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交友之道

臧克家是惟一的例外
季羡林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他把这种弱点看作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易改，性难移，至今并没有什么改进。然而，季羡林并非不重视交友，他对陈寅恪先生概括出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三纲六纪的说法有一种认同感，六纪之中有一纪就是朋友。
在他的朋友中，清华时的同学好友，是不断联系来往的。非同学的朋友中，曹靖华、姜椿芳、吴作人、冯至、许国璋，都是来往接触较多的。但是，就是这些朋友，他也很少去拜访，除非万不得已，或工作需要，他是不大拜访人的。像曹靖华这样在解放后就相知的老朋友，同他交往，季羡林觉得如坐春风化雨中，曹老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所以同曹靖华会面，便成为季羡林的一大乐事。但即使像这样的朋友，季羡林却一次也没去过他的家。
在季羡林的朋友中，臧克家是惟一的例外。臧克家是他最老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在大是大非方面，他们两人是一致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国内局势变化万千，他们俩人始终没有落伍，始终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相互之间的朋友关系忠诚可靠，建立在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这在交友之道方面是非常难得的。
季羡林每年春节期间，或者在初一或者在初二必到臧克家家中拜访，和他们全家一道，杯酒畅叙，欢度节日。季羡林每次去，总是带些高级点心，或是故乡风味的特产。有时候，季羡林还约他们的共同老乡历史系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一块去，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最近几年。他们都已是耄耋之人，觉得每年相聚一次，是很不够的，决心再加一次，便定在“十一”国庆期间。但因为时间太紧，两家相距又有几十里之遥，所以这个愿望一直也未能实现。
论说，他们并不是搞一个行当，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诗人。但因为季羡林兴趣十分广泛，自然也就喜欢读诗，大学期间，就读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感到臧克家的诗是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季羡林认为，作诗、写诗，既然叫诗，就应该有诗的形式。臧克家一直重视诗，他觉得这里边有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语言有一个特点，讲炼字、炼句，像“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那个“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个“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绿”字，都是典型。写诗、写文章，就必须知道我们语言的特点。季羡林觉得，臧克家一生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臧克家对诗的艺术性非常重视，这一点也深受季羡林赞许。季羡林借评论臧克家诗作艺术性的机会，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他觉得，过去多少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古典文学，对政治性重视，对艺术性则重视得不够。而讲政治性，也并不是讲得很深刻，一看见“人民”这样的词、类似“人民”这样的词，就如获至宝，对艺术性则三言两语带过，他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艺术性跟思想性总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一方面，丢掉另外一方面是不全面的。
绝不拜访胡乔木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大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于今为烈然而季羡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季羡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羡林。有一次，胡乔木去北大参观展览会，活动完后，季羡林陪他去燕南园，看清华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在林庚家，胡乔木又给吴组缃打电话，想见见他，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胡乔木这次没见到吴组缃，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吴组缃已先他而去了。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胡乔木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和老伴谷羽一起去的。季羡林的儿子季承那一天也回家了，陪着谷羽、秘书和司机在楼外闲聊。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老同学。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时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签名送给季羡林诗集和文集，并赞扬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他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季羡林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绩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他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儿子季承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他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世上没有几个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便难免一阵激动。
1992年八、九月间，胡乔木让老伴谷羽告诉季承，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
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季承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
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放着一些点滴用的器具。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志依然清明，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季羡林心里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对于从来不会说谎的他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心里自然非常难受，这种空洞萦绕在耳旁，使他自己都毛骨悚然。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做法，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骨灰都撒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骨灰盒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魂断神销。他想到与胡乔木相交的60年，在胡乔木生前，他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倒常常想到他。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着相交60年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却更加浓了他的怀念和悲哀，很自然地对胡乔木有了一个整体的连贯印象：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胡乔木的死，无疑在季羡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他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负担呢？他自己说不出，他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君子之交淡如水
