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城中村系列报道——深圳城中村改造：长瘤的“下半身”能不能一切了之？

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只有后者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氛围才是深圳的特色。

———国际知名规划大师约翰·福瑞德曼

为什么贫民不能住在CBD呢？市中心也可以有贫民居住的地方。

———深港双年展策展人欧宁

城中村并不是犯罪或者无证场所藏污纳垢专门的地点，这只能说明是我们城市职能的执行能力不足，导致其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产生。

———深圳建筑设计师刘晓都

什么最能代表深圳，不是那高耸入云全球十三高的地王大厦，也不是趴在中心区的市民中心，不是股票，不是蛇口，不是香港，不是那个所谓的深圳速度。我想了想，最具深圳气息的觉得应该是城中村。

———深圳草根摄影家白小刺

专题报道：

专集：岗厦涅槃 曾经是谁的青春驿站？

[调查]五百岗厦旧楼倒下去 十个亿万富翁站起来

周边房租劲涨 七万岗厦人“集体流放”？

在美学上，城中村被很多人视为城市的疤痕，在城市管理上，城中村更像是一枚定时炸弹。

然而，就在推土机隆隆驶入城中村之际，反对声亦不绝于耳，更有专家学者从长计议：城中村拆除以后，低收入者何去何从？高新住宅和商业区一统天下，是否会对城市的多样化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城中村消失后，会否有一些优秀的传统、习俗和文化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城中村就是城市的一部分，如深圳市规划局副处长贺承军所言，“得了脚气的脚仍是身体的一部分”。它虽然是一个“野孩子”，但是虎虎有生气，抢救我们的城中村，就如永不放弃我们的孩子，将他往健康的渠道上扶一般。过度开发、一味建设的教训，历史上有太多。城中村应当改造，但是在改造的同时，还是要“该出手时当出手”，腾出一只胳膊，来拉一把残垣废土中的闪光物。

欲望紧挨着欲望

城市中自给自足的小社会

不管你有没有注意，它一直就在那里，繁华、市井味十足，像一个小社会，任何东西都能自给自足。

绝大部分从外地来深圳的人都有过一段或长或短在白石洲生活的记忆。位于深南大道边，交通四通八达，还有华侨城高档社区与之毗邻而居。每天早上8时30分，它的出口就像放学时拉开的校门，形形色色的人从里边拥出，主力军是在附近科技园上班的神色自信的小白领，把村口的各个公交车站堵得水泄不通。2006年，市政府就曾经因为白石洲公交站的严重堵塞问题，取消了靠站的十几条线路。上月地铁1号线的延长线刚刚开通，白石洲地铁站就成了地铁站中客流量最高的一站，可见这块地有多“旺”，向外延伸的磅礴人流，汇聚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城市力量。

在这里，优雅的写字楼和不见阳光的出租屋之间的距离，仿佛并不是那么远。更何况，陈楚生不是也在这里住过吗？不是也在月租700元的一房一厅里弹着吉他唱歌吗？奥巴马的弟弟不是也在这里开过烧烤店吗？在深圳的6年不是也一直租房住吗？这里是个驿站，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大冲，另外一个欲望与欲望挨近的地方，2 0 0 7年来深的网友“w angzhibin”对它的印象是这样的：“村中小巷很多，酷似迷宫。小巷内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色情服务的店面穿插其间。稍微宽一些的街道，则会有许多餐饮店、服装、百货类商店，但多是实惠类型，档次不高。”这样的村落，正适合刚来特区，立足维艰的异乡人安营扎寨。而昨天还是赤脚种地的农民盖起房子后，生活的每一天也都闪烁着人民币的光辉。

这样拥挤的村，深圳还有上百个。城中村如一个小社会般，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改变都在眼皮底下悄然发生。

珍珠中的沙砾

城中村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有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城市化现象开始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或属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他的“哈佛学团”针对珠三角城市群所做的“大跃进”调研计划。而“深圳现象”作为中国城市现象的代表，更是开启了对中国城市化探索的最佳样本。深圳用不到20年的时间完成了3次土地政策的演变，用不到10年完成了三种产业的发展，用不到5年造就了房价翻三番以上的局面。

在这5亿人涌动的20年当中，城市化吞没了深圳的大量农业用地，却没能消化掉受国家土地政策保护的农业人口的宅基地。这些20年前分布在中国海边的渔村，来不及在改革的潮水中退却，便被改革开放分泌出的成果包裹得严严实实———它就像珍珠中的沙砾，既没有四周高楼大厦的光鲜外表，也没有成为这个城市中“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优美风景线。相反，他们利用政策疏漏，随着城市的扩张而更疯狂地扩张，目前，深圳市共有村落1000余个，其中特区内200余个，特区内外共有私房约30万栋。

