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胡绳同志——胡绳学术思想研讨会

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老主任胡绳同志，因病于１１月５日逝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于１１月１５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集会，缅怀胡老一生光辉的业绩，缅怀胡老高贵的思想品德。

在会上，汝信、丁伟志、魏久明、徐宗勉、张海鹏、吴建璠、庞松、刘奔以及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等曾长期和胡老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和在学术上受过他熏陶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发言，回忆了胡老一生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高贵的思想品德和精湛的学术造诣。下面是汝信、陈威、丁伟志、张海鹏、徐宗勉同志的发言。

汝  信

胡绳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有很高学术成就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从３０年代他的青年时代起，他就活跃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努力宣传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积极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同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不懈的批评斗争。他以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内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许多学术著作和大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在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享有盛名。他的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成就，使他成为我国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写的诗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在长期担任思想理论战线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中，对理论工作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对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总之，胡绳同志的理论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只想谈一点，就是他在改革开放后新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新的探索，我个人认为，这是他晚年的理论工作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理论活动的光辉总结。这种新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他８０年代写的一些文章，如《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等文章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胡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这种新的探索是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下进行的，他成功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去研究、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从而加深了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这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重读他的这些文章，仍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示。

第一，这种探索始终贯彻着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认真地总结几十年来实践经验教训，不仅重视成功的经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注意吸取失败的教训。通过实践的检验，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他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一个。他常说，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绩，也付出如此重大代价，不能白费。

    第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说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正确选择，阐明了为什么中国不能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正确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对过去的失误和曲折作了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从而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第三，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时，必须从我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还必须不断地以人类社会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其内容，否则它就成为僵死的教条。社会主义理论也同样必须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必须适应于时代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远未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能说已经完成，需要继续探索。晚年他经常思考我们党在下个世纪如何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成为指导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关键即在于我们党要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不断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

胡绳同志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前，就发表过大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术著作。１９４８年他撰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一部深入揭示鸦片战争后８０多年间中国政治历史的力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他写的《中国近代史提纲（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和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对后来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有特色的体系。７０年代，他写作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系统地论述了鸦片战争后８０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各个阶级的发展变化，成为推动近代史和党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后，他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１９９１年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是由他主持撰写的。在他任职期间，通过言传身教，培养了相当一批党史研究的专业人才，其中许多同志已成为活跃在党史工作部门的骨干。

胡绳同志作为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始终把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时代的发展、民族的需要密切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在世纪之交，在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胡绳同志晚年深深思考的问题。胡绳同志以关注改革开放和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时俱进。即使在与病魔的顽强抗争中，仍然坚韧不拔，激情不减，以敏锐的洞察力，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思想僵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教条，从而为传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绳同志是我们所爱戴的学术前辈。他不仅勤奋好学，治学严谨，勇于探索，实事求是，而且学识渊博，视野广阔，作风朴实，不愧是近现代史和党史研究方面的先行者、开拓者。他的文章总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由表及里、丝丝入扣地释疑解惑，既充满了说理性，又发人深省；他为人谦和，对年轻同志循循善诱，培养提携，表现出精湛的学术造诣和高尚的思想品德的有机结合。

胡绳同志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要领导者，极为重视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带领全室同志在深入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同时，及时提出把研究的重点由新民主义革命时期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上来，并于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工作。他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胡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励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努力开创２１世纪党史工作的新局面。

胡绳同志晚年思想的精粹

胡绳晚年思想的精粹何在？我以为是在于他在晚年焕发出来的解放思想、探索真理的精神。他在《八十自述》中说：“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即为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胡绳晚年进行的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举其要者，以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第一，他透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发展的理论，辩证地论证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根据２０世纪百年历史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道理，做出了极有说服力的分析。他着重批判了那种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锐利地剖析了“借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反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本质。胡绳指出，按照书本上规定的一般原理去指导民主革命，注定要葬送民主革命；按照书本上的抽象定义去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也注定要葬送社会主义。胡绳强调说，我们绝不能仅仅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来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告别“本本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马克思主义，即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勇敢地突破框框，采取本本上根本找不到的改革开放的办法，开辟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通途，就是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范例。由此可见，根据一个世纪的变化，总结历史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今天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肩负起的神圣职责。

