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缅怀追思胡绳同志业绩和学术思想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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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同志于
薛 钰
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副院长汝信回顾了胡绳以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内作出的重大贡献。他说：在长期担任思想理论战线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中，胡绳对理论工作和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如何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对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了指导性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新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新探索，是他一生的理论活动中最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光辉总结。
第一。这种探索始终贯彻着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不仅重视成功的经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注意吸取失败的教训。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他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一个。第二，他不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不能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同时也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对过去的失误和曲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第三，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他在晚年经常思考党在下世纪如何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成为指导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关键即在于我们党要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
原社科院副院长丁伟志从学生怀念、纪念老师的角度谈了他师从胡绳并受益终身的体会。他还特别指出：作为理论家和学者而言，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无疑是胡绳一生中前后辉映的成果累累的丰收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新时期的20年里，胡绳不顾年事日高、健康日差，仍刻苦钻研、勤奋著述。有目共睹，胡绳这个时期的大量成果中，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创造精神和勇敢的科学探索精神。也可以说，胡绳在晚年，再一次重现并大大发扬了他在早年所提倡的“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他晚年著述的那些呕心沥血之作，处处体现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忠贞，处处体现着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处处体现着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竭诚拥戴。果真是老而弥坚，挫而愈强。愈到晚年，他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愈加升华到一个新的更高境界。无论是就历史经验进行梳理，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考察，胡绳都表现出视野愈形开阔，思辨愈形敏锐，意境愈形高远。疾患的痛苦折磨，宵小的飞短流长，他都已置之度外，泰然处之，无所顾忌地执著地走自己认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探索之路。作为一代师表，他的传世之作，他独立思考的科学探索精神，今后必将还会哺育出一代又一代新人。
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徐宗勉以自己在50年代担任胡绳秘书的亲身经历谈了胡绳对青年的关爱和帮助。他说：胡绳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但他从不向青年进行空洞说教，也从不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而是注意启发、引导年轻人加强自我修养，自觉地努力上进。这种启发、引导有思想政治方面的，也有学习、业务方面的。比如关于写文章，他就常提醒我们要注意分析，讲透道理，用事实、逻辑和实际的道理（包括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证明正确的东西，驳倒错误的东西。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问题，但不要用马列压人，不要简单地依靠用马列的话去证明是与非。要时时关心思想理论领域中的动态，自觉地参加思想论争，写文章要有的放矢，不能闭门造车。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追思了胡绳在建树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他说：胡绳同范文澜一样，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年在北方的冀中根据地出版，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涉及到以什么来做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说明，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书中的材料，只是多了这些符号，那并不等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尽管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理论和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学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但学术界基本上接受了胡绳关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若干指导性意见。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虽然有一些问题的研究结论与半个世纪前，甚至与胡绳的研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他当年提出的要使历史研究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力量的观点，仍在教育着今天年轻一代的近代史学者。可以说，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面。在引导学术界沿着正确的轨道 发展方面，都起着先行者、开拓者、建设者的作用。
