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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1957年反右追思录 [转贴 2008-11-29 0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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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1957年反右追思录
(2008-11-28 18:48:18)
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width;}}" border="0">慧哲居士
下面是一位老教授的回忆文章。我没有经历他说的这个时代，
但我走过“文革”的十年！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哪一天也来回忆那十年！......那年的一天，我曾经十分熟悉的*叔叔来到我的家，要
我妈
揭发我爸的历史问题，而我妈对天发誓说我爸是清白的！......
让历史永远记住历史吧，历史的长河中有人记得一切的！
------荣新奇
50多年来，每个人都在人生舞台上做了不同表演，现在已退休下场了，卸装了，一切是非功过只能让自己慢慢咀嚼，也让别人品头论足评说了。1957年上半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记得5月份先是整风运动，反三害（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听了当时系总支学生委员传达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的讲话”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不准记笔记，鼓励鸣放，鼓励向党提意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申明“言者无罪”。5月中旬到达高潮，这时北大民主墙上的文章也传到复旦校园，一夜之间传抄的“煽动性”、“疯狂性”大字报贴满学生宿舍二号楼的墙壁上，出现了林希翎、谭天荣、......等人的名字以及“是时候了” 等等文章。首次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被称作为大字报。我们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不像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活跃，组织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辯论会，全校闻名。我们年级抱着观望的态度卷入这场到来的急风暴雨的运动，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打破风平浪静的数学系四年级。可能我班阿汪同学善辩论且口才出众，大概被总支学生委员看上，选中应邀出席校党委召开的“党整风的座谈会”，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凭着青年人的热情，在座谈会上发表一些观点与看法。我常想当年他不是这样说，而是那样说；不是这样做，而是那样做，那么这一辈子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虽然我不清楚他发言的内容，但根据我与阿汪同窗的了解，想必他的发言一定很轰动。6月初形势突变，首先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接着社论“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场反右派斗争拉开序幕。
由于即将毕业，按原来步骤我们已按小组进入讨论每人的毕业鑑定，即将结束。但没有抽出“客观存在的右派”,须要重新鉴定。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已有1/3是右派，难道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没有一个右派吗？据说如没有右派，组织与领导的总支学生委员就是包庇右派，本人就是右派。因此，班级里的党、团员动员起来了，揭发与批判右派猖狂进攻就在我们年级里开始了，高潮一个接着一个。首先送上祭台的是阿金同学，他出身于工人阶级，是我班出身为数不多工人阶级一员，还是一名共青团员。平时对社会上一些现象有自己的见解，整风期间曾在小班墙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意思好像是小反革命的不如大反革命的，小反革命是镇压，大反革命是宽大还做大官。还发表过对苏联看不惯的言论。有一位党员同学曾告诉过我，他的眼睛里有一股仇恨的杀气。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在劫者难逃。记得在小班上批判他时，有一条严重的罪行是反苏，因为当时香花毒草六条抽象的标准中就有反苏一点。小班集中力量批判他，他不服的，在批判他时，他常紧握自己的拳头以示反抗。越是这样，越批得狠，但我没有看到他屈服过，当时批判会是大呼小叫，是自成一类的“思想整粛”。批判的主要内容集中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说这些在30年代已是反动，何况新中国已成立了，岂不是更为反动。
接着是轮到阿汪了，因为他与同学关系很好，又热心班级工作关心集体，学习成绩优秀，同学对他的印象很好，还给他起过别号为“老教授”。只因为他在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大放“厥词”，构成滿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进行批判消毒。平时与他相处甚好的一些积级分子突然反过脸来对他进行无情揭发与批判，而阿汪又会讲善辯，他说你们说我反党，如何解释我也在7月1日在庆祝党的生日时,我在黑板报上，写的歌颂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文章。在一阵不许狡辯声中，阿汪败下阵来。或许领导班级运动者觉到批判他要化一定力气，必须深入动员更多的人揭发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由于我从入学以来，一直与他相处甚密，显然我是首当其冲了。