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达维:鄱阳湖“争坝”(新世纪周刊 20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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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争坝”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8日

 

字号: 江西省计划在鄱阳湖入江水道建闸,以延缓湖水外泄长江。反对者担心影响长江水源供给,以及对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记者 于达维

  隆冬时节,鄱阳湖湖口不复夏季的汪洋,满眼是裸露的泥滩,湖面几近干涸。

  1月12日,江西省水文局局长谭国良及其同事在长满杂草的泥滩上奔走。他们最近的工作之一,是对鄱阳湖的水质和水量变化进行密集监测,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拿出更具说服力的数据。

  该工程计划投资近百亿,在鄱阳湖入长江的水道建造近3公里长的闸。目的是延缓湖水外泄,使湖区水位平缓变化,增加枯水期湖水容量等。为此,江西省专门成立了工程建设办公室,并提出“力争三年内立项开工”。

  但工程遭到很多人士的反对,能否上马还未可知。

建闸工程由来

  鄱阳湖在江西省北部,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通江湖泊。

  鄱阳湖素有“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说法。据谭国良介绍,鄱阳湖丰水期有300亿立方米水量,与三峡蓄水量相当;枯水期只有两三亿立方米,连基本生态都保证不了。

  长江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许继军博士说,鄱阳湖就像一个倾斜的水盆,季节性的水位落差营造出丰富的生态环境系统。但水位变化幅度过大,对周边居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不利的一面——汛期水位过高有洪涝,枯水期水位过低有干旱。

  上世纪初期,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提出在鄱阳湖建造“范堤”和“闸船坞”,以便船只通航。最近几十年中,一些人士也分别从避免长江洪水倒灌、蓄水灭钉螺等角度,建议在湖口建坝或建闸。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江西省还组织过《鄱阳湖控制工程研究》。当时在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工作的熊大,是课题负责人之一。

  熊大表示,在鄱阳湖入江通道建闸,有望解决湖区的防洪、防旱、航运、发电、预防血吸虫病等诸多问题。这个工程与一般水利工程也有所不同,“不淹田、不移民”。

  他还说,该工程并不是在湖口建坝,因为坝与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建坝以后再也无法回到原有水位,建闸则不以发电为第一目标,完全可以恢复至原有水位。

  熊大和江西一些专家甚至提出,建闸后可将鄱阳湖这盆受污染较轻的“清水”,作为“南水北调”的水源。

  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40位江西代表联名提交江西省的“一号议案”,呼吁加快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立项进程,当时提出的工程预算为80亿元。

  水利部后来在书面答复中称: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江委)专题研究,鄱阳湖控制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不具备开展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条件。

三峡蓄水与江湖关系变化

  全球气候变暖和三峡水库运行,尤其是后者,让江西找到了新的工程上马依据。而工程名称也被变更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

  根据江西水利科学院最近完成的专项研究,三峡每年10月的蓄水期对鄱阳湖影响特别明显,湖水大量向长江下泄,水位快速降低,比正常年份降低2米左右。

  该院副院长许新发说,其后果是鄱阳湖枯水期提前20天左右,严重影响工农业和生活用水。“一直到第二年4月才有水,半年都是干的。就剩河道,没有湖。”

  许新发说,有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可以在每年8月底,即三峡蓄水之前落下闸门,把汛期尾巴的水留下来,这样对下游没有多大影响。等到三峡蓄水时,则可以放一部分水,补充长江的水量。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2009年5月的一次研讨会上也直言,三峡工程蓄水后江湖关系变化是长江中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关键因素,同时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设计的基本依据。

  江西方面称这个工程为建闸,但很多人仍习惯性地称为建坝。实际上,江西省水利厅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专题网站也称该工程拟建地为“坝址”。其坝址上距星子县城约12公里,下至长江汇合口约27公里。坝址处湖面宽约2.8公里。闸坝轴线总长则约为3公里,包括约2.2公里长的泄水闸、约0.4公里长的船闸等。

