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明确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提出反冒进之所以是错误的：
第一，从政治上来说，一提反冒进就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第二，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第三，从具体业务工作上来说，“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这些属于业务问题。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具体地分析了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过程及影响。
先是，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一九五六年四月，)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
随后，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 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
这样批评反冒进就涉及到了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有劲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指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报告（报告记录：“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当时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报告记录：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讲革命朝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上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矛盾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1，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2，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3，在整风中每个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