记得当时有位党员同学找我个别谈话，指出我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阿汪是右派问题时，我是一个不会控制自己感情且易于激动的人，觉得阿汪有问题可以找他个别谈谈，问题也不严重，一边说由于激动也流下了眼泪。就是这滴眼泪我闯了大祸了，接着另外几位党员同学找我谈话，明确提出要揭发阿汪向我所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交待自己的问题。看到学校里反右斗争的发展的形势，我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办？突然想到我在历史系学习的中学同学，请他指点迷津。毕竟是学文科的，对当前形势，阶级斗争观点看得比学理科深得多。他听完我前因后果的叙述后，叫我应马上检查错误，千万别对着干。我悟到“既壯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按他指出的方法进行检查并回忆运动以来我与阿汪接触的事，由于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可揭发，只好说他拉笼我的感情等数十条揭发罪行。当然得到不深刻，还须进一步深入揭发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难行中渡过，不断深入揭发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幸好还有一些良知的同学，好像放我一马，虽受到冲击，但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现在想起也有一些忓悔与内疚，为什么别人遭受到冤屈与打击时，唯恐自己受牵累，要表现划清界限，视老友知己如洪水猛兽，为了保全自己，在追问时，也会说了不实之词，在批斗会上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不能不为自己的儒弱和苟且感到惭愧，但当时不是这样做，我个人的历史可能是重写，绝不会现在这样。当然，与那些诬蔑坑害为非作歹，看风使舵的人另作别论。
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当时，发生在我们寢室中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寢室在3号楼2楼，一间寢室4张上、下铺的床，睡8个人。由于白天结合毕业鑑定与反右斗争很紧张，加上7月份气温很热，何况连续斗争已有二、三个星期了，每个人无论精神上与体力上都很疲劳。特别精神这根弦拨得紧紧，就在这种形势下，睡在靠窗一张床的上铺某党员同学半夜突然发生脚抽筋，梦中大声叫喊“救命呀！”。这一下，整个寢室乱了套了，左派同学以为有谋杀党员的事情发生了，齐声高喊“怎么哪！怎么哪！”。我与阿汪也一齐喊“什么事？什么事？”。全寢室的人都起来，只有这位同学还躺在上铺上，待电灯打开后发现没有异常现象，整个寢室发出几个星期以来难得听见笑声，一场虚惊闹剧在笑声中宣告结束。事后想想这究竞说明什么问题？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为了帮助挽救我，年级召开团支部大会，批判我为同情右派而落泪，严重丧失立场，给予团内警告处分（这个结论，事前有一位好心同学已告诉过我，当时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安慰）。同时在会上，给另一个团员以严重警告处分，因为他曾在辯论会上说过，我不站在党的立场也不站在右派立场，而站在最公平、最合理的立场说话。显然，我比他轻一级。由于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高等学校大规模发展，我们同班毕业有18位留校做助教（如包含三年级去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学习的3位共有21位），庆幸的我们这二个受团内处分的还能留校做助教。
大概由于毕业的时间关系，准备结束这次反右，我们年级毕业100人共抽出右派10人。对每个人的毕业鑑定结论在小组会上宣读，每个人都关心对自己鑑定结论。我的结论有二张报告纸，并允许我转抄。我记得前面几段叙述我的家庭出身，祖父与父亲的背景均为反动军官，阶级络印打上我留恋过去的生活。接着说我在担任小班团宣教委员期间，在班级的墙报上为右派向党进攻打开台锣，与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阿汪相处甚密，为同情他流泪，严重丧失立场，必须认真地加強自我改造，争取成为社会主义有用的人。并要求我本人在鑑定结论上签名同意，我当然无条件地同意并签上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不同意也没有用的。但此时我不知道我已被列于另册，即中右的行列，是右派边缘的人物（这是我从毕业后下放葑溪乡劳动9个月回校改为中左才知道)。还有我第四学年的政治课----联共布党史，不及格，因此我没有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文凭（1979年11月14日补发给我数学系数学专业的文凭，一张文凭迟到了整整22年）。当时我就认毕业文凭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中。
反右已过去50多年，回首往事怀旧唠叨。回顾一遍，看看做对什么？做错什么？可能并不是多余的事。诚然，一切往事都已化为云烟，过去已不会再来，至于是否有人会听，乃至引为教训就不再考虑了。我那位相处甚密的同学在改正后，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与在教学战线上的辛勤劳动，光荣地评上省劳动模范，还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任命为某大学教务长。复旦百年校庆相逢时，我们彼此都很高兴，心领神会我们都是棋盘上的一个子而已。但我们能怪谁呢？是单位领导？是运动积级份子？还是承办人“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制度问题？不解而也不想解，这是超出我颐养天年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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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走过“文革”的十年！我不知道我是否有哪一天也来回忆那十年！......那年的一天，我曾经十分熟悉的*叔叔来到我的家，要
我妈
揭发我爸的历史问题，而我妈对天发誓说我爸是清白的！......
