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富裕的必由之路（第二章）

从实践出发  抓主要矛盾

(一)　　

人病请兽医  用错了药方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类分成两派，争论了几千年，也许是几万年，各有其理，尚无定论。我认为应当先有蛋。为什么？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先起始于初级阶段，后向高级阶段发展，再回过头，周而复始。事物的发展规律皆是如此，鸡与蛋的关系焉能例外？孙中山认为“行易知难”，信哉斯言。行，即实践，初级阶段，较易；知，即认识和理论，高级阶段，较难。以“鸡”生“蛋”，理论指导实践，乃是上策，但是我们现在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依我愚见，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之所以总是事倍功半，根本原因在于从来就没有什么理论。此话怎讲？顾名思义，所谓理论，就是讲道理，要辩论，道理越辩越明，去伪存真，由浅入深，才能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据说欧洲中古时期，教会里的神学家凡提出一种新理论，必请另外的人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质疑和挑剔，双方反复辩驳，新理论直到无懈可击才算最终完成。这种站在离经叛道立场上的诘难者，被称之“魔鬼的辩护士”。我们有这种胆魄和雅量吗？　　

从前计划经济时代，有学者不过部分的、甚至只是个别的观点与中央经济决策者相悖，便被扣上帽子，打入冷宫，甚至对其实行“专政”。现在市场经济时代，开明和宽容多了，但也仅止于不一触即跳，距离百家争鸣，学术辩论形成风气，八字没有一撇，还远着呢。伟人的每一句话都被奉为金科玉律，不能质疑和修正。那些以阐释圣贤之道为能事的八股文章能够算作“理论”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新生事物，人类社会史无前例，实践刚刚开始，理论还没有“孵化”出来呢。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史，确实比较成熟，我们因此便可以囫囵吞枣，不加选择地拿来为已所用吗？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以其理论为蓝图，应用和改革新生的、比较幼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实践，其结果必然是私有化，从根本上损害劳动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论唯物论强调阶级性，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某些方法和工具都不可用。例如股份制和股票交易，相对于封建主义社会小农经济，它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是按资本分配主要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应用机制。我们修正教条，破除戒律加以利用未尝不可，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变向主要是按劳分配的模式，为劳动阶级服务。这是荒诞不经，异想天开吗？我认为事在人为，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经济不久前因内需消费不足而曾经增长乏力，似乎也是采用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摆脱困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先进的成熟有效的理论，运用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些暂时性的局部的经济问题，不应该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意识形态上作茧自缚，设立禁区。但是带有根本性的长久发展大计，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思维设法“择术”解决，而不能指望外人和舶来理论代劳。　　

有，还是没有正确有效的经济理论指导，对任何一种主义的经济实践都有着至关重要、甚或是决定性的作用。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都有一大难题。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攸关其盛衰的问题是周期性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特大经济危机，接着又陷于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大量工人失业。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据以断定，经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一定周期便会发生。他们幸灾乐祸，曾经喋喋不休地“论证”。资本主义谋士们也曾经一度焦虑不安，束手无策。直到1936年，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一整套医治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和政策，才出现了转机。　　

凯恩斯提出的理论的核心，简而言之，就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以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它对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实现经济增长发挥了有效的积极作用。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理论开始失灵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获益于学术自由宽松环境下的百家争鸣，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学派，即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供给学派理论，指导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中国官方御用的某些经济学家向来没有自己的主见。上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出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鹦鹉学舌，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贩来现实早已证明过时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之类“理论”，向国内人民群众灌输。我当时就曾经是无知愚民中的一个轻信者。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老大难顽症则是效益低下。现在轮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隔岸观火，看我们的笑话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肚子里没有多少自己的货色，当然开不出像样的“药方”。于是移樽就教，乞灵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库“淘金”，贩来了一大堆舶来品，陆续地分别零售。其特点是始终着眼和冀望于企业领导层中的精英人物，在这个阶层身上可谓做足了锦上添花的文章，却不愿对基层劳动群众雪中送炭，罔顾他们的权益和利益。红花没有绿叶扶，依靠英雄能够创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的新历史吗？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中国某些学者热衷于在西方经济理论库中寻找现成的答案，结果牛头不对马嘴。他们宁可学效颦之东施，也不愿放下架子花点功夫深入中国国内基层实际，了解一下企业中“物质的生产活动”及“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缺乏这些基本的实践认识，理论就是建立在没有可靠基础上的空中楼阁，人们或迷惑泡沫于表象，或瞎子摸象于局部，或南辕北辙于歧途，据之提供的改革蓝图，终于导致国有企业大批衰落与破产，职工大量“下岗”失业。吃社会主义皇粮，帮工人阶级倒忙，害了人却毫无羞愧之心，似乎其“理论”所造成的实践后果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我是个“先蛋派”学盲，这看来是尴尬无奈的短处，其实是天下无二的长处。没有资格在“鸡”堆里混饭吃，正好少些食洋不化的浮躁，走向脚踏实地的坦途，不至于陷入西方资产阶级设置的迷魂阵，避免困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羁绊，老老实实地从最低级的工作做起，全身心地努力争取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之“蛋”，孵化成第一只理论之“鸡”。抛砖引玉，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士，特别是有志于此项人类史无前例事业、经济学界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建制转轨，从而开始将理论转移到为劳动阶级权益和利益服务的轨道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阶级性的原则需要，也是振兴国有企业的现实需要，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的战略需要。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要有着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从实践出发，坚持不懈和周而复始地努力，也完全可能像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样，终将登上成熟有效的高峰。战略上藐视困难，犹如《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1}，这颗数学王国皇冠上的明珠，我们一定要摘下来；战术上重视困难，先从小学一年级数学第一道算术题1＋1做起。文艺评论　家胡风　先生生前说过：“斗争在哪里？在你的周围；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遵循此一哲言指引，让我们从周围和脚下“物质的生产活动”与“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之类企业中的“琐事”起步，看准方向和路线坚定地走下去。　　

