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蕙：深切怀念胡绳同志

        我的发言主要谈谈胡绳同志对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指导，和我们所受到的教益。

        胡绳同志是我的一位老领导，一位师长。从50年代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到60年代成立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再到80年代成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胡绳同志都担任领导职务，都是我的领导。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胡绳同志不分管我所在的党史组，所以工作上接触不多。他在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期间，分管毛泽东研究组，在工作上接受他的指导就多一些。胡绳同志博学多才，理论功底深，逻辑思维强，文章也写得好，大家都很尊敬他。不当着他的面的时候，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一些同志称他“胡大师”，这反映了对他的学术造诣的崇敬。

        1980年至1982年期间，我们编辑《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是在胡绳同志指导下进行的。他审阅了全部书稿，大到一些思想观点问题，细到个别的文字和标点，都给以悉心的指导。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后编辑的第一本毛泽东著作集，胡绳同志的指导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举一个例子。在《寻乌调查》一文中，毛主席在讲神道地主那一部分里，作出一个判断，说“佛教是大地主阶级的宗教”，我们觉得这个断语不大准确。如何处理呢?毛主席《寻乌调查》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只有30年代留下的一个抄件，无法进一步核对。我们将这个问题提请胡绳同志考虑，他提出是否在“大地主阶级”后面加上“利用”两个字，成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后来就是这样处理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出版以后，胡绳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五千字左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一篇具有理论分析的文章，但读起来又像一篇很清新流畅的散文。文章逻辑严密，分析细致，写得很精练、平实，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一气呵成，通篇没有一个小标题。我们当时读后，都十分钦佩，真是大师手笔，不同凡响。对这本文集的选稿情况和文献价值的介绍，胡绳同志的文章用了不到一百个字，他说：选入的文献，“其中除了《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140页），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关于这本文集在理论上学术上的意义，胡绳同志的文章用了不到五十个字作了总的评价，他说：“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胡绳同志曾经作过一次关于如何读书、如何写文章的报告，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受益匪浅。关于如何读书，胡绳同志讲了专与博的关系，精读与浏览的关系。他说：“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各种品种的书都读一些。我对有些方面的书没有读过，没有能力读，至今引为憾事。”大家感到，在专的前提下对博的重要性，胡绳同志比有些人强调得更重一些，这是有道理的。他强调读书要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大家感到很有新意，很受启发。他说，看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读马列著作当然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快，但平均一小时读两万字左右是可以做到的。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也是有的要精读，有的可以较快地浏览，留下个印象。经典著作也不是每句话都是经典。他说一个人一生读的各种书中，大概四分之一的要精读，四分之三的可以浏览。胡绳同志的经验之谈，是很有见地的。我们要想多读一些书，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应当是一种方法和途径。

        关于如何写文章，胡绳同志当时讲了四点意见。一、写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不能简单化。二、写文章，无论是叙事或发议论，都要写得简练。他说：我们提倡文章要写得短，短就要求简练。要把比较复杂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即使是叙事要写得简练也不容易。三、写文章要有重点。文章着重点的地方要认真地写，次要的东西可以撇开或从略。胡绳同志以《木兰辞》为例进行分析，他说这首诗的重点是把一个女孩子从征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又用一大段着力描写木兰得胜回家的情景。至于讲木兰从征打仗的情况，只用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短短几句就交代完了。这首叙事诗，什么地方细致地写，什么地方简略地带过，安排得很恰当。四、写理论文章也要“形象化”。理论文章不讲究形象化，但有时需要有形象化的描写，需要有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语言。胡绳同志以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话为例作了说明，这段话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指出：这种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描写，是一种功力。我们搞理论工作的人需要多读点文学的书，否则文字的枯燥和八股气味就很难消灭。

        1982年4月以后，胡绳同志不再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职务。但这以后，我们在编研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仍不时地去向他请教。在他从文献研究室离任十几年后的1996年，我们还为关于毛主席的两个编研项目去请教他。这时，胡绳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仍然非常认真地指导，尽力给我们以支持。一个项目是编辑《毛泽东诗词集》。当时，准备在1986年胡乔木同志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选》五十首的基础上增选一些诗词，出版一个比较全的毛泽东诗词集。胡绳同志在诗词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我们将准备增选的诗词稿送去请他提意见，他仔细地看了这些诗词稿，大部分都注明了自己的意见，不少是关于音韵方面的。准备增选的诗词中，有一首是毛主席在1966年6月写的《七律·有所思》，我们倾向于要选入，想听听胡绳同志的意见。胡绳同志写的意见是：“就诗论诗，这首较胜，可能是唯一不亚于《诗选》中正编的一首。”他赞成选入这一首。

        另一个项目是拍摄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在浙江》。其中第3集讲的是毛主席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胡绳同志是这次读书活动的参加者。他在全国政协他的办公室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特意带来了他的记载有当年读书情况的日记本。日记中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照样读书；12月30日杭州有雨，冒雨登上丁家山，照样读书。日记中的这些记载，对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在浙江》是很有价值的材料。我们很想拍摄两三页胡绳同志的日记，但又想到日记对每个人都是十分珍贵的，在胡绳同志自己还没有将日记公开发表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先用几页，这个要求是不是过分了，胡绳同志能同意吗?我心里颇为犹豫，但是为了给这部文献纪录片增色，我还是鼓起勇气提出了这个要求。胡绳同志毫无迟疑地慨然应允了。当时，我们真高兴，真感谢胡绳同志。

        现在，胡绳同志逝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