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把中国推向世界主流

  丁学良：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把中国推向世界主流

    2009年珠三角经济经济高层论坛7月11日在广州举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表示，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不是在细节上做了多少事，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主流。

以下是丁学良的发言实录：

丁：非常感谢会议的主持单位，邀请我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中国目前经济和社会形势认识以及我们下一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

刚才保育钧会长，和石小敏先生，都提到了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选择方面，提出的严重的任务或挑战。听起来压力很大。所以，我试图给大家鼓一点气。为了给大家鼓气，让我也用一个很了不起的乐观主义者的名言，看看在座多少人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

整整90年以前，1919年，那个时候全世界资本主义遇到了一次及其严重的危机，大部分人的心态都非常悲观。但是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认为，或者你相信目前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错！”在座的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是谁说得。

这个话是领导了全世界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的列宁说的。列宁对资本主义走出经济危机的潜力，比绝大部分人都更有信心。所以，90年以后的今天，虽然现在全球到处都在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都在谈日多么难过，都在谈资本主义是不是就这么完蛋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走住危机的潜力是非常看好。并不是说没有困难，我不相信他会向日本一样要花10年时间才能走出来。

我本来是会议的主持方第一次给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要我讲讲企业的创新，经济的创新，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来源。不过，在组织过程中，我接到领导最新指示，说这个题目太小了。我们广东这代民营企业家，心胸非常广阔，并不只是考虑这些问题，能不能换一个大题目。

回顾一下我们改革30年，最重要的做了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没有做。下一步如何做。这更符合我们广东的具有世界胸怀的企业家的要求。所以现在讲讲这个内容。

我按照会议的规定，我讲40分钟。对于中国改革的30周年的评价，你们在国内，你们的经验和看法，肯定和我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我是只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当时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学者，然后参与政治的调研，84年的8月份，就在美国留学。在很多国家学习工作生活，所以在有一部分上和你们看法一样，而在很大问题上，和你们看法不一样。

根据我所学习和研究的资料。对中国30年改革的评价，如果你要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上，你会拿出一大叠数字，宏观，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整体，把中国经济国民经济当做一个整体，把中国当做一个民主国家，把前中国当做一个中华民族，从这个宏观角度，你对中国30年的改革，会拿出一大叠数字，所有这些数字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美好的，正面的，都是玫瑰色的。

另外一种评价，就是从微观的角度。但是这个微观分好几个层次。你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评价。你把中国的国民经济，不是当做一个整体，而是按照我们通常分的国有控股，还是民营经济，你如果这么一分，你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把微观层次更减低一点，减低到个人层面上，你会听到每一个人，30年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天到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不同的故事。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维度，宏观和微观。

你不是站在国际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国国内立场上，看这30年至少会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出发点。第一个是站在政治精英，我们讲领导层，政府，国家权力的立场上，你会对30年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我们站在普通的老百姓的立场上，你觉得30年的感受，我刚才讲的政治精英层非常不一样。所以，有关这些非常不一样的评价，我们对改革30年走过的路，就会用非常不一样的尺度。

今天，我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我本身在国外学宏观，宏观现代化比较研究，从7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变得非常……我80年代到美国去的时候正是这个学派作出非常重要贡献的时候，这个研究把先现代化的国家和后现代化的国家作比较，把欧美模式个非欧美的模式做比较。把中国沿海地方的发展和后现代化的国家比较。

从这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年，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这对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怎么做，具有非常重要的前提意义。

美国俄亥俄州…是研究美国的工业化的，他看了中国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比得上19世纪后班期美国取代英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这是他的看法。在过去30年中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内的统计数字说，我们差不多年均的GDP的增长率保持在10%。国际上对10%打了折扣。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大概是8.6%，即便如此，30年了，年均增长8.6%，这已经是达到了有统计数字记载以来，世界经济史上最佳的档次。这个档次就是我们在国际上统称的东亚模式。日本在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有过类似的表现，所以我们中国大陆作为最大的经济体，30年来有这么一个重大的表现，非常了不起。

那么国内，大家看过大国的崛起，我一直反对这个提法，因为它不具有历史感。我把过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一直强调，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经济的再崛起。反复强调用一个“再”为什么是再崛起？这把我们30年的成就和我们历史上的成就放在一个时间框架之内，因为知道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超过美国。因为中国人口多。你不要看中国的工业化有过很多的……但是中国也是比较早的尝试了……仅仅以工业的产出，在全球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较中，1860年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19.7%，这个比较非常高，而那个时候美国只站7.2%。所以研究世界经济史的专家，最有名的就是编世界经济的长期的表，按箍死曼德森（音）他做的这个研究，对我学习……欧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这个书是北京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他说，早在公元元年就是西汉年代，那时叫汉朝。中国的经济总产值那时已经是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了，中国的经济总产值稍微有一点下降，但是仍然接近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了1820年的时候，是中国的GDP总量最好的时候，即鸦片战争之前，那时已经上升全球三分之一的时候。问题是出在以后，就是说1840年以后，并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才持续下降。