让历史永远记住历史吧，历史的长河中有人记得一切的！
------荣新奇
50多年来，每个人都在人生舞台上做了不同表演，现在已退休下场了，卸装了，一切是非功过只能让自己慢慢咀嚼，也让别人品头论足评说了。1957年上半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记得5月份先是整风运动，反三害（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听了当时系总支学生委员传达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的讲话”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不准记笔记，鼓励鸣放，鼓励向党提意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申明“言者无罪”。5月中旬到达高潮，这时北大民主墙上的文章也传到复旦校园，一夜之间传抄的“煽动性”、“疯狂性”大字报贴满学生宿舍二号楼的墙壁上，出现了林希翎、谭天荣、......等人的名字以及“是时候了” 等等文章。首次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被称作为大字报。我们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不像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活跃，组织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辯论会，全校闻名。我们年级抱着观望的态度卷入这场到来的急风暴雨的运动，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打破风平浪静的数学系四年级。可能我班阿汪同学善辩论且口才出众，大概被总支学生委员看上，选中应邀出席校党委召开的“党整风的座谈会”，他也不知天高地厚凭着青年人的热情，在座谈会上发表一些观点与看法。我常想当年他不是这样说，而是那样说；不是这样做，而是那样做，那么这一辈子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也不会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虽然我不清楚他发言的内容，但根据我与阿汪同窗的了解，想必他的发言一定很轰动。6月初形势突变，首先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接着社论“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场反右派斗争拉开序幕。
由于即将毕业，按原来步骤我们已按小组进入讨论每人的毕业鑑定，即将结束。但没有抽出“客观存在的右派”,须要重新鉴定。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已有1/3是右派，难道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没有一个右派吗？据说如没有右派，组织与领导的总支学生委员就是包庇右派，本人就是右派。因此，班级里的党、团员动员起来了，揭发与批判右派猖狂进攻就在我们年级里开始了，高潮一个接着一个。首先送上祭台的是阿金同学，他出身于工人阶级，是我班出身为数不多工人阶级一员，还是一名共青团员。平时对社会上一些现象有自己的见解，整风期间曾在小班墙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意思好像是小反革命的不如大反革命的，小反革命是镇压，大反革命是宽大还做大官。还发表过对苏联看不惯的言论。有一位党员同学曾告诉过我，他的眼睛里有一股仇恨的杀气。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在劫者难逃。记得在小班上批判他时，有一条严重的罪行是反苏，因为当时香花毒草六条抽象的标准中就有反苏一点。小班集中力量批判他，他不服的，在批判他时，他常紧握自己的拳头以示反抗。越是这样，越批得狠，但我没有看到他屈服过，当时批判会是大呼小叫，是自成一类的“思想整粛”。批判的主要内容集中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说这些在30年代已是反动，何况新中国已成立了，岂不是更为反动。
接着是轮到阿汪了，因为他与同学关系很好，又热心班级工作关心集体，学习成绩优秀，同学对他的印象很好，还给他起过别号为“老教授”。只因为他在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大放“厥词”，构成滿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进行批判消毒。平时与他相处甚好的一些积级分子突然反过脸来对他进行无情揭发与批判，而阿汪又会讲善辯，他说你们说我反党，如何解释我也在7月1日在庆祝党的生日时,我在黑板报上，写的歌颂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文章。在一阵不许狡辯声中，阿汪败下阵来。或许领导班级运动者觉到批判他要化一定力气，必须深入动员更多的人揭发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由于我从入学以来，一直与他相处甚密，显然我是首当其冲了。记得当时有位党员同学找我个别谈话，指出我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阿汪是右派问题时，我是一个不会控制自己感情且易于激动的人，觉得阿汪有问题可以找他个别谈谈，问题也不严重，一边说由于激动也流下了眼泪。就是这滴眼泪我闯了大祸了，接着另外几位党员同学找我谈话，明确提出要揭发阿汪向我所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交待自己的问题。