曾经参加香港、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的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吴建璠追忆了胡绳对起草两部基本法做出的贡献。他说：胡绳是两个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参与了基本法起草的领导和决策。在起草工作中，胡绳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并且身体力行，不辞劳苦。解放前他曾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香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但他还是同其他内地委员一道去香港，深入了解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了解香港社会各界的社情民意，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后来对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也是这样做，使起草出来的基本法能同港澳的实际紧密结合。胡绳又是主任委员扩大会议的两位召集人之一。扩大会议的任务是处理各专题小组未能解决的有争议问题，以及统一基本法规格、体例，使基本法的条文相互衔接，成为一个整体。胡绳是老一辈革命家，蜚声中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他的学问、道德、文章受到委员们的尊敬。胡绳不轻易发表意见，他发表的意见常常是正中肯綮、一语破的，有争议的问题到他那里总能得到圆满解决。可以说，胡绳对两部基本法的起草作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
《哲学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刘奔缅怀了胡绳对学术刊物的关怀、指导和支持。他说：1955年《哲学研究》创刊时，胡绳就担任该刊物的编委。他一向关心、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对学术刊物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有深刻理解，主张通过办好学术刊物促进学术理论研究。因此，他密切关注各种学术理论研究的动态，关注学术期刊的建设。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倾心于这方面的指导，但并不仅限于一般号召，而是善于通过具体事例来引导。如90年代初，《哲学研究》曾针对在我国学术界“国学热”中出现复古主义的倾向，组织发表了思想评论文章。文章虽受到多数学者赞同，但也受到一些非难。对此，胡绳亲自作了批示，并在社科院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推荐这篇文章，提出：对于民族精神文化，全盘否定和囫囵吞枣，都为我们所不取。我们应以仔细的分析和鉴别来代替以往曾有过的极左思潮下的全盘否定，这样才能按照民族进步的方向继承和发扬已往的传统。我们要通过历史传统来发扬爱国主义，但决不能搞复古主义。胡绳的讲话对纠偏起了重要作用，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办刊方向，坚定了办好刊物的决心和信心。
在研讨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就胡绳毕生治学的特点、贡献及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作了《胡绳：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重要学派的杰出代表》的发言；原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介绍了在胡绳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在胡绳身边工作时的所见所闻；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庞松追忆了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编写工作的悉心指导，以及他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研讨会上大家的发言也代表社科院和党研室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了共同心声：胡绳是一位不朽的历史人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继承他在长期的理论宣传和历史研究生涯中留给我们的精湛史识、高尚史德，特别是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学习他为科学献身，孜孜不倦、奋斗一生的意志，为祖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央党史研究室缅怀胡绳主任座谈会综述
薛 承
一、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治学精神
第一研究部的刘宋斌在发言中谈了胡绳同志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他说，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85年我们几位研究生从学校毕业来到党史研究室后不久，胡绳同志就专门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来党史研究室工作表示欢迎，并就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进行党史研究，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史研究工作者进行了指导。以后，我参加了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一些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胡绳同志关于如何撰写和修改中共党史上卷的一些指示和意见，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对于我如何治学和提高党史研究的水平，帮助很大。
