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洪波：梁文道——低调冒犯，常识凶猛(南方都市报 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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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冒犯，常识凶猛
类别： 作者：刘洪波 原创 浏览量：420 发布时间：2010-01-11 手机看新闻版次：GB03 版名：2009文化年鉴 稿源：南方都市报
梁文道
●2009年1月，梁文道在内地的第一本书《常识》出版。开创时评畅销先河；
●2009年3月，随笔集《噪声太多》出版；
●2009年4月，随笔集《我执》出版；
●2009年9月，书话集《读者》推出内地版。
梁文道现在没有生活在大陆，他以前也没有大陆生活的经验，但被视为大陆评论界的一员。这不仅因为他的评论基于大陆发生的事实，而且在于他的评论很多在大陆的媒体上发表，他的读者主要在大陆。
梁文道到底是做什么的，很模糊。他是媒体人，但没有媒体人像他这样身份不明。他在报纸上写专栏，在电视上做主持，在电台上也主持节目。他应当算是“跨媒体人”。
梁文道到底算哪个地方的人，也不算太清晰。当然，他的“户口”在香港，但很长时间长在台湾，在大陆报纸上写文章很多，基本上是写大陆的事情，或者以大陆人为预定读者。可以说，梁文道是跨越“两岸三地”的人。
从媒体生涯来说，梁文道并无以报纸为职业的经历，但报纸上的写作却成就了他作为一个评论家的身份。从个人经历来说，“两岸三地”中，只有大陆是梁文道未曾长期生活的地方，却是梁文道的文章发表与出版的主要地点。
所以，梁文道很像一个“票友”。他以言语谋生，文字是非职业；他生活在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是“非在场”。票友式的写作，非在场的评论，可能会打飘，但也可能使人相对超然，写作变得更加真诚、公允、宽和，并且有理解力。
真正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不是在职业状态下写作。他们各有其职业，哪怕他们以报纸为职业，也未必以自己所供职的报纸为主要发言场所。也许，写作的非职业性，正是公共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保持“自由状态”的必需，这使写作独立和超越于个人谋生的需要，使写作不是职业生涯的附产品，而是一定程度的自由、独立和志愿的结合。
电视人这个角色，可能确实为梁文道的文章增加了很多读者。他与凤凰卫视的工作关系，可能还增强了他对大陆的关注，因为凤凰台是一个以全部华人社会为范围而非地域性的传播机构，大陆不仅是这家电视机构的资金背景，也是它的传播对象和重要的新闻构成。
作为评论家，梁文道、薛涌和林达可以算作一类，他们因在大陆媒体上写作而被定义为从属于大陆评论界，但生活在大陆之外。在这一类评论家中，梁文道的特殊性在于大陆生活不是其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但大陆又是现实生活中最邻近的地方。
在《常识》一书的自序中，梁文道说，“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这一段话，可以看到梁文道对大陆其实并无隔膜，至少他会警惕“优渥的空间”所带来的不着边际的危险。
梁文道的文章，散发的气息是一种有坚持的包容、有约束的自由。他谦和低调，但并非苟且；他准备倾听一切，能够理解一切，并能够容纳一切，但仍然有自己的坚持。讲述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时，他似乎仍然捏着一根绳子，不是放言大论，而是保持着一点犹疑，他甚至不无羞怯。这固然是因为他有自省，可能还因为他无法把自己摆在一个训导者的位置，对不同意见者多有不忍，希望能够减少心情上的冒犯———他不是操切之人。他笔下有浅浅的幽默，但不会有讥诮。他的评论有着一种“爱惜飞蛾纱罩灯”的情怀，而不是激越慷慨和无所顾念。对事对人的复杂性的了解，使他的写作总是温和而非愤怒、小心翼翼而非大张旗鼓，他习惯于一点一点地接近真实，而非高歌猛进地闯进核心。
梁文道的贡献，与其说是对常识的揭示和坚持，不如说是他到达常识的方式。他的写作中充满了经历和体验。这些经历和体验对于他来讲是个人的历史，又是个体对历史场境和过程的直接经历，而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无论似曾相识、未曾有之，或者将会发生，都有着一种“过来人”的况味。梁文道不是一个纸面上的书生，而是一个有阅读和观照的生活者。他所写的，与其说是主张，不如说是体悟；与其说是道理，不如说是自我观照的记录。● 刘洪波(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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