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所犯的错误?(4)--中国共产党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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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29年历史进行总体评价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历史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是我们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这段历史的一个指导思想。对这段历史的总评价，必须遵循《历史决议》第六条对新中国成立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的精神，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写二卷本这29年，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历史决议》对这32年历史的基本估价，是我们写二卷本的一个指导思想，是评价这29年的一个基本依据。当然，这32年中，或者说我们要写的这29年中，有曲折，有错误，甚至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站在高处对一段历史进行总体评价应该把握的方法论原则。二是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评价。这就是本文一开头提到的，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三件大事和对三件大事的评价。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谈谈对几个问题的理解。

　　(一)不能把这二十九年的历史说成全是错误

　　第一，因为这样说不能正确解释这段历史。这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或者由于这段错误多，就把党的这段历史说成全是错误，这既违反《历史决议》，也不符合事实。一如我们对探索过程中产生的错误不必讳言一样，对犯错误时期取得的成绩（包括思想理论上的成绩）也不能因犯了错误而讳言，不能以为讲了成绩就是对错误的开脱和淡化。所以对这29年的历史确实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乔木举过两个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49—1956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另一个是“前后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胡乔木说，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并不是简单地根据现在人们在实践和认识上已达到的水平，对过去说三道四；同时又是按客观历史本身的逻辑，说出现在人们应该如何接受那一时期的经验教训。”胡绳也说过：“如果说三十五年来一无是处，全部是错误的积累，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三十五年的历史。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但这一转折之所以能够形成、也还是有过去生产发展的底子。所以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是错误的积累。”我认为这话讲得很对。叶剑英在1979年一篇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作了深刻分析，并对建国后30年作了一个总体评价，指出：“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这里所说的“大部分时间”，应该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给我们提供了如何总体评价历史的一个正确方法，即任何一条路线都有一个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过左的东西，但还不能说已形成一条极左路线，更不能说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否则这一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无法解释。

　　第二，那么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呢？对这十年，《历史决议》称之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对十年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也指出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错误。《历史决议》第十六、十七、十八条对这十年历史的基本评价，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遵循的。基本要点是：第一，主导方面是好的。这十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第二，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现这些错误后即予以纠正，但不彻底。第四，调整时期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成就与错误错综交织在一起。所以对成就与错误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回避且要分析充分。分析错误，除要认真寻找原因外，还要直面其结果，即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就是说，这些错误中，已埋下此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分析成绩，除了我们经常说的经济、外交、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外，还要看到，1978年以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及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这十年间也已有一些萌芽，许多问题在1966年前已经提出或有所实践，虽然那时还是极不成熟的。同时，那十年间取得的许多成就，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再起步的基础。特别是那时已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极重要的基础。由此而论，我们决不能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全部否定。

　　第三，即使对“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也要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胡绳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正确。对于“文化大革命”，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正如《历史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历史，诚如胡乔木所说，要看到“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不属于“文化大革命”。这些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在全国统一的大背景下都有所表现，所以要写出本地特点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周恩来1971年9月至1973年底主持工作期间的整顿取得很大成绩，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当然，好景不长。周恩来为清除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影响而作的努力，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随后，从1973年底开始，发动了反对“右倾回潮”的运动，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这使已经有了转机的各项工作，又遇到了新的挫折，全国形势再度恶化起来。二是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使形势有明显好转。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一年，但各个领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取得非常显著的成绩。这充分说明邓小平当时坚持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这次也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开始是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但到后来，他却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就使得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混乱，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到新的挫折。三是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他负有主要责任。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四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的斗争及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可忽略的。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艰难曲折，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些，都要在这段历史的撰写中有所反映。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要在二卷本中有正确的反映。

　　(二)这二十九年与以后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的历史看做一个整体。这50多年中，发展最快，最健康的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但历史不能割断。这20多年的发展与此前近30年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前近30年，虽然历经挫折，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整个看来成绩是主要的。在这近30年里，我们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设也取得巨大成就，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经验。正因不仅有这些正面经验可以继承又有这些反面经验可供鉴戒，才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要把整个50多年看做一个整体。总体看，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50多年来党取得了伟大成就，当然要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伟大的历史转折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强调此后逐步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强调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要看到，之所以能在这时找到正确道路，是以此前近30年的正反经验为基础。这样写，也能体现出在失误中前进这一辩证思想，只要正确地总结教训，失误便能成为前进的先导。

