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赣建功(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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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常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火牛阵攻城战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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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数百名敌军在惊慌失措中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可是没持续多久，油棉烧完，疼痛减轻，电网后敌人一放枪，这些牛又哗啦啦掉转头往回跑，搞得战士东躲西藏。敌人一个反冲锋，涌到前沿指挥所跟前，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危急，罗荣桓挥舞双拳喊道，“全体人员拿起武器，把敌人压下去”，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迅速迎敌，贴身肉搏。三纵队司令员肖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去，打退了敌人，化险为夷。

　　林彪擦一把冷汗，命令停止攻城。火牛阵为什么失灵，林彪百思不解。事后不久，他带着疑问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林彪这才明白过来。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有中心城市。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又考虑到当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即将结束，蒋介石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认为如果继续围而不克，对红军十分不利，于是说服大家撤围，返回中央根据地。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进攻赣南赤区。敌军兵分八路，分进合击，企图一举荡平红一方面军主力。毛泽东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12月下旬，东固之敌张辉瓒部孤军东进，朱、毛下令反攻。林彪、罗荣桓按照军委指令，亲率红四军直扑龙冈以北的上固。急行军余中，侦察员报告张辉瓒师位于龙岗。林彪立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签署了一则十分简短的命令：

　　上固无敌，敌在龙岗，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的命令简洁精练，近乎训词，命令由参谋人员抄在一块门板上，竖在部队经过的路口，以便每一个战士都能看见。指战员一望便知。张辉瓒所部已被围困，高兴得直叫唤。30日下午，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同时赶至龙岗地区，已与红三军、红十二军苦战一天的敌张辉瓒师抵挡不住红军的三面夹击，顿时溃不成军，土崩瓦解。此役俘敌九千余人。

　　1931年春，蒋介石换将易帅，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担任总司令，增兵二十万向中央根据地再度发起进攻。毛泽东将主力红军撤至根据地底部，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匿了二十天之久，而敌军毫无察觉。5月14日，红军破译敌人电讯，得悉敌二十八、四十七师将离开富田进占东固，其中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靠拢东固；王金铭之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七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红军总部决定吃掉这两股敌人。命令由毛泽东亲手签发，为了保密，连军参谋长也不知晓。这一仗的关键在于观音崖方面。

　　由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亘着一座大山，七寸岭、观音崖是敌军必经的两处险隘。5月15日，林彪率领红四军抢占了这两处隘关，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四十七师展开激战，白刃相交，刺刀见红，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

　　按照红军当时的规定，行军打仗，军事首长走前面，政治委员留后面。战斗一打响，这一规定被打了折扣，林彪、罗荣桓和各师团军政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炮弹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冲杀声响彻云霄。突然，一发炮弹突然在师团首长所站处旁边爆炸，击中了站在林彪左边的红十一师政委罗瑞卿，受伤部位就在太阳穴附近。林彪下令将罗瑞卿抬下去抢救，继续组织部队反击，以攻对攻，把敌军逼出阵地，压到山洼中消灭。

　　罗瑞卿被抬到后方，陷入昏迷之中。医生估计这位政委可能会牺牲，便通知后勤部门做一副棺材，准备收殓。

　　可是，罗瑞卿却神奇地活了下来。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军政上司，林彪、罗荣桓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红军横扫七百里，五战皆捷，俘敌二万，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蒋介石痛心疾首之余，感到“步步为营”的战法失之过缓，改取“长驱直入”的方针。1931年7月，蒋介石亲挂帅印，发誓“不获全胜，不回南京”，指挥三十万大军洪水一般由北而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几乎占领了整个苏区。由于敌军来势凶猛，红军不能在根据地腹部进行集结调动，只好冒着酷暑，绕道千里，经瑞金至兴国地区集结力量。8～9月间，红军发起旋风般的总攻击，经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五次战斗，歼敌三万。蒋介石再次损兵折将，无功而返。

　　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重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担任军团长。这年，林彪二十五岁。

　　自1930年至1932年，在三年时间内，林彪率领的红四军纵横驰骋，战功卓著，声名鹊起。林彪的声望也已超过一般军事将领，与号称为“红军之狮”的彭德怀齐名，并驾齐驱，双峰对峙。

　　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名将。一位外国友人在仔细比较了他俩的性格特征、处世风格和指挥才能之后，写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他和革命结了婚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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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事实上，从1932年春开始，林彪就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这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1932年春，聂荣臻走马上任，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发现林彪有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随身装在口袋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指挥的历次战役和战役中歼敌、俘虏、缴获战利品的数字。而一旦谈论到这些数字，林彪便立刻变得神采飞扬，他掏出小本子一页页往下念，平素木讷古板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他的部下便知道，“军团长又活了”。

　　1933年春，林彪在他的小本子上，又写上了这样一行文字，“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林彪为何对这次战役如此重视呢?