我的工作单位——前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的前身，原名私营上海天一，浙江人唐永昌1933年创办。　唐　先生家乡宁波有座遐迩闻名的古藏书楼——天一阁，厂借楼名，以壮声威。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取名“天一”，祈望“成之”。巧合得很，本厂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人与事，都和“天下第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绝”等等之意挂上了钩。几十年风雨沧桑，写下了中国现代工业一页不平凡的史实。他在建厂初期历经坎坷，终于战稳了脚跟。抗战胜利后犹如江南农村春分时节的麦苗，长势茂盛，日进斗金。解放不久抗美援朝，党和政府号召社会各界支援前线，一个貌不扬于世、名不见经传的两三百人的小厂独家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天一号>>腾空而起，这一爱国义举一时简直成了天字第一号新闻，轰动大上海。1957年在“全国一盘棋”方针指引下，上海市忍痛割爱，将“天一”这株大摇钱树溯长江而上，移植到武汉，使之靠近纺织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厂名更新为“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文革初期又改称“国营武汉印染厂”。1980年代初期，本厂上交利税总额在武汉这座特大工业中心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的天平上举足轻重，但一进入1990年代却从顶峰急转直下，跌落谷底。几十年前，他曾经有一天一辆“奥斯汀”（英国名牌轿车）的辉煌记录，几十年后却向一天一辆“桑塔纳”的目标加速度冲去。同样异乎寻常；不同的是从前赚进，后来则是赔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摇钱树是怎样枯萎的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听在下从头道来。　　

解剖一只“麻雀”，全面地、具体地分析武汉印染厂以前长盛不衰和后来由盛转衰变化过程中的内因和外因，及其相互关系，实例述评，举一反三，从而探明国有企业这团乱麻症结之所在，并且设法予以解开。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路线、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哲学理论、历史教训、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群众心理、政策导向、观念变化、利益分配、投资把关、资产运营、市场秩序、股份操作、宏观调控、微观管理、企业机制、监督效能、劳动组织、党的建设、领导行为、干部作风以及人才选拔等等方面，必须全面考虑，综合治理，超十八般武艺，缺一不可。如此复杂，难怪国内外经济学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了，但却都不是为劳动阶级的权利服务的，所以对于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我们的理论还得在实践的基础上从零开始，从时下国企“改革”热点开始。　　

国有中小型企业“一卖了之”，大型厂矿则采用“掺沙子”办法，引进国内外资本，以借助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股份制改造后的效果如何？据报载，整体经济状况比原来国有股“一股独大”时强多了，利税连年大幅度增长便是证明。但我关心的重点不同，而是本阶级的权益和利益同这种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相一致吗？遗憾得很，完全不成比例，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成反比。有人可能辩解，但这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我看未必，根据以往的多次经验“长远利益”云云之类遁词，其可靠性微乎其微，可以说是一块遮羞布。  　　

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教非我所长，完全是门外汉。实际上哪怕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也毫无用处，因为在执政者的“政绩”考虑之下，现在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听，遑论使他们感动了。那么就无法使之改弦易辙了？也不是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设法提供另一种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坚持原则而又晓以利害，使人不得不有动于衷。这种模式符合劳动阶级的权益和利益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观察考虑问题，使他们看清楚，新的改革模式的综合效果比现在正在推行的好得多，而且没有恶化人文社会环境的负作用，相反是优化的正作用，不但现实可行，还有利于巩固统治。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企业中的经济实践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了。　　

首先，咱们必须解决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企业中的职工群众，你是当作依靠力量，还是“管理”对象？人们现在口头上依旧高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但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分明是将他们当作雇佣劳动者看待。之所以这样看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过文革动乱后，国企中大多数职工的表现确实太不像话了，职业操守可谓空前低下，不“管”行吗？经济学术理论界人士心目中的中国劳动阶级的形象一定不太美妙，虽然都没有说出口，但很自然地要采用资产阶级雇主“ 管卡压”那一套治厂模式对待他们，与之配合，最简便有效的改革就是引进私人资本了，不论国内的或国外的都行。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有人公开为“大跃进”后实行的“ 管卡压”那一套“平反”，此种论调影响深远，决策者和执政者一定都听进去了。后来可能出于策略考虑，只做不说了。　　

解决这个根本性认识问题，对于我们经济建设欲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满足于成为经济大国，以量取胜，那就沿着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这条路走下去好了；若是定位于经济强国，恐怕难以遂愿，其中道理，第一章中己有所解释，后文将详细补充。　　

我们曾经吃过浮夸风的大苦头，殷鉴不远，记忆犹新。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豪气冲天，计划在不长的若干年内将大大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结果大多放了空炮。现在人们吸取教训，出言谦虚谨慎了。例如汽车工业一位业内人士说，中国汽车工业时下还没有研发能力，但是不能急躁，要“耐住寂寞20年”。另一位知名人士则说，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中，高端的品牌、研发和设计部分，我们基本上没有份，只能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抓住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要“安心”为跨国公司打工10年，甚至20年。这些言论都是基于产业现实形势的考量，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过弦外之音似乎是说20年后情况自然便会改善，到了那时不但会有研发能力，也用不着流大汗，赚小钱，为跨国公司打工了。如果理解不错，我认为对于中国大多数产业来说，这种预计还是太乐观了，缺乏可靠的根据。　　

提高研发能力需要资金投入保障，这是一般的基本常识。有资料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与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在0.7 %以下徘徊，2002年为0.83 % ，而主要发达国家己达2.54%–4 %。谁都知道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为什么不加大比例呢？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例如近年来 “ 出口一台ＤＶＤ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  在2005年一年一度的 “ 两会”上，刘庆峰代表说， “这事实上反映了我国制造业的真实现状”　　

两会代表痛心疾首： “空调、彩电……这些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虽然许多是国内品牌，但核心器件却大多来自国外。中国企业以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人，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可以抽走中国企业一大半的血汗钱。”　　

这就不难理解，发达国家从销售收入中抽出4 ％的研发经费轻而易举，而我们达到1 ％就会感到非常困难了。长此以往，谈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为跨国公司打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美国耶鲁大学　历史系　博士生薛涌在 <<南方都市报 >>上撰文说：　　

 “ 目前国内外舆论都认定：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工厂’。她将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这是一个居安思危的时代。请看看几个简单的数据。2001年，世界零售商从中国购卖了300亿美元的货物。美国头号零售王朝沃尔玛今年在华采购预计将达150亿美元。这样的采购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 据 《 华尔街日报 》 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 在美售价则是15到40美元 ）。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万般无奈，企业裁员一半，却要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许多工人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挣不到300元钱。　　

 “ 这就是像沃尔玛这样势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厉害。它知道自己的定单大，你小企业要靠它活。靠给沃尔玛供货，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永远做不大，因为沃尔玛的价格战使你没有资本积累的空间。这些小企业，干的是死胡同里的工作，除了生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在于它扼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本田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　　