正像人们常说的，季羡林是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友们。他想着胡乔木的那一句话：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所以1993年他出面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朋友聚了一次，吴组缃、林庚、邓恭三(广铭)、周一良都在其中。老友们的兴致都很高，难得浮生一夕乐。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在觥筹交错中，他不禁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李长之，一个是胡乔木，清华的“剑客”于今已飘零成广陵散了。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三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季羡林道出其中的玄机，说：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所以，季羡林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他与姜椿芳、许国璋的交往，就属于这种情况。
与姜椿芳、许国璋的交往
季羡林和姜椿芳相熟是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成立之后，并渐渐了解到姜椿芳不但为大百科呕心沥血，而且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很关心。姜椿芳自己是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爱护团结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情。他曾多次对季羡林谈到在中国出版学术著作困难的情况，以及出书难但买书也不易的情况。他也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多次给季羡林寄票，让他去欣赏昆曲演唱会。姜椿芳对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也极感兴趣，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因此，季羡林与他合作编纂大百科全书，一直很愉快。季羡林直觉地感到，他还有不少出版计划要拉自己共同去实现。季羡林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但是没料到，他竟遽尔归了道山。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季羡林祝他永远安息。
与许国璋的来往，也是从一起编大百科全书以后才开始多起来。从那次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找许国璋以后，他们经常来往。
许国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季羡林家里。这些当时尚珍奇的荷兰豆，嚼在口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季羡林觉得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中的“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其中蕴涵着的醇厚友情于万一。
许国璋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答辩，有几次是约季羡林充当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完了答辩，许国璋请他在自己住宅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有一次吃的是涮锅子。许国璋也到季羡林家里去过几次，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谈论彼此学校的情况，谈论当前中国文坛，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他们对有些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不归尤其担忧。许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外，在种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以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的中国人，毕生不说英文，也能在美国过日子，那样的中国人把一块中国原封不动地搬过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带着鸡犬，过着一种同在中国完全一样的日子，笑骂由他笑骂，好饭仍白吃之，究竟有何意义呢？说到这里，季羡林与许国璋都禁不住唏嘘不已，心情非常沉重，欲哭无泪，虽然自己不是“楚囚”，也无“明昌”可话，但却感到“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后来，在季羡林八十华诞庆祝会上，正当他为冯至、吴组缃的到来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出他意料，许国璋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于是一个热烈的场面便产生了：
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前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在这次祝寿会上，季羡林周旋在男女老少至少有五六百人的人流中，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季羡林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不已，眼泪欲夺眶而出，竟至保持了片刻的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
在场的新老朋友，无不感动不已。
从一开始认识，季羡林便和许国璋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他们成了知己。到1994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来电话告知，许国璋教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羡林不禁“哎哟”了一声。他这种不同寻常的惊呼，在过去相同的场合下，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许国璋的去世对他打击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击一般，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便只有惊呼“哎哟”，表示其哀悼之意了。遗体告别的那天，人们劝季羡林不用去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这最后一面无论如何也是要见的，即使不能走，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当他看到许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他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他想到从此人天睽隔，再无相见之日了，旧雨新知之情，溢于言表。
一位非常难得的亲友故旧
在季羡林的亲友故旧中，李铮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人。
李铮1933年生于北平，初中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便失学。17岁时，经人介绍，来到东语系，和陈玉龙一起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是1950年。从那时到现在，除“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外，李铮几乎都在季羡林身边，从1978年起成为季羡林的助手。