清朝腐败，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持续下降，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按照常规在发展，欧洲走运了。欧洲来了一个工业革命，一下子，他是加速度发展，一下子把全球抛在了后面。

所以，到了1949年，1950年，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总产值，只占全世界的5%。你想信，130年的过程中间，从占三分之一，降到……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中国在按照老的速度在走路，而西方有了工业革命。所以，按照他的表格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伟大胜利，……虽然天天讲伟大胜利，到了文革后期，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已经降到了世界的5%以下。即便是按照人均收入来看，这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都是叫中国……公民……如果按照1990年的物价标准，这是很硬的，生活的必需品，按照物价标准算，公元元年，西汉年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是450美元，全世界第一。

那么，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反而下降了，降到了43几美元。而工业化国家在快速上升。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他中国重新推回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以前我们是主流，但是前面我们不是主流，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事情，不是在细节上，而是把中国推回到世界发展的主流，这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带，感受应该最深。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DP已经占到世界总数的1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看问题，横着看，也要竖着看。看小的，也要看大的。虽然这个成就非常伟大，但是，我们现在在我们总结我们改革开放周年的时候，快要庆祝我们建国60周年的时候，遇到了金融危机，我们要考虑下一步如何做，我完全同意刚才保育钧会长个石小敏同志所讲的。你要从……意义不大，最关键的还是大的方向。大的政策框架，大的战略，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如果大的问题不解决，小的方面……

那么，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始终在重大问题上……哪些看起来很能够激动人心的，有时甚至是很能够迷惑人的提法，那些主张，那些声音。我们要始终清醒地知道，哪些选择过去做过，实际效率怎么样，所以我们能够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又被以前做过的错误的观念所误导。

话要讲得缓和一点，第一，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科持续的发展，有赖于中国科持续的改革。如果中国的改革是不可吃率，持续不下去……中国每一步改革都是靠……如果有一一天我们停止了改革，越改……一个可的的改革，很不容易。每天都在讲话中间，强调改革，不是可持续的改革，我讲的可持续改革是政策可落实的层面上，而不是宣传层面上。老百姓说……有些是利用改革做损人利己的事，所以改革两个字变成了……我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够有持续的改革的话，即便我们很不容易……就有可能……用另外一种非常蛊惑人心的东西……这种观念需要在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的状况中去。

这30年，还不如1977年……过去30年，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出过很多的失误，虽然造成很多人受伤，虽然银企很多人不满，但是，要想用77年底前体制来解决今天的下一步的问题，这是一历史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

今天有了金融危机了，很多人说，资本主义完蛋了，民营经济不行了，现在要重新回到当年，计划经济，要重新回到当年国家直接插手经济，管理经济，国家直接控制所有……现在不是看美国完蛋了，欧洲完蛋了，大家都完蛋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当然今天我不能把国际上关于金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现有的经济体制哪些方面要改革，我不能完成讲到。

所以，下一步是要持续改革，不能够有78年以前的中国的模式来经济2009年以后中国的国情。不能以为，有了世界金融危机，就要回到78年以前，国营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非常糟糕的想法。

第二点，我感受很深的，如果没有去年的金融危机，也许我们中国的结构性调整，会做得顺利得多。中国的结构性的调整，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和做政策研究的人，已经提过好多年了，但是一直不觉得需要很快的改。到了去年，上面终于了一些政策的调整，但是很不巧，遇到了金融危机。但是我的感受是，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机会，想想，我们如何走出去。原来我们的发展模式，尽量使它更好一点，不要再为发达世界打工了，而是进可能获利。这个东西，讲起来当然很容易，你们做企业的都知道，讲讲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讲自主创新，因为这才是有竞争力的主要的道路。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自主创新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一个口号，并没有在具体政策层面上有配套的措施，很多东西没有落到实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自主新，但是要想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做到自主创新，首先中国的法律政策中国的措施，要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国民和个人，中国的大学，中国的研究机构，中国的公司，要让他们自主。不给他们自主权，就不能指望他们去创新。你不能命令一个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去创新。创新不是在命令之下能做出来的。

没有自主，就没有创新。这个不但对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企业，对一个个人，对一个公民，对一个大学，对一个研究机构是这样。中国现在很多政策，具体做法，把个人公民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的自主权拿走了太多。给的限制太多，给的束缚态多，需要经过批准的东西太多。需要台下台上打通关系的东西太多。

假定中国下一步不想做世界的打工者，而是想把更多的利益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那么总重要的是要从微观层面上自主创新。如果没有微观层面上的自主创新，我们宏观上的自主创新只是一个口号，不可能成为现实。我感受非常深。

只有我们学校研究机构有充分的稳定的不断增长的自主权，中国才会有创新的企业和创新的现实，创新不可能在行政主导之下通过命令方式做出来，这是过去200年来全球创新教导给我们的。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感受。

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讲要建设和谐社会。我在美国呆了10年，在欧洲做研究、学习，呆了两连。在澳大利亚做研究呆了3年。其余时间在香港台湾，我在这么多地方学习工作生活，研究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我的感受了，要想创造一个和谐社会，有三点是支撑和谐社会，如果和谐社会是一个面。我们学过基础数学的都知道，三点一面是最稳定的。至少要有三点支撑。