文章题目是 《 我们不能永远为跨国公司打工 》 。中国国民经济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明显不利于我的“ 国际分工” 呢？接着，作者开出了药方，经济学术界某些人士的建言献策，似乎也大同小异，与此方内容差不多：　　

 “ 显然，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此方虽然对症，但是难保时效，指望在20年内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可能期盼过高，不切实际。中国经济己陷于恶性循环：严重缺乏创新能力，生产的大多是低端品，大规模重复建设，各厂为了生存，同行间恶性价格竞销，因而产销量虽然庞大，利润却很微薄。近年来大幅度增长的高技术产业盈利情况如何？也好不到哪里。据《 经济日报 》 2003年7日7日报道：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和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目前不具备‘ 高效益 ‘ 特征。200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为25.2%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而且还低于我国制造业1. 2个百分点　　

“2002年，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所占的比重占89.6%，并逐年呈上升趋势。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品生产的关键技术或零部件依赖于进口。普查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1年，外商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2 % 。”　　

诚如该报道题目所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高技术产业并未获得高收益 》 。没有高收益，不仅影响到研发投入的低比例，降低自主创新能力，还使中国经济陷于“ 低技术陷阱 .”。据 《 中国青年报 》 　2005年2月18日　报道：  　　

 “ 广东省总工会不久前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 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 ’，正使中国经济陷于一个低技术陷阱。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　　

 “‘这有点像饮鸩止渴。’ 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说，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意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工人工资就不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 ’以及‘低劳动力成本 ’的优势，将会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 有关人士警告，低工资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开始。尽管许多员工已经意识到自已的知识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几乎没有可能进行学习’充电’，因为自己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同时，高昂的教育收费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门槛，形成这一庞大人群的 ‘ 教育荒 ‘，进而导致 ‘技工荒’ 的出现。”　　

怎样破解这一恶性循环与困局？根据现有理论提供的常规办法，虽然正确可行，却像急惊风遇着慢郎中，远水解不了近渴。中国现实的经济形势容许我们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吗？请看2005年的一则消息：　　

“据《半月谈》　1月25日　报道，最近一个时期，中南海高层对中国科技界作出一系列指示，最为核心的要求是‘自主创新’呼吁科技界尽快提高科技‘原始性创新’能力。　　

“国务委员陈至立最近披露，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在一些领域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和急需的关键元器件只能依靠进口，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大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乃当务之急。”　　

另据《经济日报》2005年4日2日一篇题为，（国家科技大奖）《最高奖为何屡屡空缺》的分析文章中披露：“在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研究开发中去，而在我国，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科技投入不足主营收入的　　

0.5%。”两者比例相差十倍以上。中央企业尚且如此，地方中小企业只会更低。原来恶性循环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内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国有企业固然悲观，私有企业在这方面也不乐观，五十步笑百步，只要是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投入的研发比例都不得不“精打细算”。　　

经济效益低下，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革的动因。可是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国有企业并不是百分之百地都是经济效益低下，也有个别或极少数鹤立鸡群，是持续多年的利税大户。已经破产了的敝厂就曾经是这样一家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属于竞争性行业，那时之所以取得非常骄人的成绩，当然有其原因。演艺界有一句行话：”一招鲜，吃遍天”。武印也有几手别人没有的高招，其中之一就是有一项自主创新的技术成果，可能是独家美美地享用了几十年　　

你可知道“天一号”战斗机是怎样飞上天的吗？1950年代初期，建国伊始，共产党接手的是旧社会一付烂摊子，国内百废待兴，外有强敌压境。这一段时期的难关是如何度过的呢？当时党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工人们的现实职责则是努力生产，为国分忧，支援前线。在这一形势下，武印的前身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提出捐献一架飞机。这家小厂凭什么夸下海口？既不能使大家因献金而影响生活，也不能减少和挪用上交国家的税收，惟一办法是搞技术革新，挖掘生产潜力，据本厂一位上海师傅告诉我，当时大家分析，生产中的一个主要瓶颈在于丝光机工段。于是群策群力，昼夜连续奋战，在短时间内将原来机上进出布由单头改为双头，丝光机单台生产量和工效一下子提高了一倍，几台机器全部革新，增产收益充作购买飞机的主要部分。全厂职工欢欣鼓舞，遂了爱国心愿。而且这一重大革新还有长远效益，国家、资方和职工从此都能增加收入，皆大欢喜。对于中国的印染行业来说，这是一项空前的自主创新技术成果。人们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知识产权，也不会申请专利，恨不得早点在全国推广呢。但据我所知，行业内好像还少有厂家效法，50多年过去了，依然单头进出布运行。天一厂参与其事的工人少部分小学文化，大多数竟是半文盲，显然，他们超水平发挥了自己的劳动潜能。<<经济日报>>2005年4日3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也谈了一件他曾经历的类似的自主创新事件：　　

“上世纪60年代，我曾在某军工企业工作，亲历了我国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的过程，在一没技术资料，二没精密设备的情况下，我们要研发一种高端军工产品。怎么办？全厂展开 ‘ 大会战 ‘ ，厂领导、技术人员、工人昼夜攻关，大家下定决心，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出来！搞高端军工需要精密镗床，但欧美发达国家对这种设备实施禁运。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硬是自己研制出一台皮带传动的高精密镗床，其精密度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禁运的设备。难关一一被攻克，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军工产品诞生了。”　　

那个年代，我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工人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但依靠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在短期内，我们还是创造了许多当时困难条件下难以想像、也令外人不可思议的奇迹，汽车、飞机、万吨轮船、万吨水压机……这些体现综合技术能力的产品，都一个个自主创新地生产出来了。　　

今天，创造一种让劳动者发挥自己潜能的环境和机制，使他们重现当年风采，可以说完全不在国有企业改革指导者的思虑之内。国企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为了自我完善，以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改革当然必须充分考虑和惠顾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因为这是欲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但真理强调过分，再往前逾越，便成为谬误了。企业改革不能使大多数人付出代价，而仅让少数人，甚至只是个别人获益，例如成果被 “保姆”一人独吞。任何理论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且不论发表 “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 ”这一高见的权威学者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就是搅浑了水，为某些窃贼浑水摸鱼提供了 “理论”依据，堂而皇之将国有资产攫取到手。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企业劳动者像当年天一厂职工那样发挥主观能动积极性，群策群力地搞自主技术创新，无疑于缘木求鱼了。另有一些人则推波助澜，声称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无不处于劣势，因举世皆然而必须私有化。这种论调的思想出发点就是认为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两者不可兼顾，社会主义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而己。　　