胡绳同志对年青一代党史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渊博广泛的知识。其次，要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他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第三，不但要认识和研究中国的国情，而且认识世界和研究世界，要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和党史问题。关于如何进行党史研究和党史本子的编写，胡绳同志要求，一是要写好历史背景。写党的历史不仅要写做什么，还要写为什么这样做。要写出在什么环境下作出什么决定，这些决定的成败得失，它所提供的丰富经验。二是要做到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三是写党史不能简单化，要写出正确的认识如何经过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胡绳同志这一系统论述和教诲，在现在和以后对我们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研究部的李向前在发言中指出，胡绳同志是一位特别以思想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师。他的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次下笔，都是在鲜明和深邃的观点指导下。晚年胡绳，学术思想愈加精湛，对历史现象的分析愈加透彻。他真理在手，勇猛前行。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胡绳同志晚年的研究有几个特点：
首先，胡绳同志晚年的研究，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他晚年的所有研究，都是发应所发，有的放矢。例如，在1994年西安全国学术会议上，胡绳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八大到“反右”，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党的总路线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其中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分析说：除了那些国际国内的特定诱因外，恐怕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八大所提出的路线，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认识得那么透彻，结果一有小的波折，就对总路线发生动摇。众所周知，9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出现的风波，一些人曾对改革大局产生怀疑，胡绳同志讲这样一个心得，用意就在于指出，如果不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一个深入的认识，那么，任何小的波折和历史“插曲”，都可能动摇我们改革的决心，回到老路上去。历史的经验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胡绳同志的讲话，使人似乎一下摸到了历史滚动中的那些内在逻辑，明白了历史研究对认识现实、发人警醒的功用。
其次，在胡绳晚年的研究中，更有了一种探讨真理的无私与无畏。自1994年以来，胡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章，论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历史的、现实的依据。文章触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但这些文章是说理的。拥有大量的经过实践总结出来的道理，同时，又是非常睿智的，把我们通常见到却未能发掘出来的现象，作了深入研究。尽管他知道一些人激烈地反对他的学术观点，但他仍勇敢地、率直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后辈学人三思。
我们经常谈论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问题。所谓党性，就是实事求是性。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我们就失去了一切的立足基础。但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它需要极为精细的分析、考察和判断，需要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压力之下仍然固守真理的勇敢精神。晚年胡绳，真正做到了科学精神和党性的完全结合。
机关党委的宣玉江在发言中讲到，1991年我曾有幸在胡绳同志处做过一段服务性、辅助性工作，当时金冲及同志曾几次对我说起，他在中学时期就读过胡绳同志的文章。他说，胡绳同志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说理性强。他的论述严谨而细腻，围绕着一个主题，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深刻加以剖析，反复论证，几乎达到不厌其烦的程度，而行文的语气又很平和，不愠不火，娓娓道来。他很少用激烈的、论辩性的言辞，从不妄下断语。
有一次，金冲及同志直接对胡绳同志谈了他的这一看法，引起了胡绳同志对当年白区斗争生活的回忆。胡绳同志说，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他说，当年在白区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在理论宣传战线上，就是靠充分的说理。我们的文章虽然是对着国民党的，但更主要的是说给民主党派人士听的，是说给人民大众听的。要争取、团结这些人，只能靠说理，细致地、详尽地、平和地说理。通过说理，让他们看到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是有充分根据、充分理由的，是通情达理的。这样，才能取得他们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词夺理，靠气势逼人，靠霸气压人，就不可能宣传教育群众，不可能争取团结民主人士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今天，写文章、搞宣传，同样是要注重说理。他还批评有些文章只讲大话、空话，空喊口号的不良倾向。
二、虚怀若谷，平易近人
出版社的霍海丹发言说，胡绳同志作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但他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总是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在这方面，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深有体会。
1991年春夏，胡绳同志率一个工作班子在玉泉山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各章节的校改样不断往返于玉泉山和出版社之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也不断地就书稿的内容向工作班子提出修改意见，其中有些意见就直接由胡绳同志处理。胡绳同志和他领导的工作班子中的专家们没有一点架子，对编辑同志提出的意见表示欢迎，对哪怕是小到标点符号的修改这样细小琐碎的意见，都予以认真对待。其间，发生在与胡绳同志书面交往中的一件事，令编辑同志感念很深——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稿第九章第七节关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叙述，在论及香港、澳门回归后实行特殊政策的意义时，原稿中有一句话，编辑同志阅读后觉得不够完美，于是向工作班子提出了修改意见。这条意见，按照玉泉山的分工由胡绳同志受理。意见提出后，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反应。编辑同志考虑是否将意见再提一次。这时，有好心的同志劝告说，胡绳同志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对于港澳问题，他的论述自然具有权威性，你们的意见最好不要再提。但编辑经过权衡，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意见又一次提给了胡绳同志。这一次，引起了胡绳同志的注意，他将原先那句话作了替换，改从另一个角度谈问题，使论述的语意更加臻于完美。这一改，反映出一个大学问家从善如流的宽阔胸怀。
