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追思胡绳同志，开创党史研究新局面

        胡绳同志，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老前辈。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多少人是读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最早在历史学知识和史学理论方面得到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绳同志是带引我们步入史学和理论研究大门、非常令人敬重的导师。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同志领导下，参与中共党史的编写工作。亲身感受到胡绳同志对我们党的历史所具有的深邃的洞察力。他对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对历史细节与时代特征、深层社会背景的周密关照，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使我们终身受益。

        记得80年代胡绳同志在指导编写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时，总是要求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要十分严谨。比如写建党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说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写得太满，恐怕那时还只是有改变生活状况、悲惨命运的要求，有革命的倾向，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但这离革命还有一段距离。像干柴一点就着，但要有人去点。依此类推，说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精神，也应改为“有斗争精神”；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革命”，恐怕应说“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为好。他很强调在写严肃的史著时，不要把“革命”的含义过于泛化，要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它。

        胡绳同志非常注重把有关史实，放在特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评述。比如讲到党的第一个纲领，说它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未认识清楚，胡绳同志认为这里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讲党的一大“在策略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够周全”，他认为这不是周全不周全的问题，因为从党的纲领上就不可能认识清楚，所以要讲“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斗争策略问题”。总之，在这类问题上，要尊重客观事实。共产党刚刚诞生确实不能跑，但不要写成生下来就应该会跑而没有去跑。不要苛求前人，不要带有责备的意思。在人物评价上，胡绳同志也强调要客观、公道。比如引述陈独秀的文章，只引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语，但原文其实还有别的话，说了“在特殊情况下可有新的变化”，虽然还是承认资产阶级能获得若干政权，但如果不做较全面的引述，是不公道的。

        对于2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胡绳同志很早就不同意把张东荪这些人讲得不堪一击，“败下阵来”。1985年胡绳同志就向我们指出，张东荪的有些论述还是有一些深刻性的，比如他说“伪劳农主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党来说，确应引起警惕。当然后来分清了革命的两个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比较稳妥，但即使这样，还是出了“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是一种流氓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封建的法西斯专政。因此，对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能说得太简单了。胡绳同志的逻辑结论很鲜明，就是在民主革命后，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伪劳农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由以产生的根基，避免这种危险性。那时候，我们还不大理解胡绳同志的深意所在。后来，胡绳同志出自高度的使命感，亲自动手，不顾毁誉，非常执著地研究了党的历史上民粹主义思想影响问题，我们才懂得，这是他在耆耋之年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和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

        胡绳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纂大体成型的时候，他最早提出要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时候，他又及时提出在继续修订建国后29年党史的同时，要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为此，他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从而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胡绳同志对建国后党的历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从总体上、主导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写党史就不要写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去认真总结犯错误、做得不妥当的教训。如果把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理解为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另一面，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针对有人提出应该“重写”党史，意为多说或者只说叫人喜欢的话，少写甚至不写倒霉的话，并认为不这样编纂党史，就会重蹈苏联覆辙，胡绳同志深感这种建议很难照办。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历史，前八年的发展是好的（其中也有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不断犯“左”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其间也有纠正错误的较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不能回避。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错误，而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更不能夸张。胡绳同志认为，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出的教训，也应该是这样。

        胡绳同志不但是这样看，而且身体力行。因为有着长期在党的理论宣传部门工作的经历，他在《胡绳全书》第2卷引言中讲过，自己如何对1957年以后党的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感到不适应，内心很矛盾，“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在修改建国后党史的时候，胡绳同志向我们指出：凡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就有错误，要批评，这种说法未必恰当；反过来说，凡马列主义就完全正确，凡完全正确的才是马列主义，也不妥。关于这一点，胡绳同志表现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省精神。例如50年代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胡绳同志这样描述当年的政治氛围，他指出：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连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写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全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学”。这段话，包含着一位曾经担负部分组织领导工作的历史当事人冷峻的自省和反思，体现了胡绳同志高尚的史德，令人十分敬佩。

        我们曾经想借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机会，请胡绳同志就建国后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谈谈他的看法，以在史学界形成一个“胡绳说法”。但是非常遗憾，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所幸胡绳同志在细心修改我们写的党史本子的时候，还是给出了一个很透辟的说法，他写道：在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按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党特别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应当慎重处理的问题。我觉得胡绳同志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对于今天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繁荣社会文化事业，仍然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29年党史的研究中，胡绳同志非常重视对20年“左”的错误根源做深层次的剖析。比如怎样看待1956年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实质的概括，胡绳同志有一个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说：当时起草决议者似乎认为生产关系已经够“先进”，现在的任务是把生产力赶上去。毛主席不够满意这句话，他认为生产关系比生产力先进这个说法站不住（这意见对!）。但毛主席实际上认为，现有的生产关系尚有“不完善”处，并非足够“先进”，因此还要更求“先进”!胡绳同志指出：问题是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追求先进。当时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其不适应生产力方面讲，不是“不完善”，而是过于“先进”了。这个理论分析，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1957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的深层原因。

        胡绳同志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富有很强的独立探索、与时俱进的学术精神。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辛勤劳作，写了一系列很有份量的文章，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深入地研究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用严格的事实逻辑，论证了我们党本来是确定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民主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差不多从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隔开，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根据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把握，胡绳同志得出以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可以说，这是胡绳同志倾毕生的研究，将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联，所做的大彻大悟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