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反美核讹诈的民族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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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反美核讹诈的民族品格

赵必珊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四次面临美国公开的核威胁、核讹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正确认识原子弹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全民族的力量,打破了核讹诈。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场合,毛泽东多次发表关于原子弹、核战争、核威胁的讲话,这些讲话一方面解放了中华民族受压抑的精神,激发了全民族与强敌战斗的自信;另一方面这些讲话又传承了中华民族“以战止战”的军事智慧和“以民为本”的人文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对外军事斗争中的民族品格。 
   
    二战后,美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多次凭借手中垄断的原子弹对他国进行核威胁。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先后在1946年3月(伊朗危机期间)、1946年11月(希腊内战期间)分别对前苏联、前南斯拉夫进行核威胁,成功地遏制了两国的军事行动。紧接着,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再次成功对前苏联实施核威胁。在新中国成立后至1969年的20年时间里,美国又三次(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成功地对前苏联实施核威胁。而在这同一时期,中国则挫败了美国的四次核威胁:朝鲜战争期间、我两次炮轰金门期间、我核武器研制期间。 
    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就原子弹、核战争及核讹诈多次发表过讲话。这些讲话一方面饱含民族情感,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与强敌作斗争的斗志;另一方面又充满民族智慧,成为挫败核威胁核讹诈的思想武器。 
    一、破除原子弹神秘,把民族精神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1]这就是著名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论断。从时间来看,这一论断诞生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一周年之际。但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在敏锐地认识到核武器巨大的物质毁伤效应和精神毁伤效应后,在冷静地审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后作出的论断。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在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屡战屡败。民族精神低迷,民族凝聚力涣散,甚至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自身的伟力,对民族充满了自信。他曾经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 
    但是,抗战胜利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它凭借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雄厚的物资和外汇储备以及美国提供的精良武器,积极准备内战。国际上,美国为主宰世界秩序,采取大规模军事干涉的手段来支持国民党政府;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中向国民党妥协。[3]在当时,要维护民族尊严,结束民族的屈辱历史,开辟民族的崭新未来,必须提高全党和人民对政治、军事形势的科学认识,尤其是认清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以激发全民族与美蒋作斗争的斗志。另一方面,由于核技术在当时是尖端科技,美国又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研制,人们对这种武器的效应了解极少。原子弹突然在广岛、长崎爆炸,并显示出巨大毁伤效应后,自然会产生核恐惧、核神秘,同时核武器制胜论也应运而生。在当时,无论从政治环境、经济实力还是技术力量上,中国共产党无法解决原子弹的问题。如果不从思想上解决原子弹效应认识上的误区,就会使核讹诈成为可能,就会出现战争还没有开始就已在精神上输掉一筹的可能。 
    因此,正确认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作用,扫除原子弹带来的心理障碍,并以此统一思想,调动全民的积极性成为党在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认为,原子弹的战场效应固然强大,但它只是战争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他反对夸大原子弹的作用。因而,当《解放日报》渲染原子弹的毁伤效应时,毛泽东认为,《解放日报》是在制造“恐怖”气氛,犯了“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4]。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既是蔑视原子弹,也是蔑视帝国主义。在当时,它至少起到了两个历史性的作用。 
    第一,否定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绝对作用,扫除了原子弹的神秘,扫除了人们心中核恐惧阴影,把中华民族压抑的精神从列强“船坚炮利”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了,去掉了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在心里对列强的“怕”字,壮大了中华民族的气势,为后来反核讹诈做好了心理准备。在朝鲜战争中,当志愿军干部回答采访者为什么不怕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说:“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我们就觉得它没有什么可怕的。”[5]可见,志愿军在入朝之前就对打败原子弹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克敌制胜充满了自信。 
    第二,向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精神状态。在当时,这一论断,及时地提高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党与强大敌人作斗争的信心。尽管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遇到原子弹战争,但战争的胜利,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从而树立了党的威信,巩固了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坚定了全国人民跟党走的信念,为后来反核讹诈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彰显民族自信,以敢于牺牲绝不屈服精神压倒敌人嚣张气势 
    毛泽东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但他并不否定原子弹本身的毁伤效应,他实事求是地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6]“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毛泽东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前进的方向上得出来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里,帝国主义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必将灭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新型生产力原子能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也必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毛泽东曾对巴西记者说:“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 [7]总的来说,毛泽东对于原子弹采取蔑视的态度,“第一我们不怕”[8]。在面对核威胁时,毛泽东说 “要打就打”[9]。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下,他的不怕、敢打的底气来自于他对中华民族的自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看到了民族的伟大力量,他认为中华民族有智慧和力量来战胜敌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洗刷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耻辱,解放了中国人民的人身,而且解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恢复了中华民族的自尊,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大增强。