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贴]康生积极“反修”获毛泽东宠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8:51:43
康生积极“反修”获毛泽东宠信
康生在延安时曾经一度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政治局委员；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并列，为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可能因为延安整风时整人的名声太响了，所以到七大时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离开了书记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康生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1960年2月4日，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中国驻苏大使刘晓、随团翻译阎明复。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定，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
由于这篇讲话稿与苏联唱反调，引起了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共，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
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驳斥。康生说：“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这次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高层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共对苏联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康生1960年2月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
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高官的争论步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对外，康生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毛“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终于擢升为政治局委员。（文/马二）
康生在延安时曾经一度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政治局委员；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并列，为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可能因为延安整风时整人的名声太响了，所以到七大时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离开了书记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康生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1960年2月4日，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中国驻苏大使刘晓、随团翻译阎明复。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定，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
由于这篇讲话稿与苏联唱反调，引起了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共，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
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驳斥。康生说：“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这次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高层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共对苏联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康生1960年2月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
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高官的争论步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对外，康生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毛“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终于擢升为政治局委员。（文/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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