　　黄陂、草台岗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打的最大的一次伏击战。战役的全胜，使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大兵团作战的传闻更加为人们所折服，“常胜将军”的美名也不胫而走。有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向他请教作战要诀时，林彪不无得意地引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例，对吴法宪传授道：

　　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这个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机会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回来。

　　黄陂、草台岗战役的关键，是红军极其准确地把握住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稍纵即逝的一线机会。

　　1932年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人马，分左、中、右三路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当时，毛泽东已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逐出了在红军中的领导位置，剥夺了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前线指挥由朱德、周恩来担任。“围剿”一开始，敌人主力即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到1933年2月初，敌中路军以十个师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南丰、广昌前进。12日，红军进攻南丰，示形于敌。敌军为救援南丰，与红军主力决战，以第一纵队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向宜黄南部急进，将整个左翼裸露于红军的面前。

　　这时，红军总部当机立断，迅速命令红军主力自南丰撤退，隐蔽集中四五万优势兵力于黄陂以北地区，然后从两翼包抄北上。

　　按照总部的部署，红军部队兵分左、右两翼。左翼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线设伏，整个左翼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翼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红军右侧。

　　林彪作为此次战役战场指挥，在与彭德怀、董振堂等人商量后，决定左翼采取平行路线，隐蔽接敌，准备以伏击、侧击、兜击等手段，从左至右逐次消灭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大家约定，以林彪打响的枪声作为总攻信号。

　　2月下旬，适逢连日阴雨，白天山野昏暗，浓雾笼罩山头，不见人影，入夜则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加之道路泥泞，又粘又滑，给部队进入设伏阵地带来了很多困难。27日拂晓前，徐彦刚、罗瑞卿率七、九两个师和炮兵连在右，林彪、聂荣臻率十、十一两个师在左，同时进入阵地。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进，在红一军团之后依次摆开。各师、团、营迅速展开，隐蔽于丛山密林之中。

　　红一军团的军团部和红十一师指挥所设在一道山沟里。山沟东口便是大路，相距仅一千余米。由于红十一师位于谷口，很容易被敌人突破，林彪不放心。他亲自检查了十一师的阵地，要求他们加强西面火力。

　　清晨，四周群山幽静，山泉淙淙。八九点钟，太阳升起，浓雾逐渐消散。不一会，雾散天清，敌人也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

　　首先过来的，是敌五十二师。全师二个旅四个团毫无戒备地从指挥所前走过。“打不打?”参谋请示林彪。

　　林彪冷静地说：“等辎重部队。”他判断，敌人大部队行动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不出林彪所料，敌人辎重部队过来了。“打吧?!”参谋人员又请示。 

敌人进入伏击圈(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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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仍是冷静地说：“等护卫团。”这样，等敌人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后，林彪才发出总攻信号。顿时，平素僻静的山谷里，枪炮声震耳欲聋，数万大军将敌人团团围住，使其动弹不得。经过三小时战斗，全歼敌五十二师。

　　黄陂大捷后，林彪、聂荣臻又率红一军团和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二军及独立第五师进攻草台岗。战斗最激烈时，敌人派出飞机狂轰滥炸，一颗炸弹落到前沿指挥所，“轰”的一声，林彪被爆炸的气浪掀倒在地。但是，林彪没有受伤。

　　攻占草台岗必须先占领黄柏岭。黄柏岭是紧靠草台岗南面的制高点，山坡陡峭，易守难攻。红四军十、十一师强攻多次，都被敌人居高临下地挡回。红一军团中，有三位师长负伤。战斗至下午三时，黄柏岭还未得手。这时，林彪决定使用预备队。他对红九师师长李聚奎说道：“从拂晓打到现在，还没拿下来。现在命令你们九师从正面山垭口突过去，限你们在两个小时内把它拿下来。”

　　李聚奎想了想，对林彪说：“敌人只要两挺机枪就可以把口子封住，我们攻不上去。”

　　“那怎么办?”林彪问。

　　李聚奎建议以一个团正面强攻，以两个团从垭口左翼山梁攻上去。林彪听了这话，把李聚奎“”了一句：“你怎么不早说?”

　　按照这一部署，李聚奎率红九师迅速拿下了黄柏岭，然后又冲向草台岗。

　　草台岗战斗，红一军团获得全胜，歼灭和俘虏敌军近四千人。

　　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林彪麾下的红一军团又立殊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听到这话，十分高兴，他把整个战役的成果全部记入了他的“功劳簿”。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结束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侯赶编了一出《庐山雪》的剧本，内容是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俘虏蒋介石的故事，寓意国民党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的春雪，很快就会消融、瓦解。

　　这个剧本亦正亦谑，着重表现红军战士的豪迈精神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罗瑞卿饰演蒋介石，童小鹏扮作宋美龄，两人在戏中极尽调侃嘲弄之能事。如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红一军团眼看要杀上庐山，蒋氏夫妻慌作一团。

