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革命之殇_梅花冷人的博客_凤凰博报

去看了《十月围城》，这不是我喜欢看的类型的电影，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不愿意看这种很悲伤、悲壮的电影。在老公的坚持下，才陪他看的，看完后心情果然有些压抑。这果然是一个我讨厌的片子，一开始就知道所有人都要死，并且最后也果然所有角色都死去了，如在放大镜下被解剖一般，冷静地明白地一个一个地死去。

我很惊奇陈可辛的革命情结，从《投名状》到《十月围城》，关注的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区段，以及人性，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在陈可辛的表达里，片中所有这些人的死，总结起来是一句，为革命而牺牲。“欲得革命之幸福，必先经革命之痛苦”。“革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换来重光他们这一代人的幸福。”梁家辉的演技真好，这句台词说得如此焦切，让我感到一阵一阵的寒意。

信念和信仰是生命最大的力量和意志之源。因为信仰，人性可以升华或者堕落；民族可以分裂和纷争；世界可以颠覆和重生。陈少华为自己的革命信仰奔走，青年学生为自己的信仰捐躯，阎孝国因自己的信仰而“报国恩”。而在所有这些如泰山般的选择后，却是阿四的“不知道”，那样直抵人心。当重光揪着阿四问：“你知道中国为了等这一刻，等了有多久，死了多少人吗？！”阿四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啊！”

那么脆弱而直接，带着哭腔，电影院里无数人笑，而这一句回答却是历史的真正真相。所有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面前，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所能做的所有的选择、所有的担当，包括所有的后果，都是“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选择、行为和承担。

在倒下前，杨衢云给学生讲解他的政治理念和他对社会的期望，民主，人权、独立，种种。他期望他的学生这辈人能看到这些变成现实，而事实上，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又是怎样。陈少白希望的重光这一代人的幸福实际不过是内战和外辱，山河破碎，颠沛与流离。郎咸平说得对，中国是一个浮躁的民族，没有多少人愿意做实事。1840年后，中国与欧洲列强的遭遇，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最大变局，也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正式碰撞，生命进化的两种形式——思维方式、生存理念、幸福指标、自我管理、技术观等，深刻、强硬地碰撞，并因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悬殊的硬实力差别而立刻显示出了结果——东方的衰落和败局。

任何一个团队、实体都会有自己固有理念，更何况这是一个以国家和民族为集团进行的争斗，这样一个大的变局下，要改变一个大国的国族观念，自然是有过程的，要循序渐进，深入底层，不仅要自点滴开始，更要切入这个国家的全部，上至精英，下至普罗大众，从政府到民间，一一都要洗礼，改革观念之后，才能有一个文明的整体进化和升华。一个以亿为人口记数，以千年为历史计量的有着恒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国家，这样的变革自然是漫长的过程，需要极大的心力和时间。

而我们的精英面对这样的现实，选择不是去做实事，以教育去改造国人。而是选择简单的“革命”，政治方面发动武装暴动、反政府；文化方面自我阉割；却没有多少人肯脚踏实地地面对中国的实情，去针对民众做大众启蒙的工作，亦没有多少人能根据中国的国情寻找实际有效的治理国家、实现民众共同物质繁荣、精神幸福的路途。无论精神还是物质，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均无实际成效，书生有的往往是口号和意气，而非实干与经验。但在这个浮躁的国家里，人们往往推崇的却正是前者，在不能独立思辩的情况下，更易为前者蛊惑和煽动。革命是容易的，但在实际中解决事务却是艰难的。辛亥革命之后有的是三十余年割据、内战和外辱。一个大国，并且是一个从来不缺野心家、冒险家和卖国者的国家，在思想基础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地颠覆，所有的只能是利用和倾覆，江河崩泄，民生流离。破坏，而非建设。

一个大国的彻底变革定然有其启蒙基础，既全民大部分了解变革的真义，明白通往幸福和光明的路径在哪里，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白这当中哪些是自己可以接受和承担的，并且明白选择之后的结果，然后再做出行动。阿四在“不知道”的情况就去做了自己的选择，以行为做出承担，为了阻拦阎孝国，他付出了生命，其实如果他肯放开手，他可以活下来，第二天就可以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过至少看来完满幸福的人生。只是，如果阿四知道，自己的选择所得的不过是之后四十多年的一个国族的战乱、颠沛和流离，在那一刻，他是否还会那么甘心赴死；而李玉堂如果知道那之后的四十年中国的模样，是否他丧子的悲伤能稍微轻一点——重光这一代原来也无法幸福。甚至，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的人仍然那么不幸福。

孙中山当年曾对犬养毅说，他人生最喜欢的三件事，是一，革命，二，女人，三，书。倘使孙中山那时不那么热中于暴力革命，而是将心思放到脚踏实地的全民启蒙上，让民众真正明白面对时代和历史，自己和这个国家的处境若何；应当选择的道路如何；而要选择这个道路，自己该当有怎样的质素和准备；自己的选择会给自己和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如此等等。我想甚至百年之后的中国的情况可能也不止于此。

而最大的悲哀是，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仍然未较百年前进步多少，教育和启蒙的工作仍未完成，智识的传达仍未深入底层；也就更无从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渐变和质变。一百年前杨衢云没有看到的，今天我们仍没看到，并且也不知道我们这一辈人有生之年内能否见到。唯一可以庆幸的是，革命这个词只适合冷兵器时代，如今这个年头不再适合革命党人了，至少，总不会有人拿着核武去打内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