城中村为新增的城市下层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廉租住宅的同时，也为这个城市留下不少卫生、消防、治安、仪表上的毒瘤。于是，深圳市从1997年开始尝试改造城中村，并在2005年出台了《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将过程暂定5年，标志着旧改走上轨道，从2006年起，深圳城中村开始大规模改造。大冲已经开始动了，作为深圳市内最大的旧改项目之一，未来这里将会拔起另外一座华润万城；蔡屋围已经开始动了，蔡珠祥拿到了国内最高的拆迁补偿1200万元；岗厦已经开始动了，一艘商业航母将横空出世，终于与周边的C BD地区统一了……

深圳就要迎来她的30周岁，而这些正当而立的城中村，正在消失之中。

绊脚石还是城市代表？

国际规划大师称下沙才最有风貌

然而，原住民不高兴。祖辈繁衍的地方就此割断？过去的舞麒麟、盆菜的习俗就此湮灭在水泥森林中？

外来工不高兴。房租本来已经一直在涨，等到城中村拆完，不是逼着把我们驱逐出深圳吗？

艺术家不高兴。那些宛如剧场角色般的研究对象一个个消失，因参差而生出的灵感再向何处寻？

确实，城中村有许多痼疾，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就直斥“城中村成了深圳后续发展的一个绊脚石”。然而，早在2004年10月，拥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终身荣誉教授”等多个头衔的国际知名规划大师约翰·福瑞德曼在到下沙村参观后，兴奋地发表了一番言论：“与华侨城相比，下沙更代表着深圳文化，只有后者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氛围才是深圳的特色。”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曾是约翰的学生，她讲解了大师的这番话：“他说城中村的社会风貌有特色，是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密切融洽的关系。”伍美琴还说，香港在快速发展时期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将原有社区打破后，居民感到痛苦，所以现在香港重建，很强调做先期的民间评估，尽量保证重建后社区网络的完整。

在她看来，如果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旧城中人们之间经历多年才建起的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其间的深厚感情为代价，那么这种社会资本的流失，将是得不偿失的。

国外推行“贫富混居”

能否用“再生”代替“旧改”？

城中村的功过问题，重新回到人们视野。城中村的改造，审慎地在多部门的权衡利益下进行。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单樑对记者表示，2005年的《旧改意见》是其配合草拟的，而每一次的政府规划中，也都会听取规划专家的意见。

2005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中的其中一个论坛，专门请来了学者、专家，和官方一起，讨论城中村研究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为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把脉。当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曾副主任介绍说，岗厦村在市中心最醒目的位置，所以不改不行时，其中一位嘉宾，也就是今年深港双年展的策展人欧宁提出：“为什么贫民不能住在CBD呢？市中心也可以有贫民居住的地方。”

这种“贫富混居”的理想，正被法国致力推行，称做“城市更新计划”。法国政府认为，“贫富分居”影响了法国城市与邻近小城镇实现和谐发展，社会贫困群体发泄不满，还将引发骚乱。所以，从2006年开始，法国政府出台两项政策：一是规定各个城市必须建立一定数量的廉租房，其比例大致为总住房面积的20%；二是将廉租房建在普通住宅区，使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同在一个屋檐下”。政府还规定今后法国房地产商想在某个区域开发大型楼盘时，必须向法国政府承诺其所建住宅含有一定比例的廉租房，否则他就无法实施楼盘开发。

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认为城中村带来治安问题，而发达国家却意识到了城中村对治安稳定的贡献。莫非正如深圳本地建筑设计师刘晓都所言：“城中村并不是犯罪或者无证场所藏污纳垢专门的地点，这只能说明是我们城市职能的执行能力不足，导致其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产生。”？

深圳曾经是中国的“特区”，作为一个最早拥有由中产阶级主导的市民社会结构的富裕地区，它的经验将可能是中国日后的普遍经验，它的问题也是中国的普遍问题。深圳如何对待城中村，不仅是它告别青春期，从一个热血冲动的特区成长为一个理性而成熟的城市中的重要课题，也将是现代化中国建构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草根摄影家：城中村最能代表深圳

白小刺，这个常在逼仄潮湿的巷道中唰唰按下相机快门的“玩家”，从2004年起花了4年时间，记录了深圳近60个城中村的真实影像。他把这些影像都上传到其博客中一个“城中村”的分类下，吸引了每天近10万的访问量。白小刺不是媒体人，不是专业摄影师，他记录城市的民间博客能有如此大的访问量，是因为这些原生态的村子所展现出的千姿百态的图景。

“什么最能代表深圳，不是那高耸入云全球十三高的地王大厦，也不是趴在中心区的市民中心，不是股票，不是蛇口，不是香港，不是那个所谓的深圳速度。我想了想，最具深圳气息的应该是城中村。”在《为什么要拍城中村》一文的开头，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简单明快地介绍了自己的初衷。