　　“蒋介石”色厉内茬地吹牛皮，说：“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我怕什么！”

　　“亲爱的，给你钢盔。”“宋美龄”忙中出错，递给“蒋介石”一个痰盂。

　　“蒋介石”把痰盂往头上一戴，觉得不妥，摘下来，气得破口大骂：“娘希匹！怎么把痰盂扣到我脑袋上了？”

　　剧本在彩排时，效果极好。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直不起腰。李卓侯请他提意见。周恩来想了一下，说：“戏中敌方主角是蒋介石，我方的主角是一个军长，好像不太搭配，是不是应该换成军团一级？” 

敌人进入伏击圈(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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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侯苦笑道：“至少应该是军团一级，但是林军团长那么内向，谁有这大的本事让他上台表演？要不你帮助做做工作？”

　　周恩来摇摇头，也没有把握。

　　这时，罗瑞卿站出来说：“我来试试。”

　　次日，军团开会前，罗瑞卿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

　　“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林彪说：“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

　　罗瑞卿见鱼咬钩，忙说：“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演呢？”

　　林彪说：“现在不方便。”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不提聂荣臻还好，一提他，林彪忍不住奚落起政委来：“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也帮助做工作，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一席话，激起来了林彪好胜心：“那咱俩就比一比。你们赶快把我和政委安排到戏里去。”

　　等李卓侯把剧本改好时，林彪又反悔了，说：“说几句笑话，哪个真的上台。”

　　罗瑞卿不干了，说：“军团长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怎么能反悔呢？”

　　林彪搔搔头皮，问：“在戏里，我跟哪个打？”

　　罗瑞卿知道林彪好胜心强，故意先说：“跟王金钰打。”

　　“王金钰，手下败将，跟他打有么意思？”林彪不干。

　　罗瑞卿又说：“跟何应钦打怎么样？他是军政部长。”

　　“他算老几？”林彪说：“你要我演也行，但要把对方换成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这不是很好吗？”

　　罗瑞卿心中暗喜，口里却说：“换成蒋介石太大了吧，人家可是总司令？”

　　林彪说：“我打的就是总司令！”

　　剧本开演的那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来观看。

　　林彪，这个公认为性情古怪的人这次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本来，大伙都还挺担心他过于拘谨、呆板，谁知一上台就出人意料，不断抖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戏演到最后一幕，达到高潮。台上正是军团司令部，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机。突然，铃声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处理俘虏的问题(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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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怎么走船。”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中央领导人笑成一团。

　　电话里继续有人请示，“俘虏怎么办?”

　　“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

　　好容易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又被押到。

　　“你是蒋介石?”林彪问。

　　“是”，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回答。这些都是台词，可是，往下，林彪就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地跑调。

　　“你为什么这样瘦?”

　　罗瑞卿一怔，忙急着补台，“我满脑子只想到剥削人民，所以胖不起来。”

　　“那为什么不吃补药?”林彪又冒一句。

　　“补药?”罗瑞卿答不上，“什么补药?”

　　“补药可多，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林彪越说越带劲。

　　罗瑞卿灵机一动，临场编排道：“什么补药都不中用，我心肠坏了，吃红肉拉白水，不可救药。”

　　…………

　　一个乱编，一个巧补，自然浑成，天衣无缝，将士们反响极好，林彪几十年后还时时不忘向部下提起这件轶事，炫耀自己特殊的演出才能。

　　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的惨败深感耻辱。他在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并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敌人的哀叹是最好的奖励。“校长”的诅咒又一次提高了林彪的声望，他到处向人们传播蒋介石送给他的这个称号。的确，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确实可算是一枝独秀。

　　林彪在这段时期，不仅指挥作战大放异彩，在军事理论上，也曾经大出风头。 

处理俘虏的问题(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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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可算是一部中共党史的扛鼎之作，但有一段话他却说错了。斯诺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林彪在中国红军的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的军事刊物转载，受到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在日本和苏俄也是这样。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事实上，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短促突击”不仅未能使红一军团取得胜利，反而将中央红军拉入覆没的边缘，损失惨重。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号施令。自此以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中央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日趋险恶。

　　博古等人的到来，给林彪带来了一连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诉他，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沉默着没有吱声；其次，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重要职务，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博古带来的消息，使林彪敏锐地感觉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自己的命运。他比以前更内向、更阴沉，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不理一个人，只是低头钻研战术，指挥战事。

