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的探索【五】5

针灸的探索【五】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我国恢复了中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当我从新疆日报上读到这一消息时，捧着报纸的双手颤抖不停。这对于正在兵团农场打发蹉跎岁月的我不啻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我多么渴望圆大学之梦啊。但我也颇为踟蹰：以我高中毕业的学历是考本科还是直接报考研究生？
   
    我的女友梁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特地从38公里外的142团医院赶来，带来了厚厚的两本西医教科书：《生理学》和《解剖学》。她说，她已经打听过了，考研究生不管中医西医，这两本书是必考的。我仍有些犹豫。梁行一个劲地鼓励我：“你能考上的。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支持你。”在她的热情支持下，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当时，我既要看门诊又要查病房，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而且对我来说也不是复习而是学习，因为大部分知识都是新的。我没了白天和黑夜，痛下决心，以实现人生一搏。
   
    1979年，我报考了我国东南的一所有名的中医学院，走出考场，自我感觉不错。结果却是名落孙山！尽管我的专业分达到98分，平均分数也不低，关键是因为我的知识是在十余年临床和自学中积累起来的，缺乏正规学历。打击是沉重的，我感到迷茫，心情有些消沉。梁行除了安慰之外，也别无良策。
   
    大概在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午后，我突然接到一封陕西中医学院的来信，署名竟是我报考的第二志愿学校的导师郭诚杰教授。信中的大意是，当我的有关报考资料转到他们学校时，研究生招生工作业已结束，而又适逢他外出。他仔细审阅了我的试卷，为我感到惋惜和不平。最后他写道：“你要继续努力，明年你就考我的研究生吧！”像冬天里点燃的一把火，我开始新一轮的投入。    1983年，研究生毕业，郭老师希望我能留在陕西，我当然也向往在他身边继续学习，但因诸多原因决定还是回沪，他充分理解并尊重我的选择。记得临别前的那个晚上，郭老师亲手扯他富平老家风味的拉面招待我，他自己没怎么动筷子，也没说更多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多吃些。我知道他的心是沉重的，我也同样的沉重。自此一别，整整二十多年，我们天各一方，东西二地。1990年夏天，在西安开全国针麻会的筹备会，我专程去咸阳看他，不巧，他正好外出讲学，只得惆怅而返。之后，虽曾见过两次面，都是开会，都是匆匆而过。平时，只能靠不多的电话和书信联系。我有新作出版，首先寄他一册；他呢，有人来上海，总要托带木耳、红枣之类的土特产。就这样，我们师生之谊就像一股清冽而又隽永的山泉水，一直流淌至今。
   
    1989年初夏。略略震动了一下，飞机开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斯基埔机场的跑道上平稳地滑行。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转机的伦敦希思罗机场，一位照料我登机的女服务员听说我是针灸医师，她晃晃我的名片：“中国针灸，棒极了！”初次出国的我，不由胸中一热，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董志林先生已经在机场外等候多时了。他现在是欧洲中医药联合会主席，当时他的针灸诊所“神州医庐”开张不久，我应邀去比利时欧洲中医大学讲课就是他牵的线。车窗外掠过草地、风车和乳牛，董先生边驾车边告诉我，这次从中国共邀请两位专家，另一位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的谢海洲教授,他在今天晚上到。我被安排在董先生家中先住一宿，这是荷兰第四大城市乌得勒支市中心的一幢赭色的三层建筑。最下一层是他的诊室，设有诊断室和治疗室，室内有四张针灸床，用布幔隔开。二楼为中药房、餐室和客厅；三楼为卧室。由于班机误点，等谢老进门时，已近深夜12点钟。那一年谢老65岁，但见他身材高大魁梧，剃个板刷头，慈眉善目，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11.获得一阵掌声
   
    讲学的地点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郊区一个名叫马勒的小镇上。下午，我忐忑不安地推开教室的门，响起一阵掌声。20多位学生围坐一圈，中间放了一张诊疗床。斯蒂文亲自陪我上课，他曾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接受过培训。他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都是执业西医师，其中也有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医师。全校百余人，分六个班。全部学针灸，三年制，均利用周末上课，教师则都是经中国培训的金发碧眼的当地人。这个班和谢教授讲课的那个班是毕业班，专门集中起来请正宗的中国专家强化和提高。最后他说，今天讲课内容是临床诊疗。
   
    门一开，蹒跚地进来一位奇胖无比的妇人。坐定后，几位学生完全按中医的方法轮流作望闻问切，态度十分认真，然后将结果写在黑板上。这是一个奇怪的病例。据她说，自从半年前股骨骨折愈合后，体重开始无节制地增加，有时每天达一磅之多。她希望中医针灸能减轻日益增加的体重。接着是学生考问老师了。第一个问题是：用中医理论怎么解释骨折愈合后会越来越胖？这无疑是将了我一军，因为有关肥胖症在我国古籍中只有零星记载，即使20世纪80年代后期，肥胖症问题在我国并不严重，尚未引起包括中医在内的医学界的重视。但根据我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从中医理论说，肥胖与骨折也是没有直接关系，只可能是间接的，如因骨折活动少等。谁知我的话一出，竟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位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这一病人明显增重不是在骨折治疗期间，而发生在愈合之后，用活动少难以解释。况且病人也强调自己每天运动量并不低。
   
    我还没有碰到过学生顶撞老师的情况，但觉得学生说得确也有理。我冷静了一下，便再次对病人进行仔细询问，病人果然于不久前查出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因为学生都是西医，当然知道该症是继发性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骨折愈合了还在胖的原因。于是一切释然。我借此也强调中医诊断同样要反复检查、全面了解病史及动用西医知识。
    接着讨论肥胖症的中医病机，由于缺乏经典理论，考虑到外国学生的特点，我提出了“胃强脾弱”的观点。结果又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与他们已经学过的中医理论相左，“胃强脾弱”一般指消谷善饥，又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充养机体，只可能出现消瘦，哪里来的肥胖。我解释说，他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胃强是指食欲旺盛，也指饮食不能节制；脾弱是指脾气虚弱，或不能运湿，而形成水湿；水湿停聚，外泛作肿，发为肥胖，如这一病例；也可因脾气虚弱而气化作用减退，精微无力输布，生湿成痰，痰湿过盛，而致肥胖。由于我讲得深入浅出，观点又较新颖，竟获得一阵掌声。
   
    完成欧洲中医大学讲课之后，我和谢海洲教授应董先生的邀请，从比利时来到了荷兰。此行的目的是在他开张不久的“神州医庐”坐堂应诊。董先生私下曾对我说过，从国内请名家来坐诊，一方面固然是为他的诊所招揽病人、提高知名度；另一个方面他可以跟每个名师学到不少绝招。是个一箭双雕的事。
   
    在我们之前，他曾请过两位北京的针灸专家来应诊过。而请一位中国货真价实的名老中医来看病，不仅在他是第一次，在整个欧洲也是没有先例的。董先生不敢怠慢，他专门在英国出版的《星岛日报》的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约占1/3版面的广告，详述谢老和我从医经历以及治疗特色，还特地配了二张照片。
   
    第二天一早，诊所门前已人声鼎沸，挤满来求治的患者，清一色的是华人。不通过预约，人数又如此之多，在中国司空见惯，但在荷兰诊所则是破天荒的事。董先生带着歉意问谢老：“本来打算让你们休息一天，他们没有预约就来了。你看……”谢老爽朗一笑，说：“行，来了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