胡绳同志虽然是身居高位的国家领导人。但他却非常平易近人，温和宽厚。秘书处的陈永录因工作关系有时随室领导去胡绳同志处。有一次，胡绳同志在与室领导合影后，主动招手要陈永录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一起与他合影，令他们十分感动。宣玉江在发言中也谈到，胡绳同志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他没有一点架子，非常随和，他讲话总是面带笑容，轻声慢语，令人感到是那样的可亲可敬。胡绳同志谈稿子，他负责录音。胡绳同志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吃饭，一块散步，一起说笑，就和平常周围的同志一样。
三、关心党史研究室的建设
陈永录在发言中指出，作为党史研究室的主任，胡绳同志为党史研究室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党史研究室的“本子”、“班子”、“房子”三大任务是他提出来的；70万字的中卷稿子，是他在身患重病眼睛不能长时间看书的情况下，一章一章审看下来的；党史研究室的领导班子的配备，也是他给中央建议的。尤其是我室办公大楼的建设，他自始至终都非常关心。在向中央领导报送办公大楼立项报告时，胡绳同志亲自给胡锦涛同志附上一封信，请胡锦涛同志关心党史研究室两件事：一是“房子”，二是“班子”。大楼奠基时，胡绳同志亲笔为奠基仪式题词祝贺；大楼建设时，为了保证质量，他告诉室领导，建这个楼要有个领导专门管，要调进懂行的干部具体管。他指着当时的秘书长魏久明同志说：“你什么也不要干，就集中精力把房子建好，要把房子建得21世纪都说得过去。”室领导每次去看望他和汇报工作时，他都要询问大楼建设的进展情况。大楼建成后，胡绳同志多次表示要到新楼看一看。直到
图书资料室的米琳在发言中谈了胡绳同志对图书资料室工作的关心和重视。胡绳同志主持党史研究室的机构编制方案时，鉴于图书资料工作的重要性，他主张确定图书资料室编制定为20人。现在，图书资料从开始筹建时不足1万册，已发展到馆藏近12万册。1996年，党史研究室新建办公大楼即将落成，胡绳同志欣然为图书馆题写馆名。后来胡绳同志题写的馆名被制成铜匾挂在办公大楼二层。在纪念党史研究室成立20周年之际，胡绳同志亲临图书馆视察，当看到他亲笔题词的铜匾挂在二层，很高兴，并在铜匾前留影。回忆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每一步都离不开胡绳同志为主要领导的室委会对图书馆工作的关心，都希望它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服务机构，为党史研究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料。
四、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近几年来，胡绳同志不幸身患癌症，且癌细胞多处转移，要定期进行化疗、放疗，副作用和药物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但只要头脑清醒，他仍是手不释卷，仍是在不停地思考问题，并经常把自己思考的问题与室里其他领导同志交换意见。1999年的
胡绳同志永远地离去了。他的逝世，不仅是党史研究室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党和党史事业的重大损失。党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深切缅怀胡绳同志，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业，推动党史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追思胡绳同志学术业绩座谈会述要
任贵祥
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代宗师胡绳逝世后，同其他各界一样，学术界怀着悲痛追思之情，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
一、与胡绳交往，令人难忘
在会上发言的几位专家、学者，大多一往情深地追忆了与胡绳的交往，其中有的与胡绳有着几十年的交情，有的是工作中的交往，有的是从其著作上初识胡绳的，有的则是偶然见过几次面，但不论以何种形式的交往，交往时间长短，多有见君一次面，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马仲扬动情地追忆了自己1942年在重庆与胡绳的首次相见，及以后在胡绳领导下并肩战斗在昏暗的雾都、结下深厚友谊的情景。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胡绳随着一大批文化人辗转撤退至重庆，随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兼《新华日报》编委，在生活书店主编《读书月报》。那时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共产党人，要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否则随时都有杀身之祸。胡绳是位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战士，特别是在理论战线上，他既坚持原则，又态度温和，以理服人，其文章及思想征服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如他的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以通俗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结合于中国的实际，以朴实流畅的语言和可靠的资料，论述了要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和解决问题，剖析入理，魅力无穷，使一些青年从迷惘中看到了光明。在当时艰险的斗争中，胡绳奔波在红岩村与读书出版社之间，胸怀豁达，斗志饱满，不知疲倦，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马仲扬还介绍了建国后，胡绳由自己原来的启蒙老师成为真正的授课老师的情况。
彭明也介绍了自己与胡绳交往中留下的深刻印象。1948年，陆定一给范文澜写信，调华北大学几位同志到中宣部编写历史教材，因为那时国民党的政治教材及历史教材都不能用，要重新编写。我当时是范文澜的研究生，作为范老的助手于同年11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中宣部的办公地点东柏坡，先是在张仲实领导下工作。1949年初，胡绳到来后，任教材编写组组长，我有幸在胡绳领导下编写教材。在此前后，我也学习过胡绳的著作，如《两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等，对胡绳非常佩服，并和范老讨论过胡绳的文著，范老对胡绳的论著也予以好评。彭明说，胡绳在年龄上是我的长者，学术上是我的老师，工作上是我的上级。以后，我和胡绳偶有接触，他有两句话使我铭记在心：一次是他到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我在主席台上陪坐，一见面，胡绳就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相识了。”还有一次在《历史年鉴》座谈会上，我见到胡绳时，他冲我点点头说：“你出了一本大书。”（指彭明所著《五四运动史》——编者）这两次虽然谈话不多，却使人心里热乎乎的。后来根据胡绳的意思，在刚创刊的《中共党史研究》上，登了《五四运动史》的书评，使我非常感激。彭明发言还谈到党史学科的性质问题，认为党史学有学术性，有史学规范，但它又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做到这两种规范的统一是比较难的。胡绳是遵循这两种规范并使之和谐统一的典范。