一进系办公室，虽然环境不错，但一个极为幼稚的孩子，跻身于一大堆知识分子中间，有时是并不自在的。李铮是个铮铮的汉子，自尊心特强。陈玉龙是系秘书，李铮就在季羡林和陈玉龙指派下做些事，每做完一件事，总是得到两位长辈的鼓励。事做完，就看书，学打字。好强的李铮无法摆平自己的位置，难免有些自卑感，一到这时，季羡林便鼓励他振奋起来。有一次，全系师生合影，地点在沙滩孑民堂前，那里摆好了一排椅子，椅子后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凳子，显然椅子是给教职工坐的，凳子是学生站的。李铮看了这种布局，心里犯了嘀咕，当学生吗？不够资格，当教职员吗？更不敢当了，于两难境地中，他最后选择不去照相，季羡林出面劝说半天，李铮还是未参加这全系的第一次合影。季羡林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唉，你这个人啊！”
后来系里组织学习《实践论》，李铮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季羡林便鼓励他发言，在一再催促之下，李铮希望解释一下里边的“道听途说”是什么典故，季羡林笑眯眯地讲了这个成语的出处和含义。
在东语系办公室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李铮转到北京大学附小教书，到1978年，重回东语系，被任命为季羡林的专职助手，季羡林就是在这一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任南亚研究所所长。从这时开始，李铮协助季羡林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季羡林极高的赞誉。
在学术方面，李铮和令恪一起编成《季羡林著作系年》，还以自己那特有的细致认真的态度来帮助季羡林整理稿件，有了李铮的协助，季羡林得以从二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中，选出17篇，编成《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李铮又和胡乃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校出了一些错误或者不确切的地方，在重新出版的著作中都一一加以改正，这部论著的可靠性增加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其中就有李铮的一份贡献。9.李铮又协助季羡林编成《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东方出版社编《留德十年》中的《欧行散记》，人民日报出版社编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江苏文艺出版社金林编成的《季羡林自传》，都得到过李铮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至于北大出版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更是由李铮全力以赴帮季羡林收集整理的，季羡林对李铮的工作感铭至深，他说：
把过去五十多年间写的散文集成这样一个集子，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稿子的收集与整理，都非常不容易。特别是解放前写的东西，有的我有存稿，有的没有；刊出这些文章的刊物有的能找到，有的就找不到。因此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把想收集的文章收集起来。目前我自己的精力与时间都不允许我做这样的工作，结果这些工作就落到了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完满。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集子是编不成的。
从17岁到63岁，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一方面他从季羡林身上学到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耳濡目染，境界不断提高，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副研究馆员，这个转变是相当不易的。另一方面，李铮一直默默地奉献着，不为名不为利，为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任劳任怨，季羡林对他从内心里感激不尽，在几部书里都提到李铮，感谢李铮，在《罗摩衍那译后记》里，他意味深长地说：
最后但不是最小，我还要提到李铮同志。他从17岁起就同我一起工作，除了中间有几年的间断以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作为我的助手，他帮助我查阅资料，借阅书籍，誊清一些稿件。我常开玩笑说他有一种“特异功能”，他能认清别人难以认清的我那一些手稿。但我最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全部本领。他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我逐渐发现他对现代汉语有一种特别灵敏、特别正确的语感，与他同年龄的人很难比得上他，尽管受的教育比他高得很多。他这个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他有时帮我推敲词句，往往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有时帮我做一些琐事，给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常想，他对我的帮助等于延长了我的寿命。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我决不能做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只说一句感谢，难以表达出我的心情，但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
实际上，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影响和帮助季羡林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漏掉季羡林的助手李铮。不少人都听季羡林说过，李铮是一个现在很少见的天生不会讲谎话的人，没有他，我会分很多心。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在季羡林的学术贡献里，也有李铮的一份功劳。
然而李铮还不仅在学术上协助季羡林，在生活上也帮助季羡林。
1980年，校方考虑季羡林书太多，破例分给他两套六间住房。但季羡林子女都住在市里，家中只有季羡林、老伴和老祖，难以照顾另一套住房。从那时起，李铮就主动提出，自己晚上可以来这套房住，帮助照顾。到季羡林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来家里住宿，李铮才结束了在这套房里“看家”的任务，时间长达七八年。
李铮不光自己，连夫人徐淑燕也出过不少力帮助季羡林一家。季羡林老伴彭德华住医院，是徐淑燕一直守在医院，27个小时没合眼，尽职尽责服侍季羡林夫人。是徐淑燕帮助季羡林买书橱，骑自行车跟在送货的三轮车后面，一直把书橱送到朗润园宿舍。
季羡林连遭不幸  友人分担
其他帮助季羡林的人，还有萧淑敏、张淑贞、李玉洁、方方等人。对她们，季羡林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它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此外，在我这种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的生活环境中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的学生忠新夫妇、保胜、邦维夫妇，我的助手李铮夫妇，等等，等等。我心头常常涌出一句诗：“此时无亲胜有亲”，可见我的心情之一斑。
十几年以前，季羡林连遭不幸，婶母“老祖”、女儿婉如、老伴彭德华相继离开人世，儿子季承不在身边，他在市里有自己的工作。女婿何颐华、儿媳孝廉，也不能老回家。女婿何颐华后也于1996年8月去世。季羡林的亲属还有妻弟彭松夫妇，外甥彭红在北京，也难得一年里聚个一两次。所以，这些非亲属关系的友人，就担负起照顾季羡林的责任来了。
事实上，季羡林对这些友人也是非常仁慈的，他有几次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李铮，四川小保姆张淑贞和她的儿子都在家里住，儿子余波在北大二附中上高中，一天在家吃三顿饭，学费、杂费均由季羡林负担，每月还有50元钱的零花，当然，张淑贞的工资是照付的。至于对友人和学生在业务上的指导和提携，季羡林就更是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了，只是他从来不说，正是铁皮暖瓶：外皮是凉的，内心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