然而,拥有原子弹的敌人毕竟是强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不能怕。他说:“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10]他说的“鼓劲”就是彰显民族自信心,以无所畏惧的精神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自信以中华民族的战争智慧能够战胜核武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认为“手榴弹”(落后的武器)可以打败“原子弹”。1950年9月5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说:“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11]事实上,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以挖通道、地洞、筑防冲击波墙防御原子弹,以近距离作战战术,迫使美军因顾虑伤及自身而放弃使用原子弹,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战争智慧。而朝鲜战争反核威胁的胜利,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战胜原子弹的自信。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12]“降”核武器的东西,除了自信和智慧外,毛泽东还认为应该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勇于牺牲的决心。1954年9月,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公开实施核威胁,并对大陆实施大规模核打击选定目标。解放大陈岛后,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倾向进一步增强。对此,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牺牲精神。10月23日,他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13]1955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说:“如果他们要打,原子弹已经放在你头上,那么一炸,炸一个大窟窿,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打个窟窿有什么了不起呢?” [14]从当时中国面临的威胁来看,这些讲话不能简单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人气质的语言,而是他作好了承受敌人实施核打击最坏的打算。 
    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印证了他不怕牺牲绝不屈服的决心。他说:“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15]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第二次炮击金门,美国再次实施核威胁。9月上旬,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16]为此,中国已经考虑到有可能在沿海岛屿地区准备接受原子弹打击和城市的毁灭,毛泽东说:“为了最后胜利,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灭掉帝国主义,无非是死一大堆人。”[17]在没有原子弹甚至常规武器也落后的情况下,面对敌人的核威胁,毛泽东敢于牺牲绝不屈服的决心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战争意志,在政治上、道义上给敌人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并无真正把握阻止我正义行动,最后只得放弃核打击意图。[18] 
    三、传承民族智慧,发展核武器以核止核 
    在反美核威胁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核武器在现代国家中的军事作用和政治作用的。尽管他在战略上蔑视原子弹,但在战术上他还是重视原子弹的毁伤作用的。他多次表示“怕”原子弹。1955年4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时说:“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19]10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国会议员时说:“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20]1965年1月9日,在回答斯诺关于他是否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21] 
    但是,毛泽东的“怕”,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怕,而是如何破解原子弹大规模毁伤效应的积极思考。美国的核讹诈,不但掣肘了统一祖国的行动,而且极大地伤害中国人民的自尊。为打破美国的核威胁,毛泽东发展了中国古代“以战止战”的军事思想,认为要打破美国的核讹诈,必须自己拥有原子弹。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以核止核”。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时说:“为了抵抗核垄断,我们也要掌握原子弹!”[22]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明确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3]。以后,“以核止核”的思想逐渐确立。1961年9月,毛泽东对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核武器“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24]。1964年6月22日,在会见参加日本召开的第四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时,毛泽东说:“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25]。1964年10月16日,在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核武器越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26]中国有了原子弹后,对敌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有效地破除了敌对我的核讹诈。 
    四、以民为本,把人民作为反对核讹诈的根本力量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继承了“民本”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并创立人民战争思想。在反对核讹诈的斗争中,毛泽东把人民作为反对核讹诈的根本力量。 
    毛泽东认为,人民是决定核战争胜败的根本力量,而不是原子弹,从根本上否定了“核武器制胜论”观点。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后,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就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他说:“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27]1946年8月6日,他对斯诺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28]表明了人民在核时代战争中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力量可以战胜核战争。他相信人民的智慧可以战胜核武器。1955年3月31日,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谈到:“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29]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慑止核战争的根本力量。1958年9月,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30] 
    经过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期间的反核威胁,毛泽东看到了人民力量在现代战争中巨大的作用,他认为人民战争具有超越核战争的力量。1960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团时说:“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它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你们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 [31]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人民战争表现出与原子弹同样有效的威慑力,成为遏制敌人发动核战争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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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3. 
    (《环球视野》2010年3月16日第283期,摘自2009年5月《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