哪三点？第一点，和谐社会，必须要有一个严谨而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的……这在我们做比较研究上，用的字眼翻译过来就是良好的制度。良治，是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字眼。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免谈和谐社会，那是一个梦。

什么是廉洁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会有很多的指标。七个、八个指标等等。这些指标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拿到我们中国人自己切身的体会来讲，我有一个体会很深，看公共的行政管理体系，它是不是廉洁而有效的。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把大的麻烦，通过和平的方式，化成中等的麻烦。把中等的麻烦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成小麻烦，把小麻烦用和平方式，化解成无。如果你有一个公共管理的体制，小问题上去了，解决不了，搞成中等问题，中等问题反复上去还解决不了，搞成大问题。大问题上去了造成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我们在国际上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看一个行政管理体制，优秀不优质，就看它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去随便抓人。我解决问题之前，老子先把你给解决了。这不行。要把大麻烦大冲突化解成中等冲突。

第二个治理靠什么？和谐社会，要靠一个长富与民的经济结构。我刚才讲了宏观的数字，GDP年均增长……三大贸易国，中国现在有多少外汇储备，等等。如果我们看一些宏观数字下面的数字，有些事情就很值得我们担忧，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是长富与民。还是相反的？在这里，我要念一组数据，我希望国内做研究的人，给我提供更好的数据，因为我这个数据是从耶鲁大学拿来的。

这个数据，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担忧。他说，从90年代的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的分配机制，分配架构，有了显著的变化。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全国三亿七千万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年前，即改革的头一年增加了四千万人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是最先验的。最显眼的数字是全国资产性的总量，到2007年底为止，76%掌握在政府手里。只有24%掌握在民间。

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革以来，到……同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1.6倍，农民增长1.2倍。这个结构，我们讲的长富于民的想法背道而驰。我希望中国以后……能够慢慢……

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常服渔民的……你这个社会里面一定会严重贫富不均，一定会运量非常激烈的再一次革命的思潮。现在国内很多人在讲……我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一个常服渔民的经济结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从长时期看，对民营经济，对个人所得，税率要越来越透明、公平，有可能的话，节可能保持在一个××的水平。

在这点上，我在香港的生活经验，通过在东南亚的考察，对我的刺激很大。在菲律宾甚至最糟糕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的初期，财税总局的局长，向香港的税务局请教，我们菲律宾人口是你们10倍以上，但是我们每年政府……老是不够。你们香港……你们人口比我们四分之一还少，为什么你们还每年收到这么多税，香港税务局的官员讲了以课，讲了两个小时，最后总结成几句话：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同样使用“因为你们费率品的税收制度太复杂，太不透明，太不公平。因此，太容易给老实的企业带来太大负担。因此，稍微聪明的人想办法偷税，我们能收这么多人的税，因为我们的税收制度尽可能简单，透明，尽可能不诱使人们去逃税，漏税。”我在香港我知道，每年的收入……只要超出贫困线以上……被称为是海归之中的高…这下子他们就……16到17%…所以我说，一个常服渔民的经济结构，靠两个长期，一是税收制度，要公平合理透明，进可能保持在……的水平上，第二个就是要尽可能让那些本国的民营企业，本国公民的私营企业，让他们能够安心地赚钱，能够长期赚钱，能够不担心自己赚钱赚多了要倒霉。不担心忽然有一天被人带走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长期的经济信心，就靠这些做支撑。你看看香港，香港什么资源？连淡水都没有，吃的东西都靠大陆支持。香港的最根本的优势，就是他的大的经济架构，让民营企业，让私营企业能够长期地放心地大胆地合理地去赚钱。如果我们没有这两条政策做保障，我们也不可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我还有最后两分钟。和谐社会的三角形的最后一个支点是，我们要在法制保障上……良性运转的民间社会。第三点是民间社会，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那一块，既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企业的盈利行为。

这第三块由很多东西组成，比如说，医生的，会计的，包括我们专业人的一些协会，包括各种各样的社区的做慈善事业的社团，关心艾子病人的，关心单身妈妈的，没有子女抚养的鳏寡孤独的，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在……良性运转的民间的话，和谐社会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这样一个民间社会，能够把政府和企业双防不能够照顾到的，甚至很容易受到政府和企业不公平对待的，社会的正义，社会的理解，社会的和平，包括性别之间的关系，不同年龄之间的关系，职业之间的关系，贫富之间的差距，不通过这些一些持续的调整，持续的和解，持续的理解和持续的互助……

如果我们中国有这三个支撑点，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讲，既有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期待，也是我们未来在21世纪我们每一个中国国民，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一个良好社会，这样的社会，要靠这三个支撑点，少一个，只有这这三个支撑点，都能够恩稳固发展，我们中国才会有一个人人都感受到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这是一个能赚钱的社会，这是值得我奉献我的生命的社会。我想大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事业就能够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