　　(三)要把我们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这一点写充分

　　这点很重要。中国共产党历来有自我批评、自我纠错的能力。这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能力之一。我们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说永远不犯错误——这对任何政党、个人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说犯了错误能自己检讨、自己纠正。而自己发现、自己纠正自己犯的错误，这是一个郑重的、伟大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特质。并且，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这样。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不知犯过多少错误，受过多少损失，但每一次，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错误，从而继续前进，终于取得革命胜利。所以，犯错误不可怕，关键是能否自己纠正错误。自己纠正错误，是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重要方面。

　　在二卷本中能体现这点的，主要是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事实上，那几年的错误是在自认为正确的情况下犯的。一经发现，就下决心纠正。写出这一点，是实事求是的。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有几点很重要：首先，对调整中初步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加以肯定。比如1962年1月毛泽东主持的“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总结经验，自我批评，统一认识，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虽然所作的自我批评、体现出的民主精神、总结出的经验还是初步的和不彻底的，但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给予充分的肯定。其次，对全面调整决策的确立、贯彻及取得的明显成效要加以肯定。经过调整，到1962年，经济取得明显成效，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国民经济渡过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之后为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又提出用两三年时间继续调整。所以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得很顺利。到1965年底，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各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所以才有了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提出了“四化”总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同时指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经过几年的失误与挫折，终于从沉重的教训中得到的宝贵经验。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左”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但不能因此而对这次调整的意义加以低估。要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我们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前进步伐中的重要一步。第三，对当时纠“左”的局限性要正确看待。不能因为纠“左”不彻底而将其抹杀。比如“七千人大会”，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一没能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左”的错误，二也就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给予彻底纠正，三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某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也没能认真清理，同时中央领导核心内部对形势、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以及对工作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认识仍有分歧；但这次大会毕竟对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和当时的经济困难都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正确地提出各条战线都必须坚决贯彻调整方针，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这对于纠正“左”的错误起了很大作用。从长远看，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这些都应加以充分肯定。

　　 (四)正确理解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说犯错误不可避免？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的认识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历史时期，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其实正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与失误交替发生情况的反映，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我们党作为一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这些错误并非都不可避免，但即使犯了本可避免的错误，也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认识不正确到正确，随着实践的发展，又有新问题出现，为了认识新问题，又从不正确到正确，这样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人类对任何新事物、新问题都一下子就能有正确认识，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只能是一种奢望。这样说并不是替我们犯过的所有错误辩护，不是说所有错误都是应当犯的。如果这样理解，那我们就不必总结教训。我们只是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犯错误本身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在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及以后一段时间，都认为是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消灭商品经济等等，同时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当前或不久的将来必须解决的任务。这说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现在也没有完成，只是已有很大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得到的正确认识。这一认识的获得，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我们承担着撰写党的历史的党史工作者，对这个漫长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清醒的认识，并且还要看到这个漫长过程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我们认识到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很大进步，但认识还会继续前进，不会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上；改革的过程中也会有发生失误的可能，将来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为什么？这是人类认识的规律。主观和客观不可能完全一致。人类总是从不断的错误中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这个认识正确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细节、具体的发展过程，现在还不能说得特别清楚，等等。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应该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探索、不断更新、不断趋向更加正确。

　　其实，民主革命也经历了认识上的曲折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是逐渐提高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提出完善的纲领和策略，不可避免地要有许多曲折。比如，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并不是革命一开始大家都懂得，而是经过许多曲折才认识清楚的。这个曲折是：党成立的时候，党的宣言说那时中国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到了党的二大，已经懂得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目前阶段必须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这以后长时期内，还是没有弄清楚这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没有弄清楚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特点，于是发生右和“左”的错误。其他许多问题也是这样。可见整个党史都证明，从错误到正确总有个发展的过程。最后，我想引用邓小平对党史工作的一些指示精神，作为这次发言的结束语。他多次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要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上，经过总结，过去的成功和错误都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对于开辟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财富。让我们以此为指导，正确对待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并将此作为宝贵财富，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真正发挥党史、国史资政育人的巨大作用，把党史、国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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