“现代企业制度”——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称谓的制度，假定有的话——只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一条途径和一种手段，其具体操作内容走的是正道，还是邪路，也应当以是否能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企业职工群众为惟一评量标准。　　

近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保姆”鲸吞模式大行其道。这种“改革”明显不利于广大劳动群众，但假洋鬼子打的是“制度创新”的旗号，谁反对，谁就是极左观念作祟，阻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上的糊涂虫们还以为这是为了将来赶上发达国家不得不忍受的“阵痛”呢。于是听任宰割，眼睁睁地望着国有资产流失和自己利益受损。如果“阵痛”过后，出生的是一个畸形儿，我们那时就欲哭无泪了。这种回报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中国经济学界不乏有良知的学者，现在就有人质疑近年来流行的所谓 “现代企业制度 ”。据<<报刊文摘>>2004年5月7日摘录：　　

“<<社会科学报>>4月22日刊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侯若石的文章说，目前，中国城市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这个现象更突出。而这一切是在制度创新的旗帜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描述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文章说，事实说明，一些经济学家把产权变更和股份赠与说成制度创新是荒谬的。例如，在一些地方，经理人收购(ＭＢ○)成为产权变更的主要方式。且不说经理人借此侵占国有企业资产是否合理和合法，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看，这是历史的倒退。有些国有企业为总经理一个人所有，企业实际上成为家族企业；有些国有企业为几个经理人所有，企业成为合伙企业。在企业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企业制度是最原始的企业制度。其次，不同的公司治理体系应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例如，股权赠与被广泛应用在英美体系。在不实行这个体系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股权赠与比重不大，甚至为零。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国有资产所有者成为大股东，这与以大股东为主的德日体系更相近。在这个体系中，大股东有能力直接监督经理人，股权赠与的必要性大大减弱。况且在英美体系中，减少与控制股权赠与正在成为公司治理革新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反而放大它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倒退。”　　

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制，叫好者似乎很少，更多的则是质疑者，而且越来越多，这一反常情况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许多企业被改垮了，我居住地附近五家大中型企业，就有四家破产，小企业则全军覆没，其中既有原来半死不活的厂家，但也有曾经长期日子过得富裕的利税大户，敝厂就是。受损者与获益者完成不成比例，也许高于100：1。上述文章中说：“目前，中国城市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这种现象更突出。”有一篇新闻报道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景象：　　

“<<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6月21日刊登记者专稿说，河南省镇平县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县城，然而在县城内，豪华别墅却是随处可见，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别墅群都是建在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的生产区内。记者初步调查统计，在镇平县的17家企业的厂区中，有500多栋洋房别墅。　　

“那么，是谁住在这些豪华别墅里呢？记者了解到，别墅的主人大多是该县局委以上的领导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　　

“据了解，镇平县原是一个工业强县，全县有34个国有企业。1997年，镇平县被河南省定为国企改革特试县，对全县34家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然而经过6年多的改制，却有90%的企业破产或无法运转，80%的工人下岗，70%的下岗工人拿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了生存，厂里又把土地作为抵押，向政府有关部门高息贷款。　　

“镇平县原有线电厂职工郝建敏说：’现在厂里的40多亩地也被分了13块抵押、拍卖给了县财政局、民政局、，养老保险局、银行等单位和个人，厂区变成了别墅区。设备、厂房、职工宿舍也卖了，企业咋能不垮呢。’　　

“对于镇平县在国企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记者采访了河南财经学院企业管理咨询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石璞。他说，现在我们国企改制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对国有资产的最后一次掠夺和私吞，通过高息贷款，把一个企业给套住，然后又通过非正常的手续、手段，把一个企业给变卖了，这个过程是一个违规的、违法的、腐败的行为。”　　

侵吞者公然集中展示 “成果” ，在此十年前还是不可想像的，现在则无所顾忌、有恃无恐了，因为都是 “合法””到手的呀。国有中小企业侥幸活下来的，各地一窝蜂地动手术改 “性”，成为私有家族企业或合伙企业。实事求是地说，余下的这一部分 “一卖了之” ，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啊。不过，好在大都是做的赚钱买卖：国家扔掉了包袱，进账了税收，至少是有失有得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然如此，近年来的私有化改制，仍然可以理解。文革后的国企事实上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礼崩乐坏，无形的负面精神影响下的企业，衰亡是其必然的归宿。我倒要感谢那些蟊贼，在 “冰棍” 完全化掉之前，抢住机遇先吞下了一部分。河南省镇平县不是留下了500多栋洋房别墅吗？相对而言，肉与其烂臭在锅里，还不如让它保存在碗里，毕竟，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呀！　　

改制企业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重新建立了资本权威，从而结束了文革后生产经营失控的局面，管理又生效了。但也仅此而已。现在社会上普遍重现的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有识之士指出，在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企业制度是最原始的企业制度。”与50多年前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企业制度完全相似，不仅同“性”，而且同一档次。说是什么“制度创新 ”，“新企业制度”云云，那是连半瓢水都够不上的“学者”的胡址。不是“创新”，而是复旧。但我并非说现在的改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那次改造运动具有“进步”性。这也是我当年曾被打成“极右派三反分子”的一个原因。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可能有多种模式。我始终怀疑“大跃进”后咱们实行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已经被公认为糟糕的了，但它也没有倡导外行领导内行呀。我总觉得过去我们那种敝帚自珍的模式封建主义霉味太重，人身依附和控制密不透风，无事生非，自毁长城，荒诞不经的怪事层出不穷，更像是清末官办工厂中，昏庸的封建官僚在瞎指挥。这种模式的企业制度寿终正寝，只有靠整人发迹的“运动健将”和懒汉才会留恋和悲叹，任何一个正派的劳动者不应该、也犯不着去惋惜。　　