　　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人之间智慧的较量，因为国民党军队和工农红军在军事上的实际指挥者都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博古等人不懂军事，把指挥大权拱手送给了李德。李德这个吃惯了牛奶面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国的地理民情，又不理会毛泽东运用过的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只会死抠军事条例，根据地图指挥打仗，结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彭德怀痛感一、三军团分开作战的弊病，他抱病写了一首词，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心情：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彭德怀词中说的“大哥”，是指红一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坐守防御，供给困难。当一、三军团汇合时，林彪碰见黄克诚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盐没有?”这是因为红三军团在白区作战，供养补充比较容易。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有战士这样发牢骚说：“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在红军的师级干部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俏皮话：“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在临时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坚决服从命令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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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素以善打运动战著称，他一开始就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因为如陈云所说，“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执行“短促突击”特别下力。他请李德来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李德整整讲了一天，大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内容。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对于林彪此举，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联系到林彪后来所说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他的这一举动蕴含的真正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德怀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

　　“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毛泽东随口吟诵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的诗句。他用那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手下两员战将。 

五破围先锋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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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要保存实力，一个要顾全大局，破围部队军政首长展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风头正劲的学生对老师，既不服管，又不服软。

　　红一军团指挥部险些被包饺子。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用驳壳枪顶着耿飚的脑袋：“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湘江苦战，血流漂杵。负责阻击湘军的红一军团伤亡惨重，林聂第一次不敢打包票。朱德向全军发出最后的动员令：“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骨岳血渊换来黎明的曙光，毛泽东重掌中枢。遵义会议后，下台的李德想起了“友好”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结果被气得半死。

　　林彪和聂荣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毛泽东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派往江西于都去做“调查研究”。当时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指出，“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这年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疟疾折磨后，体质十分虚弱。他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憔悴不堪，看上去很令人难受。但是，比疟疾更为难受的是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毛泽东表面上平静自如，内心却忧心如焚。

　　金秋十月，温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林彪、聂荣臻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看望老师。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呀。”

　　林彪腼腆地一笑：“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沉默了一会，聂荣臻忍不住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转移的方向和地点连军团一级的首长也不知道，所有计划都放在李德的行囊里。10月中旬，中央红军近十万人马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含泪辞别赤都瑞金，向谁也不熟悉的地域行进。

　　国民党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吹嘘它为“钢铁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封锁，最最要紧的是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命令部队成甬道式队形前进，其中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为左、右双翼，五军团殿后，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

　　对于临时中央的这种行进阵式，毛泽东戏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讥笑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干脆，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由于大量辎重物资随军行进，加之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行军速度十分缓慢，每天只能前进四五十里路。红军经过英勇奋战，冲破敌人二道封锁线后，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红军面临绝境。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湘粤边展开，在湖南境内良田至宜章之间形成一道屏障，阻遏红军前进。此时，蒋介石已经判定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急令其嫡系部队长途追击，同时，广东敌军也利用铁路之便超前堵截。在这一严峻形势面前，红一军团的两位军政首脑之间发生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争吵。

　　当时，红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根据情报，广东敌军正兼程赶往乐昌。林彪于是决定，带领红一军团不占九峰山，拣平原地区走，一下子冲过乐昌。

　　“那怎么行呢?”林彪的决定遭到聂荣臻的强烈反对。 

腿跟车轮比速度(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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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见聂荣臻反对，便陈述了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你放心。我估计敌人还没到达乐昌。”

　　“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但是，我们的两条腿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速度呢?就算我们冲过去了，中央纵队怎么办?敌人把后面的八、九、五军团截断了怎么办?”聂荣臻没有让步。

　　“生死存亡之际，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要诀。我是军事首长，可以机断行事。”林彪把手一挥，“就这样定了。”

　　“不行。”聂荣臻加重了语气。作为政治委员，他深知这一行动执行后的严重后果。他一字一句地说：“不执行军委命令你是要犯错误的。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之权。”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参谋长左权提议暂不行动，先派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再定。

　　聂荣臻同意了：“派人侦察是可以的，但是部队必须按照军委命令向九峰山推进。”

　　军团部到了麻坑圩，侦察连前来报告，乐昌大道上已看见大批敌军。正在这时，麻坑圩敌军逃跑时没来得急撤走的电话响了，林彪习惯地拿起了话筒：“什么事?”

　　“你们发现赤匪了吗?”话筒里传来一声广东话。原以为是部下报告情况的林彪一愣。“是敌人。”聂荣臻和左权也听得清清楚楚，两人面面相觑。这时，头脑灵活的林彪用一副大大咧咧的口气说：“我们是中央军，刚刚来这里接防，没有发现‘赤匪’活动。你是哪里?你们是怎样布防‘赤匪’的?”

