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邵建：法无可恕 情有可原？(《财经》 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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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可恕 情有可原？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2月01日 共有 3 条点评字号：
只要目的正义，手段上可以不计一切——如果这个习惯可以夸张，人世间的一切灾难俱可以从此而出邵建／文
1919年“五四”那天，是《新青年》广场民主的第一次上演。那天的高潮不在天安门，不在使馆区的东交民巷，而是在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据当时在现场的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五四运动”的命名者）回忆：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学生一拥而入，其中北大一个校工声称自己认得章宗祥，学生动手就打。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一哄而散。那日本人和曹家佣人连忙把章抬出去，藏在一间杂货店里。忽然又有人喊“刚才并没有打错”，于是大家又把他拖回来，有人还“拆散了一张铁床，拿铁床的棍子来打”。打得他遍体鳞伤，“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
至于放火，罗家伦“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结果，曹宅烧起来了”。
根据以上，“五四”这天，学生的行为虽出于爱国热情，但事情本身却违法。毕竟是法学专业，5月5日早上上课时，北大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张孝簃一进课堂，就被学生包围，他们关心的是昨天行为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张的回答是：“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后来这八个字传到了当时的司法总长那里，“他大不以为然，且加申斥”。这是国民党老报人陶希圣回忆录的片段，他是当时北大法律系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时也在现场。
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张教授的回答同时兼顾了情与法。90年之后，我在读书时碰上这则片断，似乎能够理解那位总长的隐曲。至少由我看来，张的回答如果可以说是职业的，但还不够专业。这八个字本是一则绍兴师爷玩弄刀笔的小故事，看起来“法”字当头，但因为以“情”为核，最终演变为只有情，没有法。
相传清代，某女子与人私通，儿子以为耻，最后他把母亲给杀了。杀人抵命，该处以极刑。可是县令动了恻隐，很想救这个在他看来是大义灭亲的青年一命，他把难题交给了自己的幕僚。这位绍兴师爷把卷宗接过来看了一遍，眼睛停留在最后一句话上：“情有可原，法无可恕”。师爷沉吟有顷，提起朱笔把这八个字给颠倒一下，便成了“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于是县令当场就放人。
这八个字原是一个转折句，重心在后。两者顺序不同，便可以形成两种不同的处理。情有可原，法无可恕，则法不容情，按法办事；法无可恕，情有可原，则可以略迹原情，让法靠边。
那位司法总长对张孝簃的不满，不知是否出于法律本身的考量。火烧赵家楼毕竟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司法案件，而张又是京城总检察厅的首席检察官。按其职业，对于纵火者，他必要提起刑事公诉。但他说出这八个字，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也就等于知道了他的态度。
从法学专业角度来看，聚众群殴、抄毁私物、公开纵火，不管何人或何因，事件本身便构成刑事要素。检察官提起公诉，这是职责。至于案情怎么判，包括情与法之间如何权衡，乃是法官的事，不是检察官的事。这位张检察官以情有可原为由，放弃了理应追究的法。从一个世纪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损失。
百年以来，我国族最重要的价值缺失之一，就是法的缺失。曾记得“五四”前的民初，宋教仁被刺案发，当地法院即传唤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可见当时带有司法独立性质的法治框架不但存在，而且还试图积极有为。但可悲的是，传票可以发给国务总理，却无法传讯作为学生的纵火者。政府怕事，和学生做交易，以放人为筹码换取学生复课。对此我先不说学生，这是北洋政府的失职，是用政治压倒法律。
从学生这一面看，不能以爱国为由做任何违法的事，否则即应承担法律责任。赵家楼的那把火可以说熊熊燃烧了一个世纪，它烧掉的不仅是一座楼，同时还有那个时代正在逐步形成的法律意识和习惯。年轻学生养成的是另外一种习惯，即只要目的正义，手段上可以不计一切（如果可以夸张，人世间的一切灾难俱可以从此而出）。
中国原本就不是法治国，西方法治东来之际，无论权力还是权利，俱视法律为无物，这就注定了至今为止法治文明在百年中国的水土不服。■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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