文革动乱后的国有企业处于反常的状态中，在此破坏之前，我还是认为他的经营管理水平也未必比现在改制后的私有，即“资本主义最原始的企业制度”更低下，可能半斤八两，彼此难分伯仲。不错，私企比较而言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没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可以轻装前进；其二，他是纯粹的经济组织，以盈利为惟一目的，心无旁鹜，而国企曾是“阶级斗争大学校”，不断搞窝里斗，元气大伤。但这两点都属于政策导向问题，与公有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不是巳经痛改前非，停止人为地制造对立面再加以斗争的错误作法了吗？回顾往事，我们狂热地大战“风车”，曾是可悲复可笑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假使几十年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政策上不按排企业搞大而全、小而全，不热衷于新建和强化诸如学校、医院和消防队之类的企业非直接生产部门；又倘若从那时就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有企业经营者升贬奖惩以经济业绩为依据，从而促使其尽心竭力地干好本职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私企国企，两者孰优孰劣，人们的看法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一边倒了，国有企业还有必要重新塞回娘胎里去吗？正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政策失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公有制企业取其短而未用其长，反而越来越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哲学下，劳动群众中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成为高压政策的被损害者，企业领导者后来遭到报应，也普遍地挨了被他们整过的人的整，从而失去权威性。这是文革后国有企业走向衰落的转折点。物极必反，如今意识形态影响力滑落到了建国后的最低点，人们空前地重视经济价值在自已身上的体现了，直白地说得难听一点，有奶便是娘。管他什么主义，谁家给的劳动报酬高，谁的企业制度就是好。政治思想说教，早已失灵了。　　

因而，我的“理论”(老粗姑且冒充一下)也要与时俱进，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又是“主义”)初级阶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比较理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因自身利益考虑而想法迥异。某些“一卖了之”地区的地方官员思想彻底“解放”，他们大概认为，只要GDP增长，财政收入增加，从而显示政绩就是理想的企业制度；拿着比一般职工工资高几十倍年薪的老总自我评价肯定很高，以为自己薪有所值，其领导下的工厂管理水平毫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同行，无疑是先进企业制度；改制后日进斗金，随心所欲盘剥工人的私人老板，决不会承认化公为私而来的变性厂其实“最原始”，反而会觉得属下拥有世界上最难得而美妙的企业制度。即使像河南省镇平县的蛀虫们，哪怕当地国有企业被改垮了九成，下岗工人达八成，其中领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者占七成，也会声称这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阵痛”，为了将来更“美好”，现在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也是这一世界上莫须有称谓的企业制度的发明设计者的说法。　　

本厂前身原上海天一印染厂的老职工，可能有90%以上的人的内心怀念私营时代的企业制度，因为当年收入较高，远非后来国营时的低工资可比。可惜这种企业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劳动者，不论白领职员，还是蓝领工人，评论一个企业的好坏，也是从自身的利益着眼，主要标准乃是工资收入的多寡。那么，现在被标榜“制度创新”的私有企业员工薪酬情况如何？据<<工人日报>>2005年2日21日作者阿朦撰文说：　　

“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私营企业雇工工资呈现不升反降趋势，不仅与国有企业的差距明显加大，并且首次被发现低于集体企业。与以往结果相比，私企雇工工资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差距从1.2倍扩大到1.8倍。更加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资本千万元级的私营企业雇工平均工资仅为6817元，远远少于小私营企业8118元的雇工平均工资水平。”　　

该文接着说：“在劳资双方力量悬殊的总体格局下，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惟利是图，把廉价劳动力当成参与市场角逐中惟一的竞争筹码。当珠三角地区的ＧＤＰ以超过20%的速度连年猛增的时候，当地外来工月平均工资12年间仅仅增长了68元。即便如此，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案也屡屡遭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断然否定，保护当地经济竞争能力成为政府官员与逐利资本同流合污的堂皇借口。”　　

工资长期冻结，而同时期社会上诸如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生活项目收费倍增。也就是说，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升反降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了，某些地区地方官的“政绩”也相应地不断放大。但是处于这种“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劳动群众，沦落为弱势群体之后，很难想像他们会发挥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和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前文己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巨大的资源消耗作支撑，并付出了难以继续承受的自然环境恶化的代价，即使置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天平严重失衡于不顾，这条发展之路也走不远了。所以，现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像火烧眉毛一般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实，企业制度的现代化，邓小平早就指出过应遵循的基本方向，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奈何人们择取所需片面理解，只把ＧＤＰ增长作为惟一目标，导致后遗症严重。　　

我认为任何一个好的企业制度都必须兼顾国家、投资者和劳动者的权益和利益，三方博弈，没有输家。中国过去和现在的企业制度，一般地说，问题出在劳动阶级一方的权益和利益遭到严重忽视和损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制度之所以高效，前提条件就是三方利益比较均衡，但那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千百万劳工前仆后继、持续不断地长期斗争争取到的结果，我们准备去学吗？如果经受不起这种痛苦，那就让我们眼睛向内，从实践出发，寻找和创新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迥然不同于现在推行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　　

为什么要将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冠以“社会主义””？因为相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有三大显著不同的特点：　　

一，以职工为本。此举既是振兴国有企业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盛衰存亡的关键。那些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经济学家们可谓操碎了心，就是没有想到应该为企业中的劳动群众出谋划策，也要关心一下他们的权益和利益。劳动群众缺乏企业主人翁的良好感觉，就不会自觉地殚精竭虑、奋发有为地“动”起来，一切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国有企业劳动人事制度中的选拔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革，使其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是“南郭先生”和“撞钟和尚”，全都德才兼备，是好样的，不愧为领导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要设法使有志知识青年将国企视为择业首选。　　

二，落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效益第一”原则的主要依靠力量。企业当然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前提条件是要有社会责任感，更不能不择手段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老一辈人可能还记得，50年代初“五反”以后，偷工减料、偷税漏税、制假售假和行贿受贿等等不法行为可谓绝迹，而那时的法制远远没有今天完善。那么，这一点又是怎样做到的呢？其实很简单，当时的党和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维护他们的权益和利益；工人阶级则投桃报李，监督和制止任何不法行为的发生，哪怕可能损害个人利益，甚至危及职业安全。现在时移世易，政治上那一套失灵，行不通了。我们就要改弦易辙，在经济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的制约机制和补偿机制，使种种不法行为因有人管而难以得逞，因为这种行为将遭到出于维护自己利益考虑的广大职工群起而攻之，只有这样，社会效益第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才可能坚持。　　

三，肩负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改善宏观社会风气的重任。这付担子是会压死人的，有人敢挑吗？这些任重道远的政治社会经济事项，资产阶级及其在学术界的代理人是办不了的，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他们连想都不敢想。至于社会主义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千百万职工群众如何能够做到，怎样扭转乾坤，请看后文第四章详细分解。　　

