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作者：邓小平已经超越了毛泽东

　　核心提示：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就去世了，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会活过来，并帮助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问题解决者之一。从哲学方面来看，他超越了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置于19世纪追求自强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传统之中。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9月03日第16版，作者：罗斯·特里尔，原题：《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   　　罗斯·特里尔是《毛泽东传》的作者，《我与中国》是他的又一力作。他以记者之笔，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和对中国的解读，记录几十年间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中美、中澳关系的峰回路转。这是一个美国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情澎湃的故事，这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故事：总统、外交官、平民百姓纷纷登场，珍贵照片和独家资料全景展示。本文摘自《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澳大利亚镜像中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当时有新华社通讯。这个通讯社宣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钢产量跃居前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可怕的谣言也从香港流传到澳大利亚。一些愤怒的中国难民逃到西方后大肆渲染在中国的苦难境况。墨尔本和悉尼的毛主义者里也有意识形态的辩论；愤怒的反共分子中包括认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西方传教士。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澳大利亚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仍继续承认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不过，整个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都没有在台北建立大使馆，也没有允许在堪培拉建立“中华民国”大使馆。读本科时，我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澳大利亚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不承认北京的政策将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事实可以争辩，但不容否定。”   　　哈佛镜像中的中国   　　在美国政治领域中，中国问题总是很敏感，我的哈佛之路差点因此而中断。由于我1964年曾访问过“红色中国”，因此，要获得去美国的许可是很困难的。1965年9月，正当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马萨诸塞州时，墨尔本的美国官员却拒绝给我签证，理由是我反对越战，并且支持承认北京政府。在拒绝我的申请时，林·若可领事写道：“你的观点与美国的国家意志不一致。”这恰似一个外科医生告诉我“你的血型不符”。   　　我一边拿着这封拒绝信，坐上有轨电车去美国总领馆，一边在深思“美国国家意识”的潜在含义。若可女士问我是否去过中国，我承认了这个“过错”，并宣称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好奇。她把一份装订好的文件推到桌子一边。“这份抗议美国政府试验核武器的请愿书上是你的签名吧？”“是的。”“你知道在你签名的后面是谁的签名吗？”我看了下那一栏签名，认出了是墨尔本一个非常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名字。我分辩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在你签名之后还有谁会签名。”若可女士并不在意我的话。   　　哎呀，人生与其说是一场争论，倒不如说是一场搏斗。使裁决撤销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争论，而是工党的干涉。反对党领袖亚瑟·卡尔维尔给驻堪培拉的美国大使写信，说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瓜葛。若可女士很和善地放弃了先前的决定，给我办了签证，还祝我在美国一切顺利。   1971年4月罗斯·特里尔（二排右一）与周恩来合影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   　　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他也是毛泽东的朋友。1971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并与我进行了交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年近80岁的郭沫若说，“你就像八点钟正在升起的太阳”。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个评论有多好。   　　能从毛的老朋友那听到一些毛的情况，真的非常激动。郭沫若说，因为中国打算用英语取代俄语作为第一外语，所以毛泽东正在努力学英语。他学会的最喜欢的两个新短语是“法律和秩序”和“反对毛泽东”。郭沫若还告诉我，毛最近已经是第四次读《红楼梦》了。   　　郭沫若说“文化大革命”“封锁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渠道”。他引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怎样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论述。他解释了毛泽东是怎样把列宁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疑惑的是，这样痛苦的代价是否值得。郭沫若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我们在交谈中没有提及此事。   　　这些步骤能成功地巩固社会主义吗？一个外国作家会强调这些远大的抱负或者结果吗？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告诉我《文物》和《考古》两个刊物将很快恢复出版发行。然而它们为什么会停刊呢？谈到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西方作品时，郭沫若非常激动。“我真的很喜欢雪莱。”郭沫若对其他浪漫主义作品也非常喜欢：“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TheRubaiyatofOmarKhayyam）也非常棒。”但是接着郭沫若又悄悄地说：“现在我们不再读这些人的任何作品了。”   　　也许郭沫若真的相信左倾“文化大革命”运动拯救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实质。他坚持认为，只有毛泽东掌握了巩固革命成果的秘密。“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没有时间对它进行必要的研究。”   　　我在杂志《动机》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郭沫若没有讨论的问题。“中国重新融入了世界历史，但是世界历史也受到中国红色革命的影响，”我写道。“令人难以忘怀的交战状态似乎是上天注定的。历史没有赐予革命政权和革命情绪以永久的保佑。”我对一些再度上演的英雄主义的结果表示怀疑。“红卫兵模仿长征史诗般的壮举，从重庆游行到北京，又能怎样呢？”我问道。“当共产主义的全部目标在于将过去少数人占有财富变为全体人民拥有财富时，他们怎么克服平庸化呢？现代中国将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一显而易见的规律。”   　　在我起身向郭沫若告辞时，我拿出了自己存有的一本他写的经典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是我在香港买的。郭沫若告诉我应该烧掉它。但是，翻开这本书时，郭沫若微笑着大笔一挥在书上给我签了个名。   　　在郭沫若和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中国人民对个人自由、勤奋工作、家庭价值观和财产权益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出来。毛泽东统一和巩固了中国。但是他不能改变人性。他不能消灭荣誉感、尊严感、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偏好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到过的地方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使全国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重新陷入混乱；体制变革没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有时我被带着参观某处似乎还在修葺的房子。我被领到指定的屋里，但不知道这所房子总共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帘子背后有些什么。毛泽东当政时期，这种神秘部分源于中国“常态”的迷惑性。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黄浦江上悬着一轮明亮的满月。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好奇的人们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一群人望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   　　中国阔步向前   　　北京来了又走了，就像一场梦。在大学校园里，胡耀邦的逝世造成了学生们思想和情绪上的波动。我的中国朋友们正在尽力解决个人困境和公共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谋划国家未来的走向。但是，当跳板发出“欢迎回家！”的信号欢迎我们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女士们纷纷涌向发廊，男士们则坐在酒吧台边。舒适的船舱里丝毫感觉不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戏剧事件和紧张气氛。   　　晚餐时，一位1949年就离开中国经商的美籍华人对我说：“嗯，中国终于开始发展了，共产党过去没有把握机会。1949年后，他们以为有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他们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一些民众支持共产党只是源于对蒋介石的憎恨，而不是完全亲共。但现在，天啊，中国真的正在迎头赶上。”   　　1989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巨大声望意味着，在某些方面，他可以和毛泽东相媲美并可以替代毛。他认为，要保障经济发展，政治必须稳定牢靠。“你知道中国人很多，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你今天抗议，我明天抗议，一年有365天，我们将每天都在抗议。我们还怎么继续我们的经济建设呢？”1989年春季，邓是这样对布什总统说的。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就去世了，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会活过来，并帮助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问题解决者之一。从哲学方面来看，他超越了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置于19世纪追求自强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传统之中。   　　我察觉到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