他向记者介绍一个个村庄的特色：“白石洲电话超市很多，是个小型通讯中心；沙嘴村的性产业发达，‘化妆屋’你没听说过吧？水围村中的一家‘阿殳粥馆’简直太好吃了……”在他看来，如果把深圳比做一个人的话，C BD那些高耸入云的金融大厦就是一个人的脸面，而城中村就是城市的“下半身”，脸面的光鲜固然重要，但下半身决定了人的最基本需求，所谓食色性也，城中村里有无数张嗷嗷待哺的口，包含着无穷的需要。

他反对别人把自己称做“艺术家”：“我做的事情基本和艺术无关，如果可以，我会把它称之为社会工作。”近4年文献式、田野式拍摄，他积累了大量有意义的资料，这些逝去的图景在将来都会成为珍贵的史料。

不过，从第一篇《白石洲》开始，到今年4月的最后一篇《拆迁中的岗厦》，白小刺说他目前已经停止了对城中村的拍摄，转而对人的记录。“这主要是因为拍到最后，我发现城中村的模式基本相同，我的快感就消失了。”千篇一律的狭窄巷道、满地狼藉、水管横突不再让他满足，但惟有背后带着不同故事的人才让他始终兴致盎然，“说到底，人才是这个城市的主体。”

2007年12月，白小刺出了一本《我住在这里》的摄影图集。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中，“你住在哪里？”成为一个敏感的疑问句，这个含义丰富的问题后面，包含着诸多内容：“你住在哪里？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你在社会阶层的哪一层？你被资产增值的速度抛弃了吗……”这些问题映射了不同的生活中城市人的焦虑。住在或者曾经住在城中村的人，他是否同样为那个在城中村的“家”的名分而焦虑？那些已经赚了第一桶金，却依然不肯走的人，他留恋这里的什么？

■他们与城中村

阿廖

死也不搬，干不动时就回老家

地点：大墟村

职业：理发师

阿廖是梅州人，他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所开的理发店。1992年，他的妻子在老家去世，他在第二年带着两个小孩来深圳闯荡，换了很多地方，最终选择了布吉的老墟村，十几年他几乎没有往外走过：“出去干什么？这里什么都有，除了买药，买药我要到关内买，这里太多假的了。”他说。

阿廖后来遇上一个本村的女子，俩人没有办结婚手续，却在一块生活了几年。有一日，她说要回老家看看孩子，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他的女儿出嫁了，儿子认为“留在村里没发展”，也都外出打工，阿廖最终又变成一个人。幸亏，他的生意还不错，整条街就这么一间理发店。不过，地上的残发都是白发，看来老主顾中以老人家居多。

见到他时，阿廖正用心雕刻一把椰子壳做的胡琴。这样的自制乐器在他的店里有三把。他拉了一段不甚流畅的旋律。记者询问是否能购买一把，他摇头说不能卖，理由是太旧太难看了。他的梳妆台下有块小黑板，上边用粉笔记了简谱的《手拿碟儿敲起来》。

他知道关内一些城中村已经开始动工改造，在这里眼看了平地起，还要眼看楼塌否？他说，等拆到这里的一天，他就回老家，反正，“我是死也不会再搬出去的”。

阿梁

老乡多，不愿意离开这里

地点：石厦村

职业：的哥

谁都知道石厦村是湖南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天下。记者在村里一家维修店前见到攸县小伙阿梁。他不满要排太久的队，自己取了些简单的工具先动起手来。

他和弟弟合包一部的士，一个白天开，一个晚上开，一个月下来能赚个三四千元。村里有7000多攸县人，入耳的都是攸县方言。

阿梁说，熟悉的家乡口味能让自己死心塌地地在这里住下去。走在石厦村，空气中全是辣椒的味道。这里的攸县人永远不用思乡。周边有大大小小的攸县菜馆20多个，10元一大碗的攸县香干、长豆角炒茄子，萝卜干炒腊肉……都是开车赚了第一桶金的攸县人所开。如果想省钱，可以自己在石厦农贸市场购买，攸县人的摊铺有200多个，占了一半以上，卖的都是家乡运来的肉菜。阿梁说，每天一大清早，都有一辆发自攸县的货柜车直接停在农贸市场的门口。

阿梁23岁，孩子已经4岁了。在村里的宝宝乐趣幼儿园上小班，他打算让小孩读完幼儿园后，就送回老家去念小学，为什么不留在身边呢？“没为什么，村里人都是这样的。深圳消费高嘛。”他说。难怪，在石厦几乎看不见穿校服的十几岁的孩子。

尽管深圳的堵车越来越严重，公司开出的租金越来越高，他和弟弟却不愿放弃这一行。“首先是我们不愿意离开这里，你看这里跟老家没什么区别；但是在这里么，我们也没有别的什么本事，就只好随着大家开车。”

采写：深城记者叶枫

摄影：深城记者单增辉叶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