看到学校里反右斗争的发展的形势，我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办？突然想到我在历史系学习的中学同学，请他指点迷津。毕竟是学文科的，对当前形势，阶级斗争观点看得比学理科深得多。他听完我前因后果的叙述后，叫我应马上检查错误，千万别对着干。我悟到“既壯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按他指出的方法进行检查并回忆运动以来我与阿汪接触的事，由于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可揭发，只好说他拉笼我的感情等数十条揭发罪行。当然得到不深刻，还须进一步深入揭发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难行中渡过，不断深入揭发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幸好还有一些良知的同学，好像放我一马，虽受到冲击，但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现在想起也有一些忓悔与内疚，为什么别人遭受到冤屈与打击时，唯恐自己受牵累，要表现划清界限，视老友知己如洪水猛兽，为了保全自己，在追问时，也会说了不实之词，在批斗会上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不能不为自己的儒弱和苟且感到惭愧，但当时不是这样做，我个人的历史可能是重写，绝不会现在这样。当然，与那些诬蔑坑害为非作歹，看风使舵的人另作别论。
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当时，发生在我们寢室中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寢室在3号楼2楼，一间寢室4张上、下铺的床，睡8个人。由于白天结合毕业鑑定与反右斗争很紧张，加上7月份气温很热，何况连续斗争已有二、三个星期了，每个人无论精神上与体力上都很疲劳。特别精神这根弦拨得紧紧，就在这种形势下，睡在靠窗一张床的上铺某党员同学半夜突然发生脚抽筋，梦中大声叫喊“救命呀！”。这一下，整个寢室乱了套了，左派同学以为有谋杀党员的事情发生了，齐声高喊“怎么哪！怎么哪！”。我与阿汪也一齐喊“什么事？什么事？”。全寢室的人都起来，只有这位同学还躺在上铺上，待电灯打开后发现没有异常现象，整个寢室发出几个星期以来难得听见笑声，一场虚惊闹剧在笑声中宣告结束。事后想想这究竞说明什么问题？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为了帮助挽救我，年级召开团支部大会，批判我为同情右派而落泪，严重丧失立场，给予团内警告处分（这个结论，事前有一位好心同学已告诉过我，当时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安慰）。同时在会上，给另一个团员以严重警告处分，因为他曾在辯论会上说过，我不站在党的立场也不站在右派立场，而站在最公平、最合理的立场说话。显然，我比他轻一级。由于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高等学校大规模发展，我们同班毕业有18位留校做助教（如包含三年级去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学习的3位共有21位），庆幸的我们这二个受团内处分的还能留校做助教。
大概由于毕业的时间关系，准备结束这次反右，我们年级毕业100人共抽出右派10人。对每个人的毕业鑑定结论在小组会上宣读，每个人都关心对自己鑑定结论。我的结论有二张报告纸，并允许我转抄。我记得前面几段叙述我的家庭出身，祖父与父亲的背景均为反动军官，阶级络印打上我留恋过去的生活。接着说我在担任小班团宣教委员期间，在班级的墙报上为右派向党进攻打开台锣，与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阿汪相处甚密，为同情他流泪，严重丧失立场，必须认真地加強自我改造，争取成为社会主义有用的人。并要求我本人在鑑定结论上签名同意，我当然无条件地同意并签上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不同意也没有用的。但此时我不知道我已被列于另册，即中右的行列，是右派边缘的人物（这是我从毕业后下放葑溪乡劳动9个月回校改为中左才知道)。还有我第四学年的政治课----联共布党史，不及格，因此我没有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文凭（1979年11月14日补发给我数学系数学专业的文凭，一张文凭迟到了整整22年）。当时我就认毕业文凭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都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中。
反右已过去50多年，回首往事怀旧唠叨。回顾一遍，看看做对什么？做错什么？可能并不是多余的事。诚然，一切往事都已化为云烟，过去已不会再来，至于是否有人会听，乃至引为教训就不再考虑了。我那位相处甚密的同学在改正后，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与在教学战线上的辛勤劳动，光荣地评上省劳动模范，还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任命为某大学教务长。复旦百年校庆相逢时，我们彼此都很高兴，心领神会我们都是棋盘上的一个子而已。但我们能怪谁呢？是单位领导？是运动积级份子？还是承办人“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制度问题？不解而也不想解，这是超出我颐养天年的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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