　　电话是乐昌附近一个叫赖田的民团团长打来的，他哪里知道听电话的是“赤匪”军团长林彪，他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讲了出来。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已经开抵乐昌，一个团的部队开往九峰山。

　　听到这里，林彪的脑门上沁出了几滴冷汗。听罢电话，他急令二师第四团立即行动，奔赴九峰山，拼死抢占阵地，他自己也亲率后续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圩之敌。

　　九峰山从山脚到山顶，怪石兀立，古树独生，悬崖陡壁，洞深路险。被林彪命令前往抢占九峰山的红四团政委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中这样写道：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适逢瓢泼大雨。没有照明设备，四周一团漆黑。雨点像倾泻的大水，随着狂风扭成水鞭子，一道一道地向我们抽打着，使你抬不起脚，挪不开步，好像要淹没在这个世界似的。广东军阀在这里派兵守卫着。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 

腿跟车轮比速度(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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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红四团动作神速，加上红三军团右翼钳制了粤军的行动，一场难以避免的恶仗得以幸免，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红一军团由左翼改走右翼，沿天堂圩向道县前进。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整个突围过程中，红一军团始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历尽艰辛，过关斩将。在行进中，红一军团代号“南昌”。

　　在湘粤边界地区，有两条南北流向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两江之间，相距五十公里左右。道县旧名道州，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1934年初冬，蒋介石企图利用潇水和湘江这两道天然屏障，将红军全歼。于是，在这里展开了一场血与火的大厮杀。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代号“红星”)安全渡过潇水，红一军团决定先敌抢占道县。11月20日，林彪、聂荣臻令红二师奔袭道县。22日，红二师占领道县，中央纵队于此顺利越过潇水。

　　与湘江平行，有一条桂黄公路。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敌人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赶修了一百四十多座碉堡，有二十多个师的敌军布防在全州、界首、灌阳之间的“铁三角”地区，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部分。

　　11月16日，红一军团攻占临武，向江华、永明方向推进。此时，桂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刘建绪部还未赶至全州，灌江、湘江一线空虚，正是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但是，在博古、李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却迟至11月25日才下达命令，决定兵分两路强渡湘江。

　　这时，敌人各路部队均已到位，湘江已被敌人堵得插翅难飞。

　　中央军委将渡江地点选在界首与凤凰嘴之间。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突破敌人防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

　　红一军团的司令部就设在界首的一幢旧房内。红一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奉命前来接防。林彪问：“彭总呢?”

　　黄克诚说：“正率三军团主力在灌阳与桂军作战。”

　　林彪又问：“中央纵队呢?军委呢?”

　　“还未赶到。”黄克诚报告。他看见林彪嘴角动了一下，听见林彪轻声咕哝了一句，于是问道：“我们是否也在湘江北岸布防?”

　　林彪拒绝了：“不行。守江先守岸，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过江。”

　　黄克诚接受任务后，立即率四师行动。红一军团也由界首北移至全州，全力阻击湘敌。

　　由于湘敌刘建绪部四个师先期占领全州，红一军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鲁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11月28日凌晨，一弯明月仍高悬天下，银辉遍地，寒气逼人。连夜赶到觉山的林彪、聂荣臻召集师团以上干部查看地形。觉山，北距全州十五公里，南离渡口二十五公里，一条公路与江并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岗。觉山是扼守这条公路的要地，守住了它，就卡住了敌人进入湘江西岸的咽喉。受命主守觉山的是红二师四团。林彪、聂荣臻反复叮嘱耿飙和杨成武说：“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成为砧上鱼肉，任人宰割。”

　　29日，敌刘建绪得悉我中央直属纵队将要渡过湘江，即以四师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空前激烈。 

描述战斗的激烈(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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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成武事后回忆这场战斗时，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30日，红一军团展开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敌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相继攻占米花山、尖峰岭、美女梳头等阵地。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红一军团被迫退至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组成第二道阻击线。

　　林彪一下阵地，就问：“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了没有?”

　　“没有。后续部队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还没到江边哩。”聂荣臻告诉他。

　　参谋长左权没好气地说：“怎么这么慢?”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抬着那么多破家当，怎么快得了?唉!”

　　30日深夜，月光再度升起。林彪、聂荣臻、左权等红一军团首长彻夜未眠。他们冷静分析了战场上的敌我态势，给中央军委拍去一封火急电报：

　　……由觉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以发挥，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兵力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

　　12月1日凌晨，朱德下达紧急作战令，命令红一军团坚持原地抗击来自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以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两小时后，为保证前一命令的完成，中央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名打电报给红一、三军团：

　　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胜负关系全局，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电报语气之沉重，措辞之严厉，为历来所罕见。12月1日，林彪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誓死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于是，红一军团在江岸，二十多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起伏的树林间，尸身狼藉，杀声阵阵。时近中午，一股敌人迂回到了军团指挥部门口。警卫员邱文熙跑进来大声报告：“敌人摸上来了!” 

描述战斗的激烈(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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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吃饭的林彪和左权吃了一惊，连忙放下饭碗。聂荣臻有些不相信，问道：“你没看错吧?”

　　邱文熙急得直摇头：“你看嘛!”

　　聂荣臻顺着他的手势向远处一望，果然是一股敌人，手端着清一色的奉天造刺刀，明晃晃地直逼过来。“快撤!”林彪、聂荣臻、左权等赶紧分头向山隘口转移。

　　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林彪雷霆大怒，“妈的，这是拿兵团首长的性命开玩笑，要追究责任，查一查，看这股敌人是从哪个缺口进来的?”

