学术研讨会，而对胡适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他诞辰100周年时，我们毫无举动，似有不妥。胡绳同志略为沉吟一下之后，说：“我看(举办一次研讨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接着又说，过几天我要召集史学片各所负责人的会议，你来参加一下，说明你的想法。几天后，胡绳同志亲自主持了史学片各所负责人的会，我的想法得到与会所有同志的理解与支持。随后，胡绳同志要我向近代史所汇报并起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不久就得到胡绳同志及院里好几位负责同志的批示，同意我们举办胡适研讨会，并拨出经费予以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在1989年之后，我们举办的这第一次胡适研讨会，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良好的反应。两年之后，就编辑胡适全集的问题，我向胡绳同志作汇报时，同样得到了充分理解和支持。在对待胡适及推动胡适研究这个问题上，胡绳同志充分表现了能够独立思考，见高识远，并且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而且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胡适研究，对于鼓励实事求是的学风，提倡科学地总结前人的思想文化遗产，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胡绳同志生前，多次提出要求社科院的学者要努力做一些有学问的宣传。我们都知道，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是不同的。研究重在探索未知的领域，而宣传则是将已知的真理传播给广大群众。宣传者本身是否有研究的功夫，是否有学问，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有研究、有学问才能把道理讲透，令人信服。马克思说过，理论必须彻底，而彻底的理论必能说服人。胡绳同志期望我们大家努力做一些有学问的宣传，用意极深。我们应该学习胡绳同志的榜样，一方面要做好研究工作，同时又要善于做有学问的宣传，以我们的工作实绩，作为对胡绳同志最好的纪念。

2001年11月

原载《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收入《思慕集——怀念胡绳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