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了问题，只能建立和使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法，在公有制经济制度范畴内，依靠劳动群众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越俎代庖不了，就像人病不能请兽医诊治一样。　　

(二)　　

国企是怎样走向歧途的　　

毛泽东在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说：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上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其主要服务对象也应当是这个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如若不然，点错鸳鸯谱，必然出问题。　　

资本主义崇尚个人主义，英雄创造历史；社会主义提倡集体主义，群众扭转乾坤。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如影随形。这种形影关系处理得好，往往心想事成功；处理得不好，那就难免遭到挫折和失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任何事业打开成功之门必备的一把钥匙。１９８○年代在中国农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正面证实了这一点；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　　

国有企业改革就像是一场球赛。奇怪的是场上只有少数几个“教练”——各类上层人士运筹帷幄，纵横驰骋，越俎代庖，包办代替；“球员”——作为企业“主人翁”的职工群众，却自始至终都在场外坐冷板凳，并且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攸关自已利害得失的胜败结局。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主体在改革中被冷落一旁，其中很多人，数达几千万，莫名其妙地、当然也是无辜地承担了改革成本，受到了损害。这种后果决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大部分可以避免。如果药方对症，所谓的“ 国企病 ”就有可能防患于未然。许多国有企业的困境，往住并非原有机制存在固有弊病，可能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名不副实，企业官僚阳奉阴违所致。拨乱反正，还畸变后的机制以本来面目，才是改革之道；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另起炉灶，美其名曰“现代企业制度”，未必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东施效颦，可能适得其反。　　

例如，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曾是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果这个机构真正行使权力，它有可能集思广益，代表广大职工群众的意志，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发生的许多具体问题，影响和决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摆设，被企业官僚玩弄于股掌，从来没有发挥过应有的积极作用，至少大多数的企业情况是如此。　　

本人曾是敝厂的一名职工代表，我的代表实践可以看作是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运作的一个缩影。　　

１９８○年代，文革后的企业逐渐恢复走上正常轨道，每年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研讨企业大计，厂内各个科室和生产小组各推选一名代表参加会议。据我观察和体会，在历次企业最高机构的人选中，没有哪一位真以为会参与重大决策，从而重视大会的召开，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都不过当作例行公事，带着耳朵去聆听，然后嘴巴再准备提一些无关大局的意见而已。照例，厂长先作一番年度工作报告，回顾一年来在上级的亲切关怀下，在厂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二三四五六七，真是不容易；今后的任务，甲乙丙丁戊。我是个老职工代表，参加过多次职代会，慢慢悟出了规律，厂长报告，八股文章，基本上是这一套。８○年代后半期，厂子经营每况愈下，大势不好了，利润连年大幅度下降。原因何在？原来是市场上原材料涨价，成本提高了。言下之意，并非我厂长无能，客观因素使然。　　

同我一样，许多代表心知肚明，所谓原材料暴涨  云云，其中鬼名堂大得很。那个时候厂里“虫鼠”开始大量孽生，己是公开的秘密，但就是无人敢于捅破。我在后文将剖析其中深层次原因。代表企业领导层意见的厂长报告定了基调，从来不知“审议”为何物的职工代表们开始“学习”报告精神了。小组会上，大家纷纷表态，Ｘ厂长的报告何等好啊，真是说到我们心坎上了。一分为二，全面分析了成绩和缺点，虽然前进道路上还可能有许多困难，但在厂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克服，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捏着鼻子哄眼睛，自欺欺人，习以为常。　　

那几年间，我厂曾有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同南方某县合资在该地区办厂，对方有销售关系和渠道、我方则以技术和设备入股，并派出职工筹建。据说是瞎子背瘸子，优势互补。厂领导先斩后奏，双方协议都签了，厂长过后才向职代会通报，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情况，算是给了代表们的一个大面子。据我理解，此事应当先提出草案，在代表会上大家充分讨论，多数同意后才能生效。省略了这一程序，不仅错误，而且非法，但无人异议和追究。另一项是为了开发新产品，花巨资从国外进口一台双面印花机，也没有征求职工代表意见，更未经过可行性研究，直至机器运到厂后，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先前都蒙在了鼓里。这两个新项目都是个别或少数几个厂领导成员拍脑袋决定的，后来皆以失败告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尽管失误频仍，厂况一年不如一年，但在上级主管官僚心目中，本厂一切均是按常规办事，保持了稳定局面，应予嘉奖。于是急匆匆地赶上末班车，1990年授予敝厂“省先进企业”称号，厂长也戴上“十佳厂长”桂冠。未过两年，工厂经营难以为继，终于熄火停工。“十佳”呆不下去了，屁股一拍溜走。　　

我厂职工代表大会除文革期间中断外，几十年来运行方式少有变化。全国数以万计国有企业此类“最高权力机构”内容可能都差不多，大同小异。也许有的厂家束之高阁，连每年一次走过场的麻烦也免了。过去的实践表明，它并未起到应有的有利于企业生产和发展的作用。那么改掉算了？绝对不能！　　

职工代表大会是反映职工诉求、集中群众智慧和发扬企业民主的戴体，没有这个戴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体的长处如何生效？国有企业改革方方面面很多，职代会机制显然应当是主要方面之一。是改革，而不是改掉。以董事会取而代之，那样，主体利益的服务对象就完全变了。改革的思路和举措，首先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阶级性，即如何为无产阶级即劳动阶级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服好务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调动他们的劳动与工作热情，激励其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为振兴国有企业提供了可靠的根本保障。因此，我认为职代会的正确改革方向应当是促其脱胎换骨，机制推陈出新，落实其权力，改善其运作，强化其功能。二十多年来几轮国有企业改革立场和思路偏偏相反。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倚重于所谓“精英”人物，以给予企业自主权的名义，厂矿少数领导者，特别是厂长的权力大为加强，利益也相应增长，而企业各阶层成员，从一般干部到普通工人的权益则凉在一边，不予重视，反而大大弱化。红花没有绿叶扶，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在过去的年代里，官方媒体频频捧出一些企业界风云人物，渲染其传奇故事。在他们的领导经营下，一个个企业奇迹般起死回生，转衰为盛。中国国有企业似乎只要多出几个此类英雄，便可走出困境，振兴在望。可惜其中绝大多数人好景不长，昙花一现，便消声匿迹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离开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配合、扶持和参与，个别“精英”人物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以我厂那位厂长的上述两项决策为例，应当说是有的放矢，针对当时企业出现销售困难，开拓新的渠道，开发新的产品而采取的正确举措。但是，厂长没有三头六臂，他的设想的成功实现还有赖于其属下人群的努力。　　