　　“是西城。”作战参谋回答。“西城”是红一师四团的代号。

　　“大军突围，要严守纪律，”林彪那泛青的脸冷森森地对军团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说，“你亲自到四团查明原因，要是他们临阵退缩或有意纵敌，就执行军法，提着耿飙的头来见我。”

　　罗瑞卿提着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怒气冲冲地带着执行小组来到四团阵地，耿飙一见，心中暗叫，“糟”。“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谁在作战中弯一下腰，也会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耿飙面前，用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么搞得?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罗瑞卿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留下块很醒目的疤痕，加上说话时严厉的神情，显得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耿飙委屈地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战场，结合部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好，我相信你一次。”罗瑞卿态度稍稍缓和，又问：“指挥打仗为什么要披毯子，这像什么样子?”

　　耿飙的警卫员跟罗瑞卿很熟，忙解释，“罗局长，你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哦，”罗瑞卿这才收起驳壳枪，有些后悔，温和地说，“刚才有股敌人从你们这儿冲过，直插军团指挥部，林彪军团长和聂政委险些当俘虏，你们说玄不玄?”

　　耿飙听了伸伸舌头，“哎呀，差点闯大祸。我们将功补过。”他亲自组织突击队堵住缺口，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兜击突进来的那股敌人，防线才恢复稳定。

　　在红一军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三军团和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同追敌激战五天五夜，损失惨重。1日正午，中央纵队渡过湘江。被剥夺了指挥权的毛泽东望着满江血水和两岸堆积的红军尸首，喃喃自语道：“罪过，罪过!” 

斗争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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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江一役，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红军广大官兵中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经此次失败更加激烈，达到了极点。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进入湘南山地。饥饿与疲乏，无停顿的行军，长距离的奔走征战，使红军官兵怨声载道。一场关于红军行动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着。

　　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攻占通道县城。毛泽东提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以免被正在等待红军北上的敌军一口吃掉。14日，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并确定以遵义为这一新根据地的基础和中心。

　　毛泽东被冷落两年后，第一次受到尊敬和信任，这标志着博古、李德时代进入尾声。博古本人对于日趋严峻的局面一筹莫展，他整天拿一把手枪在脑门上比划，嘴里呢喃着：“这样一下，就完了，就好了。”当时广大的红军将士都在迫切要求撤换现有领导，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也因为湘江一役使红一军团受损过重而对博古、李德颇有怨言。

　　黎平会议后，一军团奉命抢渡乌江天险，林彪、聂荣臻率一师，军委率二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同时渡过。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来到一师，恰巧军团司令部刚宰了一口猪。大家一起“打牙祭”，这是长征途中难得的享受。吃完饭后，毛泽东等人正要出门，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往里一指，告诉李德说：“里面有饭，进去吃吧!”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却很快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流传到各军中。

　　1935年1月2日，红一、二两师渡江成功，接着打开遵义城。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汉、苗、黎各族商贾云集，市面十分热闹。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从1月14日开始，林彪、聂荣臻奉军委指示，将部队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15日晚饭后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内宣布开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军政主要首长参加会议。他们围坐在一个小铁火炉周围，正中三把椅子上坐着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博古很高很瘦很黑，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像一个“黑面木偶”。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他在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一再强调客观原因，推诿责任。与他相反，作为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很快便获得了与会者的谅解。 

斗争在最高领导层中进行(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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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一改过去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的惯例，第一个站起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批评李德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导致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毛泽东十分策略地避开政治路线，不提政治错误，只提军事错误。他的发言博得热烈的掌声。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

　　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

　　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摔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

　　“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遵义会议红军虽然解决了领导权问题，但军事形势仍不乐观。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四十万兵力，组成了“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

　　红军能否跳出包围圈，取决于极端灵活的战略战术，要用反复穿插的曲线行军调动敌人部署，诱使蒋介石让出或减少江防兵力。为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林彪胆大包天(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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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林彪胆大包天(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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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林彪高兴地接受任务，纵马飞驰至指挥所，命令号兵用号音通知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开会。

　　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我们是红军(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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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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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争，下面也有人硬顶。表决的结果仍是攻打新场之敌。

　　毛泽东从来不肯在重大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所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命令。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二破译敌人电文，说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有关林聂建议的争论，雄辩地证明了他天才的洞察力和高人一筹的判断，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和当机立断的信心。

　　正当蒋介石坐镇贵阳，喜孜孜地看着肥羊入陷阱的时候，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吓得他连连急电防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贵阳“保驾”。毛泽东将军抽车，一着妙棋，终于诱使蒋介石让出了金沙江，敞开了红军西进的大门。

　　担任佯攻贵阳任务的，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林彪的任务是尽量逼近贵阳，使蒋介石相信红军此战目的就是“攻城擒王”。林彪及红一军团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金沙江龙街渡口过江，否则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 