第二，他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原则，透彻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惟一中心。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重要原理，进行了科学的论证。结合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他深入地解剖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倾向，痛切地揭示了在这种错误倾向支配下，试图通过政权的力量强行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上，设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穷过渡”所造成的恶果。胡绳特别指出，根据“左”的认识，企图用“阶级斗争为纲”来支撑和维护“贫穷的社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就更大，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的发生。胡绳强调说，我们必须警惕这种“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干扰，一定要坚决反对用“阶级斗争为纲”来取代经济建设这个惟一的中心，也要坚决反对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说成是并列的“两个中心、两大任务”。只有坚决维护经济建设这个惟一的中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才能够得到保证。

第三，他精辟地论证了只有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胡绳晚年精心研究的主要课题。他在一系列论文中，尤其是在他一生的压卷之作《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篇著名论文中，犀利地揭示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怕资本主义”。他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杰出贡献，就在于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澄清了“左”倾机会主义长期造成的混乱，批判了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勇敢地打破“本本”的束缚，指出了旧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应当消灭而是应当发展的事实，从而确定了经过民主革命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遗憾的是，我们在建国之后，过急地否定了新民主主义论，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的东西，不顾中国经济极其落后的现实国情，硬要以极快的速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纯粹的社会主义”。这样做的结果，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困难。这种错误倾向，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道理。事实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不仅需要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而且需要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经营经验和管理经验，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允许私有的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参与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国家经济主体的情况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是有效的正确政策。站在“左”的立场上，把“五十年代”过分完美化，说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把如今的改革开放说成是和平演变、是实行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极端错误的极端有害的主张。如果照着这种意见办，那就注定要葬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胡绳说，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也不能再重新实行新民主主义，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重温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勇敢地正视和总结我们五十年代的失误，划清与“左”的倾向的界限，对于坚定我们改革开放的信心，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

追思胡绳同志在建树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

胡绳同志与中国近代史学界，与近代史研究所，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历史学中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最多不过一百年。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则不过六十来年。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胡绳同志１９３７年发表《“五四”运动论》，１９３９年发表《论鸦片战争》，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

新中国建立以后，胡绳同志要做很多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探索。１９５４年，他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重要文章，引起了建国初期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１９５７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到历史观问题，涉及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到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书中的材料，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不就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篇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使一大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近代史学者，和一大批刚刚走上学习和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训练，这无论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或是人才的培养，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此后，胡绳同志还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涉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国民党历史以及抗日战争史，尤其是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仅对近代史学科的建设，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胡绳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面，在引导学术界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方面，他都起着先行者、开拓者、建设者的作用。

胡绳同志对青年的关爱和帮助

１９５１～１９５７年，我担任胡绳同志的秘书。那时我刚从中学毕业不久，对胡绳同志的工作实在没有多大“帮助”，可是我从他那里却学到很多东西。他教我学习，教我写作，关心我思想政治上的进步，介绍我入党，引导我走进理论、学术工作的大门。 胡绳同志不仅对我这样，对别的年轻人也十分关心、爱护。记得那时候经常收到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有的是读了胡绳同志的著作后提出问题要求他解答，有的是报告自己学习进修的计划请求胡绳同志给予指点，也有的是就某个理论或现实问题向胡绳同志请教。对于这些来信，胡绳同志都一一认真答复。其中，有正面的道理，有具体的建议，也有诚恳、中肯的劝告，语气平和而亲切。当时中央宣传部也有一些年轻人请求胡绳同志介绍他读书、写作的经验，他也是有求必应。

那时候，胡绳同志已是著名的学者，又是地位相当高的领导干部，但他待人接物毫无架子，也没有某些“知识名流”身上常见的那种傲气，而是平易近人，温和宽厚，任何时候都是讲道理，以理服人，对年轻人尤其如此。他从不向青年进行空洞的说教，也从不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而是注意启发、引导年轻人加强自我修养，自觉地努力上进。这种启发、引导，既有思想政治方面的，也有学习、业务方面的。

关于思想修养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胡绳同志曾不止一次讲过的一种意见，大意是说：对“真诚”要加以分析。不能笼统地、抽象地看待真诚，而应当首先有是非观念，在服从真理、追求进步的前提下讲真诚。我认为，胡绳同志这种看法对我们进行自我修养很有启示作用，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胡绳同志一生勤于读书，勤于写作，他也特别喜欢好学的年轻人，乐于帮助他们提高知识和写作水平。在这方面他讲过许多很好的意见：一是多读多写，不但要抓紧时间读书，而且要争取读得快，提高读书的速度；二是写文章要讲透道理，注意分析，特别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问题，用道理说服人，驳倒论敌；三是提倡写书评，写资料，以此来锻炼写作能力；四是时时关心思想理论领域中的动态，自觉地参加思想论争，写文章要有的放矢，不能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