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调整厂内各层次人员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向责重绩优者倾斜，纠正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拄帅”极左思潮影响下平均主义“大锅饭”弊端，乃是改革应有之义。绩效面前，企业中的所有成员应当机会均等，不以身份地位论英雄。并且最好实行渐进原则，不要急于一步到位，使人们有一段转变观念的适应过程，避免心理失衡。性急吃不了热汤圆。企业法人，一厂之长，其对企业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享受较高薪酬理所当然，但需适度，并得到职工群众的理解和认同。在企业改革的舞台上，聚光灯的焦柱自始至终定格在“企业家”头上，给光圈外的众多配角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和感觉：“老板”将得到企业成果中的主要部分，而与自己的利害关系不大。为他人作嫁衣裳，值得十分卖力吗？独角戏唱不好，也唱不长。这就是我厂厂长两大决策项目先后失败的原因。与人合资建厂没有哪一位干部认真地具体负责，双面印花机也因工人们不愿潜心钻研而生产不出合格产品。　　

任何一种社会事物的后果之前都有着长期积累的过程，今天的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它的相对于私有和外资企业的整体劣势，也非一日之过，而是历史上各种主客观的负面因素造成的。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实行过程中产生的偏差和错误，曾经讳疾忌医，痛失整治与矫正良机，结果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小病拖成大病；现在又有人拾外国资产阶级之牙慧，鹦鹉学舌，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认为无药可救，只能卖光，改光。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过是一名出世不久的新生儿，来日方长，我们民族的未来，能否在世界上强手如林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上章所述，只能依靠他的健康成长。害了一场大病，就要置之于死地，有这种道理吗？老粗认为，某些学富五车的人士还没有搞清楚中国“国企病”的根源呢，盲人摸象，乱开方子，病人倒是有被整死的现实可能。怎样调教好国有企业这个社会主义新生儿？首先，必须深入地摸清它以往的“病源”，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另辟蹊径，重整旗鼓。　　

解放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有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一部分是没收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一部分是国家投资的新建厂矿。那时这些厂家几乎家家都是生机勃勃，基建或生产捷报频传，没有听说哪一家债台高筑，嗷嗷待哺，经营不下去了。中国国有企业当时这一现实表现，海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可能难以理解，但是决无理由嘲讽和贬谪。据报刊上有文章引用资料介绍说，按照国际标准，资产负债率一般不得超过60％。我不知道中国国有企业那时是多少，但可以肯定大大低于这个比例。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却越来越恶化，许多厂家生产经营难以为继。1997－98年度，报载资产负债率飙升至80％，大量企业己资不抵债。几十年前和以后，两种形势宛若天壤之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学术界人士的基本共识，都将国有企业现在所处于的劣势地位归咎于其制度固有的弊端。但我根据实践经验恐怕还有商榷的余地，因为国企曾经有过景气指数令人羡慕的日子，这又怎么解释？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可能从书本上找到答案的，必须从实践出发去探索。　　

中国国有企业的盛衰变化是有规律可寻的，其动因既有外因，即政策，也有内因，即机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我认为主因在于政策，而不是机制，更不能将罪责完全算在机制的头上。这是一起“冤案”，尽管世界上政治社会经济学界人士众口一词，全都这样认为，老粗也要为之鸣冤翻案。我认为如果政策正确，有缺陷的机制也可能向促进生产力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说旧机制敝帚自珍，不要动了，它当然也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那另当别论。　　

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认识来源于我几十年来的企业基层工作实践。从一滴水中可以窥见大海的影子，我经历的工作实践也能够看出中国国有企业在其间的变化轨迹。宏观层面是由无数类似的微观细节形成的。不要轻视企业实践中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今天，中国经济学界最时尚的一个名词是“制度创新”。有人怀疑其正确性吗？绝对没有，因为这是学界所有人的共识，毫无疑问的“科学”论断。中国经济学家中，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在这一点上观点殊途同归，没有分歧，喊的都是这个口号，竞比谁的调门更高。两派的不同点似乎只是对这个“新”的内容还不十分一致。我早就是一个独立孤行的“持不同政见者”了，后来总想改邪归正，趋炎附势，少得罪一些人，特别是权势者。奈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是嗜好同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唱反调。这不，又要与别人打笔墨官司了。　　

中国学术理论界这种没有争论的寂静，舆论一律，实在可怕，决非什么好事。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没有人愿意充当“魔鬼的辩护士”这种不合潮流的反派危险角色，没有对立面，“官司”打不起来。幸亏现在政治比较开明，暂无因学术上不同于官方政策的意见而被“专政”之虞。我倒要钻空子逆潮流而动，看能否在经济学术界掀起一股波浪。　　

我认为国有企业制度现阶段第一步迫切地需要的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复旧，在复旧基础上再创新。这一惊世骇俗的荒谬绝伦之谈，除了我这个“无知者无畏”的大老粗，中国大概没有第二个人敢说出口。这一怪论实在太出格了，一定会使具有一般常识的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喻，甚至可能笑掉大牙。其实，我也是被形势所迫，挺而走险，“制度创新” 喊了多少年，现在“创”出来了吗？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模式依样画葫芦，怎么还没有画成功呢？据我观察研究，依现在这种思路发展下去，恐怕一百年也建立不起来。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撞死南墙不回头，何妨换个立场另类思维，反其道而行之，试一试呢？　　

人们不要以为凡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理喻的事物都是错误的。曾从传媒上看到过两个故事，引述如下：　　

一，1960年代，我国试验一种新型导弹，试射多次，都是半途坠落，到达不了目的地。原因很清楚，燃料动力不足。因限于弹体容积，加注燃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人们一时困守于传统思维中而束手无策。这时候，有一位刚大学毕业分配不久的“小字辈” 青年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既然不能加注，那就按照一定比例，适量减少燃料。这一另类思维很自然地遭到大家的质疑和反对，因为悖于常理。此事后来反映到导弹设计主持人钱学森那里，这位科学大师反而很欣赏这一创见，从为可以一试，结果试验终于成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认为“有效即真理”，翻译成中国现在流行的说法，好像是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认为一种无效的、也是损害企业劳动群众利益的“创新制度”是真理吗？至少，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不应当成为“真理”。一种有效的实践，不论多么悖于常理，准确地说，是悖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常理，它也终将成为真理，社会主义的真理。　　