土城之役(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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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街渡口滩险湍急，两岸山高崖陡。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折腾了两天还没有进展，桥始终架不起来。第3天，林彪打来电话，李聚奎报告了架桥情况。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告诉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林彪问。

　　李聚奎本来就为这事伤脑筋，一听林彪发问，更着急了：“要是干脆回答，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林彪听罢，顿时火冒三丈，紧训慢骂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问：“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听口气有所缓和，便将龙街渡的水文地理情况作了汇报。林彪这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不一会儿，军团司令部电告李聚奎：“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后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绞平渡，在那里渡江。”李聚奎率领一师跟随林聂首长又挥师北上，沿着羊肠小道和乱石滩，一夜急行军六十公里，赶到绞平渡。先期渡江的毛泽东站在渡口北岸的一个崖洞口，等待红一军团。看见林彪、聂荣臻两人走了过来，毛泽东的焦虑之情顿时冰释，眉开眼笑。他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附近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凯丰甚至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嘲讽他：“你懂什么军事?至多读了几遍《孙子兵法》!”林彪也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军委命令，但他对毛泽东朝令夕变的指挥作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有些气馁，他苦笑了一下，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没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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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清楚这话的份量。在红一军团中，政委和军团长的威望一样高，从某种程度上讲，师团级干部和政委在感情上更亲近一些。林彪固然不敢擅动部队，但也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

　　聂荣臻看完信，拒绝签名。他十分严肃诚恳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没把聂荣臻的劝告记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毛泽东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又一次宽恕了林彪。毛泽东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于是，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之中讲了四次，并在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林彪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口气并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他对林彪说：

　　“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毛泽东面前，林彪的确是个娃娃!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围追堵截我中央红军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凭藉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接连下了几着险棋，把长征史诗般地推向高峰。 

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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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会理，过彝族区，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大路；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毛泽东决定走小路，派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为先遣队直奔安顺场。可是，安顺场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军渡江需半月之久，敌人就极有可能赶至江边，置红军于死地。5月26日，毛泽东、林彪率后续部队来到渡口。经过一番慎重权衡，毛泽东决定迅速北上抢占泸定桥。毛泽东沉重地说：“情况十分危急。抢占泸定桥，这是一个战略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各级军政首长务必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兵分两路，林彪率红一军团司令部、二师和五军团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桥，毛泽东随一军团行动，刘伯承、聂荣臻率已经渡河的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前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直线距离为一百七十公里。林彪决定派二师四团，即威名远扬的王开湘、杨成武团为全军前卫团，于三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28日清晨5时，四团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来的林彪的命令：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29日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看罢命令，杨成武差一点惊懵了。这意味着两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赶。杨成武怀疑军团长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错了。但是，“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团立即出发，日夜兼程，终于在29日晨6时以前赶到了泸定桥边。

　　泸定桥，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桥头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字：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云入峰千里长

　　大河之上有一座铁索桥，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铁索组成。两边各有两根作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桥面，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抽走，只剩下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四团二十二位突击勇士，手持枪，背挎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黄昏时分，英雄的红四团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随后赶到泸定桥的林彪向红四团表示了祝贺。他决定发给每位参加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一套列宁服、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在当时，这是红军战士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 

仍是心有余悸(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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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来，聂荣臻仍是心有余悸，他说：

　　如果不是有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

　　也许历史就要重写或另辟篇章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红一军团战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战争幸运之神又一次光临了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七草地波折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二郎山，高万丈，

　　石头荒草遍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仍是心有余悸(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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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四方面军是一家人(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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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四方面军是一家人(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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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最守纪律，最负责任(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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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最守纪律，最负责任(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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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一旦出事，即可行动。

　　林彪在毫无思想准备和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这也是他的幸运。如果从容地让他进行选择的话，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红一军团(这时改称红一军)到达阿西后，9月上旬，林彪接到几份相互矛盾的电报，这使他估摸不定一、四方面军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9月5日晚8点，陈昌浩发来电报，宣布“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指定红一军就地休整；

　　——9月6日下午3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电报，命令“1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23小时后，彭(德怀)李(富春)又有电报飞至：

　　林、聂：

　　…………

　　内情复杂，1军应在原地休整，特别注意体力恢复。

　　彭、李

　　7日14时

　　一会“休整”，一会“前进”，一会说“内情复杂”，一会又要“注意恢复体力”，林彪有些捉摸不定。他疑惑地望着聂荣臻，问道：“这捣的是什么鬼?”