  知情人士透露,为换取工程获批,江西省做出两个承诺:其一是“控枯不控洪”,即在枯水期对水位进行控制,汛期则保持自然状态,不影响防洪;其二是成立一个由江西省和长江委共同管理的机构——水利部长江委鄱阳湖水务管理局。

  1月7日,水利部长江委鄱阳湖水务管理局与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投资公司同时成立,形成“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局面。“这相当于把水位调度的权力交给长江委,江西做了很大的让步。”上述知情人士评论。

  “三块牌子”的一个重要背景是: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复该省提出的区域性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江西希望借这股东风,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上马。此前,下游省份担心,鄱阳湖建闸后来水会减少。江西则初步表示,枯水期对水位进行控制时,最高蓄水到16米水位,不影响长江下游水源供给,以此换取下游省份的谅解。所谓水位,并不是指水深,而是水面相对上海吴淞口海面的高度。丰水季节,鄱阳湖水位可能达20多米,枯水季节则可能下降到仅为几米。

  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陈启新处长还表示,16米水位只是初步方案,还要研究怎么调度运行。16米水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考虑向下两米的波动。

  2009年10月,由江西水利厅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展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关键技术专题研究”开题。这个耗资千万的项目,执行时间只有短短半年。江西甚至邀请86岁高龄的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挂帅”。江西省对于鄱阳湖建闸的急迫,由此可见一斑。

湿地生死与工程悬疑

  在江西省急切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同时,来自国内外的反对声音不断传出。很多科学家担心,鄱阳湖建闸后将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江湖关系一旦被隔断,“活水”变成“死水”,鄱阳湖特有的湿地生态条件也将被破坏。

  2009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等15位院士和专家联名致信国务院,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六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和“四大家鱼”迁徙、富营养化与水环境质量、江湖关系、血吸虫病控制等,不宜决策。

  江西方面希望,让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搭上鄱阳湖生态规划的便车。上述专家则建议,将该工程拿出来单独论证,并研究是否有替代方案来解决干旱问题。

  实际上,已经有专家在考虑替代方案。长江科学院的许继军博士就提出一个“仿都江堰式生态水利工程”的方案,采用类似于都江堰的内外江形式,外江行洪、内江行船,且不设置发电厂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于秀波研究员曾多次参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讨论,并与熊大等支持者有过辩论。在他看来,鄱阳湖建坝可以解决一部分湿地冬季缺水的问题,对渔业资源是有效的保护,因为这样很难再“竭泽而渔”,但建坝提高水位之后,对水鸟的影响非常大。“水深一般超过60厘米就不适合水鸟栖息。水位过低,很多地方都干了,也不适合。现在观察下来,水位接近11米时栖息面积最大。水位达到16米时,保留下来的栖息地能否满足几十万只水鸟的栖息,仍然是个未知数。”

  对鄱阳湖建闸表示忧虑的,不只是一些国内专家。国际鹤类基金会副会长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说,稳定水位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候鸟栖息地在冬天会丧失。“这将极大地影响众多珍稀水禽,并可能导致白鹤的灭绝。”

  另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曾致函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担心建坝降低鄱阳湖水质并导致蓝藻暴发、湿地生态功能和价值受损等。

  争论的升级,使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命运增加了新的变数。

  于是,江西省多位政府官员2009年10月特地跑了一趟北京,与陈宜瑜、李文华等反对工程上马的专家进行对话。江西省还想出一个办法:邀请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就他们认为存在的那六个问题分别开展研究。至于研究经费,由江西省提供。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曾经公开表示,“控枯不控洪”的思路与过去的湖泊控制工程方案相比是个突破,“方向是对的。”但他同时指出,“短板”受制于建闸后仍有半年时间江湖阻隔,而核心是闸控水位的确定。

  另据长江委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刚上报到水利部,这是20年来的第一次修订,其中也涉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但由于规划尚未获批,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

  无论如何,这一工程关乎江西乃至全国公众的利益,对于其利弊需要有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及更加公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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