　　核心提示：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就去世了，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会活过来，并帮助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问题解决者之一。从哲学方面来看，他超越了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置于19世纪追求自强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传统之中。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9月03日第16版，作者：罗斯·特里尔，原题：《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

 

　　罗斯·特里尔是《毛泽东传》的作者，《我与中国》是他的又一力作。他以记者之笔，讲述自己在中国的游历和对中国的解读，记录几十年间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中美、中澳关系的峰回路转。这是一个美国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激情澎湃的故事，这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故事：总统、外交官、平民百姓纷纷登场，珍贵照片和独家资料全景展示。本文摘自《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澳大利亚镜像中的中国

 

　　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当时有新华社通讯。这个通讯社宣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钢产量跃居前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可怕的谣言也从香港流传到澳大利亚。一些愤怒的中国难民逃到西方后大肆渲染在中国的苦难境况。墨尔本和悉尼的毛主义者里也有意识形态的辩论；愤怒的反共分子中包括认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西方传教士。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澳大利亚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仍继续承认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不过，整个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都没有在台北建立大使馆，也没有允许在堪培拉建立“中华民国”大使馆。读本科时，我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澳大利亚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不承认北京的政策将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事实可以争辩，但不容否定。”

 

　　哈佛镜像中的中国

 

　　在美国政治领域中，中国问题总是很敏感，我的哈佛之路差点因此而中断。由于我1964年曾访问过“红色中国”，因此，要获得去美国的许可是很困难的。1965年9月，正当我已经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马萨诸塞州时，墨尔本的美国官员却拒绝给我签证，理由是我反对越战，并且支持承认北京政府。在拒绝我的申请时，林·若可领事写道：“你的观点与美国的国家意志不一致。”这恰似一个外科医生告诉我“你的血型不符”。

 

　　我一边拿着这封拒绝信，坐上有轨电车去美国总领馆，一边在深思“美国国家意识”的潜在含义。若可女士问我是否去过中国，我承认了这个“过错”，并宣称自己的动机是出于好奇。她把一份装订好的文件推到桌子一边。“这份抗议美国政府试验核武器的请愿书上是你的签名吧？”“是的。”“你知道在你签名的后面是谁的签名吗？”我看了下那一栏签名，认出了是墨尔本一个非常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的名字。我分辩说：“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在你签名之后还有谁会签名。”若可女士并不在意我的话。

 

　　哎呀，人生与其说是一场争论，倒不如说是一场搏斗。使裁决撤销的不是针锋相对的争论，而是工党的干涉。反对党领袖亚瑟·卡尔维尔给驻堪培拉的美国大使写信，说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瓜葛。若可女士很和善地放弃了先前的决定，给我办了签证，还祝我在美国一切顺利。

 

1971年4月罗斯·特里尔（二排右一）与周恩来合影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朋友

 

　　郭沫若是著名作家，他也是毛泽东的朋友。1971年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我，并与我进行了交谈，《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年近80岁的郭沫若说，“你就像八点钟正在升起的太阳”。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个评论有多好。

 

　　能从毛的老朋友那听到一些毛的情况，真的非常激动。郭沫若说，因为中国打算用英语取代俄语作为第一外语，所以毛泽东正在努力学英语。他学会的最喜欢的两个新短语是“法律和秩序”和“反对毛泽东”。郭沫若还告诉我，毛最近已经是第四次读《红楼梦》了。