与会发言的其他同志，也都根据自己与胡绳交往的不同经历介绍了自己的感受。大家都觉得胡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有长者的风范，大家的风度，与他交往有如坐春风之感。
二、青年胡绳，思想敏锐，脱颖而出
郑惠在发言中追溯了胡绳青年时期政治思想上的非凡之处。九一八事变时，胡绳升入高中，立志献身于民族救亡的洪流。1932年，他写了一首《日落之歌》的新体诗，在中学校刊上发表，抒发了对祖国衰落的悲怆和对它崛起的期望。后来胡绳到上海参加了如火如荼的进步文化运动。1937年3月，胡绳发表了《胡适论》一文，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提出在当前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传统和愚民政策等错误倾向的战斗中，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盟友。这是20年代以来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右翼文化人的声音。这篇文章在当时即受到重视。至今，一位从事胡适研究的学者，仍对此文的评价备加赞扬，而胡绳写此文时只有19岁。
龚育之在讲话中，回溯了他的中学时期读了胡绳早年以“蒲韧”为笔名写的、连载在《中学生》杂志的《两千年间》；上大学后学习胡绳的著作更多了，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胡绳的著作及思想影响了一代人乃至几代人。像《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至今仍被人们称赞不已。龚育之还系统地介绍了30至50年代三个时期，胡绳对胡适思想的评论和批判，以及胡绳后来对自己在各个时期评价批判胡适的深刻反思。他认为胡绳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是严谨的、辩证的和实事求是的。龚育之并联想到胡绳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思考：“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正在深入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人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取得更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龚赞成胡绳作为历史学家的乐观观察。
三、晚年胡绳，追求真理，老而弥坚
读过胡绳著作的人，或者与胡绳有过思想交流的人，大都称道他那严谨的治学作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其文著精炼平实，分析细致，逻辑严密，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尤其是他的晚年，对真理更加孜孜以求，学术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有些人把他誉为“胡大师”或“理论之帅”。这次与会的发言者也莫不如此。
金春明认为，胡绳终生探求中国革命的真理。他虽已功成名就，但仍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奋笔直书，启发后人。他虽已身居高位，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是建国以后党的专业理论工作者达到的最高职位，但没有因为官高而缄默其口；没有固步自封，停止探求；也没有居高临下。以真理化身自居。而是仍以一个普通理论工作者的身份，平等地研讨问题，十分难能可贵。要探求真理，就可能有风险，有失误，甚至献身。但是，没有这种对真理探求的精神，科学就要停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党史研究事业的前进，无疑是十分需要的。而胡绳同志率先垂范，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永远的学习榜样。
盖军在发言中说，胡绳在深化党史研究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老而弥坚。她结合胡绳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交接时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胡绳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从理论上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阶级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水平”；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继承下来，如果不继承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就不能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论证了“必须经过生产力高度的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从而有力地指出了我国五六十年代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从中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决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单纯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这样做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她认为，这是胡绳用他最后的生命之火，为我们留下的宝贵启示，对我们党史研究与教学有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郑惠的发言强调了胡绳晚年，亦即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写出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文章，如1987年发表的《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胡乔木读了此文“深为敬佩”，认为“这确是一篇力作”。1994年胡绳发表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文章，被誉为学习和宣传邓小平理论的力作；同年底发表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论点，受到理论界的热烈称赞。1998年底他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中的新论点。不但如此，胡绳博览群书，涉猎广泛，学识渊博；非常关心学术界及党史事业的发展，尤其善于发现和培养奖掖青年学者。这些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