　　聂荣臻对于红军统帅部里发生的情况虽有所知，但并不知晓内情。他沉思一会儿，对林彪分析说：“说不定张国焘想动手，那样中央就身处危境了。”

　　为了应付突发事变，林彪、聂荣臻向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出了一封探询式的请示电报：

　　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乘岷(县)、西(固)敌防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

　　9月8日，林、聂电报到达巴西时，巴西情况已如箭上弦，千钧一发。 

我们要南下(1)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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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9月3日，张国焘电告中央，噶曲河水上涨，无法涉渡，建议放弃北上计划，全部红军向西南方向的川康边界推进，后又提出了“我们要南下”的口号。

　　9月9日，张国焘向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提出“最后通牒”，逼中央就范：

　　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左右两路(红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如何?

　　同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如果毛(泽东)林(彪)彭(德怀)不执行命令，应立即“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

　　密码电报指明“该电由陈昌浩亲译”。事也凑巧，当电报发来时，陈昌浩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讲话，结果电报由译电员译出后交给叶剑英转陈昌浩，并说明这是密电。叶剑英当然知道此话的涵义，他根据军队保密守则没有展开电报稿。他走进会场，将电报递给陈昌浩。

　　陈昌浩有个特点，当他讲话讲到兴头上时，不喜欢人家打岔。他见叶剑英递给自己一份电报，便瞪了叶剑英一眼，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无奈，叶剑英只好退回一个座位上。无意中，他的目光扫过电文，顿时怔住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武力解决”，这意味着一场火并将要发生。如不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当机立断，借口上厕所，离开会场，疾步赶到离会场约二百米处的毛泽东住所，将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事不宜迟，毛泽东等人火速脱险，来到红三军团住地——牙弄。在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决定火速拔营，离开险地。叶剑英则暂留一步，俟机从陈昌浩处弄出作战地图。

　　“马上给一军团发报”，危境中的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林彪，他亲自口授了电文：

　　林、聂：

　　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

　　毛泽东

　　9月10日凌晨，叶剑英带地图率中央二局赶到牙弄。“出发!”彭德怀下达了命令。整个红三军团和中央机关闻令开拔，部队如同影子一般在月光下悄然移动，很快便无声无息。 

我们要南下(2)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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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5时，红三军团到达拉界，距红一军团住地俄界尚有一天的路程。这时，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联名向红一军团发出了通报情况的一封电报：

　　林、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二)中央今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

　　彭德怀李富春

　　接到电报，林彪几天来的疑惑终于明白了。他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咕哝了一句：“又闹翻了。”

　　9月12日，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领导随三军团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得悉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后，急忙打电报给林彪等军团军政首长，希望以前煞费苦心的策动工作没有白做。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之无及。

　　…………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的。

　　望诸兄细思吾言。

　　张国焘的电报此时打来，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自不必说，一度对张国焘颇亲近的林彪也不能不对这封电报嗤之以鼻。

　　因为，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付之一哂，说道：“让历史裁决吧!”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进抵腊子口下。腊子口是进入甘南地区的险道要隘。倘若腊子口打不开，中央红军往南不能返回，朝北走不过去，进退不得，将陷入绝境之中。

　　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毛泽东交给了林彪。林彪立即给刘亚楼、黄、陈光、肖华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哈麻、里朵作为北上据点，准备进攻腊子口。随后，林彪、聂荣臻冒雨赶往腊子口下。从山下往上看，山口宽约三十米，两边是悬崖陡壁，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深不见底，水急浪高的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

　　为了阻止红军北上，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两个整营的兵力，山后囤积了大批粮草和弹药。距此不远，岷州城内随时有援兵增援腊子口守敌。

　　“事关全军命运，”林彪一咬牙，对杨成武说，“腊子口是座刀山，你们也要给我上。不然，我们还得退回去。”林彪批准了四团的作战计划，即杨成武率一连人直攻木桥、隘口，王开湘带一连人迂回敌后，策应杨成武进攻腊子口。

　　进攻腊子口的战斗从9月16日入夜时分开始，一直打到17日凌晨才结束。杨成武指挥的正面部队发起六次连续冲锋，最后在王开湘的侧翼部队掩护下攻克了天险腊子口，穷追溃敌三十五公里。

　　腊子口一役，缴获粮食十万斤，盐巴两千斤。这对于已经饥疲不堪的红军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 

一行抵达哈达铺

林彪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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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子口得手以后，林彪立即将战况报告尚在里朵寺等候消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他自己即和聂荣臻一起赶往哈达铺，准备迎接毛泽东等人。

　　9月19日，林彪一行抵达哈达铺。这天，一位名叫曹德连的连指导员奉命去邮局寻找敌人的报纸。在邮局，他找到了一大摞国民党《山西日报》。报上，有一则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

　　曹德连把报纸送到了军团部。林彪和聂荣臻看到这则消息，大喜过望。他们深知这则消息在红军统帅部中的价值。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快给毛主席送去!”

　　毛泽东本人在当时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也没有想到陕北会有一支红军力量在活动，还有一块红色区域。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兴奋不已，他激动地高声说：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

　　就这样，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关键。中央红军由此决定了自己的落脚点和归宿。

　　历史也把林彪裹挟到了陕北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