 

　　郭沫若说“文化大革命”“封锁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所有渠道”。他引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怎样防止资本主义渗透的论述。他解释了毛泽东是怎样把列宁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疑惑的是，这样痛苦的代价是否值得。郭沫若的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我们在交谈中没有提及此事。

 

　　这些步骤能成功地巩固社会主义吗？一个外国作家会强调这些远大的抱负或者结果吗？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告诉我《文物》和《考古》两个刊物将很快恢复出版发行。然而它们为什么会停刊呢？谈到富于浪漫主义气息的西方作品时，郭沫若非常激动。“我真的很喜欢雪莱。”郭沫若对其他浪漫主义作品也非常喜欢：“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TheRubaiyatofOmarKhayyam）也非常棒。”但是接着郭沫若又悄悄地说：“现在我们不再读这些人的任何作品了。”

 

　　也许郭沫若真的相信左倾“文化大革命”运动拯救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实质。他坚持认为，只有毛泽东掌握了巩固革命成果的秘密。“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没有时间对它进行必要的研究。”

 

　　我在杂志《动机》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郭沫若没有讨论的问题。“中国重新融入了世界历史，但是世界历史也受到中国红色革命的影响，”我写道。“令人难以忘怀的交战状态似乎是上天注定的。历史没有赐予革命政权和革命情绪以永久的保佑。”我对一些再度上演的英雄主义的结果表示怀疑。“红卫兵模仿长征史诗般的壮举，从重庆游行到北京，又能怎样呢？”我问道。“当共产主义的全部目标在于将过去少数人占有财富变为全体人民拥有财富时，他们怎么克服平庸化呢？现代中国将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一显而易见的规律。”

 

　　在我起身向郭沫若告辞时，我拿出了自己存有的一本他写的经典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是我在香港买的。郭沫若告诉我应该烧掉它。但是，翻开这本书时，郭沫若微笑着大笔一挥在书上给我签了个名。

 

　　在郭沫若和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中国人民对个人自由、勤奋工作、家庭价值观和财产权益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出来。毛泽东统一和巩固了中国。但是他不能改变人性。他不能消灭荣誉感、尊严感、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偏好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

 

　　到过的地方1964年我曾来过中国，在这之后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后，视觉上看到的变化却很少。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其他城市的布局几乎没有变化。毛泽东曾使全国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政治热情，现在他们又重新陷入混乱；体制变革没能持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几乎没有制定增强国力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有时我被带着参观某处似乎还在修葺的房子。我被领到指定的屋里，但不知道这所房子总共有多大，也不知道巨大的帘子背后有些什么。毛泽东当政时期，这种神秘部分源于中国“常态”的迷惑性。毛泽东后期的这种“常态”不是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惠特拉姆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很喜欢上海。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空气闷热，不时有雷声滚过，黄浦江上悬着一轮明亮的满月。比起规规矩矩的北京城，上海的街道交错纵横，让人好不兴奋。人行道上的人们衣着轻便，晚上坐在竹席或藤椅上歇凉。好奇的人们流露出对外国来访者的欢迎。一群人望着我们，周南解释说：“他们想看看澳大利亚人长什么样！”从上海大厦顶层向下俯瞰，整个城市跃入眼帘，景色仿佛和悉尼一样。船只缓缓滑入泊位，阳光照在英国领事馆的草坪上，路上熙熙攘攘，嘈杂声不绝于耳。看见中山路时，一个澳大利亚朋友脱口而出：“这是伦敦的大罗素街吧，灰色的石头建筑几乎一模一样！”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招待，惠特拉姆一行人被端上来的一条硕大的鱼给吸引住了，鱼头里装着灯泡，一闪一闪，鱼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们这些享用它美味肉质的食客们。

 

　　中国阔步向前

 

　　北京来了又走了，就像一场梦。在大学校园里，胡耀邦的逝世造成了学生们思想和情绪上的波动。我的中国朋友们正在尽力解决个人困境和公共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谋划国家未来的走向。但是，当跳板发出“欢迎回家！”的信号欢迎我们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女士们纷纷涌向发廊，男士们则坐在酒吧台边。舒适的船舱里丝毫感觉不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戏剧事件和紧张气氛。

 

　　晚餐时，一位1949年就离开中国经商的美籍华人对我说：“嗯，中国终于开始发展了，共产党过去没有把握机会。1949年后，他们以为有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他们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一些民众支持共产党只是源于对蒋介石的憎恨，而不是完全亲共。但现在，天啊，中国真的正在迎头赶上。”

 

　　1989年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巨大声望意味着，在某些方面，他可以和毛泽东相媲美并可以替代毛。他认为，要保障经济发展，政治必须稳定牢靠。“你知道中国人很多，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你今天抗议，我明天抗议，一年有365天，我们将每天都在抗议。我们还怎么继续我们的经济建设呢？”1989年春季，邓是这样对布什总统说的。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就去世了，他们是伟大的，但我们不应指望他们会活过来，并帮助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问题解决者之一。从哲学方面来看，他超越了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置于19世纪追求自强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传统之中。

 

　　我察觉到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