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掇存(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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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启康
(262)中国人向来不主张多言。金人铭说:“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所以,对人的评价也往往是以人不多话为上的,寡言向来被认为是一种美德。邵章(伯絅)评汪大夑(伯唐):“……生平寡言笑,遇国家大计及外交要政,辄沉思其故而后言,言之必中肯綮。…..”盖汪一生以“实事求是,干了再说”八字为座右铭,向不宣传。王式通称他“智密表饵,识洞纵横。”
(263)老舍说,许地山有两个使朋友们又笑又气的毛病,其一,“我管他的字叫做鸡爪体,写得真是难看,这或许是他不愿写信的原因吧”。“另一个毛病是不守时刻,他是永远都不会记着时候的。”
(264)叶圣陶、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王伯祥年高德劭,当时有“五老”的称誉。他们有每年一度的秋海棠聚会,作竟日之谈,五老交谊恒久,老而弥坚。五人“虽爱好有别,要不出文史二科”,这是共同之处,使他们越来越走到一起。即使是文革中,稍有行动自由也要聚会的。叶圣陶写道:“在我与平伯兄六十多年的结交中,最宝贵的是在写作中沟通思想。….取长补短,相互切磋…..这种乐趣难以言传。”
(265)候外庐写道:1947年,在上海,杜国庠实在无法应付开支的时候,曾找我借过几次钱。第一次,他刚一开口,我愣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连话都答不出来。弄得他也很窘,呐呐不出于口地半开玩笑半自嘲:“我看得起你…..”确实,以老杜的性格与为人,我毕生庆幸,蒙受他不寻常的友谊、信赖和友爱。他又写道:我研究到章太炎思想的时候,非常需要看他的遗书,图书馆时时借不到,街市上虽有,我总算买不起。这个情形不知怎么叫董必武知道了,他让徐冰送钱来,说明是让我买书的。这部书,很久很久地都让我感到鼓舞和力量,我一直把他作为纪念品收藏着。
(266)黄裳说到解放前夕郑振铎因为窘迫卖掉了近两千册书,黄在书店看到后很为郑可惜,这些书大概值5000元左右,于是黄要书店暂时留下,由他筹款为郑赎回。结果黄东挪西借,甚至借来了金条银元换成了金圆券,但是,再到书店时物价又飞涨了,书店不肯卖了。黄对着一麻袋金圆券进退两难,只好用这些钱买了十几种书抱回去。事后黄才知道,郑卖的这些书,是他不想要的,真正的好书并未卖出。而黄这次欠下的债却直到60年代才最后还清。
(267)张恨水抗战时在重庆,出席一个酒会,客人面前各放一套从一两到一斤(旧制十六两)的特制银酒杯,主人声明,敬客白酒,从一两杯饮起顺秩到一斤,凡饮完一杯的银杯即归己有,能饮通关的则全套奉送,并当场刻上得杯人的名姓。全场以张恨水喝得最多,泸州老窖待到第七杯已计二十八两,张已不胜酒力,犹以未能喝到一斤装酒杯为憾。
(268)关于饮酒的乐趣,老舍说盛宴共饮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看来老舍的饮酒所要的情趣在于寻求友谊。周作人不同意有人说的在于醉后的陶然的境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陶然过,他的醉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因此他说酒的趣味只在饮的时候。丰子愷说,久病初瘉,酒兴又添,正是“昔年多病畏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浅”。喝酒看来还是身体健康的一种标志了。梁实秋说,《菜根谭》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陆文夫之说近之,少饮慢呷是一种享受,一种休息,一种兴致的添加剂,陆文夫说,真饮酒是在家里独酌或与两三知己对饮,无宴会之应对,无干杯之相催,一杯在手,陶然忘机。
(269)清才子袁枚年纪轻轻即名满天下,出来做县太爷,照例要到老师那里去辞行。这老师是乾隆时的名臣尹文端(尹继善)。老师问他少年出仕有些什么准备。袁说别的什么也没有,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老师责备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袁说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高帽子,有几个象老师这样不要戴的。老师听了也觉得有理。袁枚出来,有人问他与老师谈得如何,他说高帽已送出一顶。
(270)有一些名人是因飞机失事而丧生的。于是有的人就不敢乘机上天。法学家吴经熊在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期间,曾在孙科的内阁中任“司法行政部长”,可是他远在海外,因胆小不敢坐飞机,及至乘海轮抵沪,孙内阁早已垮台,只做了一任空头部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