二，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中，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对中美双方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一仗打下来，以中方的胜利而结束。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因为根据“科学”的电脑演示，中国人必败无疑。成万吨弹药向对方阵地倾泻，靠吃炒米和着冷水维持生命的志愿军竟巍然不动，打退无数次进攻； 而中国人打来的炮弹仅及自己的六分之一，“联合国军”就招架不住了。据网上介绍，1980年代，当年美方主将范佛里特专程到中方军长秦基伟家乡访问，想弄清楚对手究竟是何方怪侠，自己竟不可思议和难以理喻地败于一个经过长征的中国土包子手下。结果，他除了看到当地牧童悠闲地骑在牛背上的一片原始田园风光，还是没有找到答案。这位美国西点军校高材生，著名军事家，只要他跳不出传统军事教育的“科学”理论的窠臼，不理解一个积弱百年、受尽屈辱的国家的人民站起来后奋发图强的切身实践感受，就不可能找到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振兴，也将是那些陷于资本主义 “科学” 的经济理论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的中国经济学家们 “创新” 所无法做到的，不论他们多么博学和有才能。　　

“国企病”从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上，己被众多 学者 论定为不治之症，无药可救，把国有企业贬得一文不值，像化掉了的“冰棍”那样。但我在早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践中，却被师傅以他亲身经历告知，此“病”不论多么严重，其实容易治疗，而且可以在最短期限，例如一两年内彻底根除。我的师傅是位半文盲，小组会上，一句大道理都讲不出来，像茶壶里的汤圆，常常有话只能憋在心里。当年，他称我这个小学肄业生为“秀才”，当然不可能懂得什么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理论。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社会标准，思想绝对谈不上先进。这位老工人，向我谈起厂里过去发生的奇闻轶事，却能兴趣盎然，滔滔不绝。私下的家常话，谈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毫无 “忆苦思甜”政治说教的意味。他谈的那些没有半点儿水分的事实，就是我今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海内外经济学术界一致认定的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的 “世界共识” 的本钱。这个“本钱”，学术界的朋友们有吗？　　

在我的一生工作实践中，值得怀念的美妙时光虽很短暂，但却是我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矢志不渝的根由。我主张国有企业制度复旧，源于我有着浓厚而未能断舍的怀旧情操。老粗不擅长理论，还是多谈些自己工作实践中的经历和见闻吧。　　

1956年，我进入武汉印染厂工作，进厂不久，即被派往本市汉口宗关水厂代为专业培训，学习期限一年。这是一家国有老厂，历史悠久，从解放前国民党官办，转到人民手中。据我师傅介绍，该厂在旧时代的经营情况，非亲历其境者是难以想像的。厂长后台很硬，是个流氓作风非常严重的家伙，整天不务正业，却爱惹是生非。只要听说厂里有工人在外面打架，打蠃了夸奖，打输了要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怂恿其再去打，直到占了上风为止。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惹恼了国民党宪兵队，对方兴师问罪，机关枪架到了厂大门口。全厂职工吓得魂飞魄散。他却颇有久经沙场的大将风度，镇定自若，安慰众人，大家不要怕，老子要他们一小时内乖乖地撒走。随即拿起电话通到市政府，限令照办，否则将全市停水！市长大人闻讯，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派员坐车赶往出事地点，代肇事者向国民党丘八老爷赔罪认错，好话说尽，才化解了这次险情。玩的就是心跳。事后，这位流氓厂长声名大噪，出尽风头，洋洋自得。　　

上梁不正下梁歪，工厂管理也是出奇的糟。以我学习的两个部门——澄清池和沙滤池为例。旧时，每个部门有3人值班，1个正工，1个副工，1个清洁工。每值夜班，各池除留下1人，其他4人则在车间里围桌而坐，通宵鏖战打麻将，天天如此，习以为常。生产中从不讲究成本核算，相反，还要最大限度地浪费原材料，以便从供应商那里多拿取回扣。　　

请问，这家厂当年患的“国企病”症状的深度和重度，我们现在哪家厂比得上？真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了。可是，解放后仅仅一、两年间，如此严重的顽症竟不治而愈，彻底根除了。你知道这一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吗？其实很简单，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诚心感动了劳动群众，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　　

这家国有企业还没有变成“冰棍”消失，人们不妨去核实一下，看我是否在虚构故事。此厂供应汉口全市当时上百万人口生活与生产用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共产党来了，他们先忙什么呢？不是像现在党的不肖子孙那样，乞灵于对职工搞管卡压，实行资本主义式的什么“科学管理”；而是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维护与提高群众的权益着手。 “铁饭碗”、8小时工作制、周日带薪休假、免费医疗、年老退休有保障等一系列惠工政策出台，并很快落实。但对这家厂来说，经济上的好处并不是主要的，因为他们原来就与众不同，福利待遇非常优厚，生老病死，厂里几乎全包了。使该厂职工感动的是政治上的翻身。　　

从宏观上看，抗美援朝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而在以前，“东亚病夫”的遗传基因，人人有份。师傅们感叹，他妈的活着都感觉窝囊。社会风气更是焕然一新，各项事业蓬勃向上，使人心情愉快，对前途充满憧憬。我在该厂的一年学习期间，没有开过厂大会。每周倒是有一次小组生活会。会上主要内容是读报上的时事新闻，当年，可以说这是师傅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家听后再各抒已见地讨论，那种认真劲儿，我至今印象深刻。老师傅们原来大多是文盲，前几年扫盲学习，才认得几个字。我是被他们推崇的“小秀才”，当仁不让，由我来读。有一次，报上准确内容记不清了，好像是同某国又发生了冲突。读后，小组中唯一党员站起来说，帝国主义又想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大家一定要努力工作，回击他们的挑衅。师傅们个个神色凝重，情绪激动地讨论。我当时大惑不解，一条新闻竟会引起如此反应。后来才知道，这家厂在10多年前的抗战沦陷期间，遭到过日本占领军的管制。厂里有个日本管工头非常凶狠，随身带着一条皮鞭，看着谁不顺眼就抽过去，打人是他的家常便饭。师傅们都受过皮肉之苦，见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战战兢兢，深切地体会过当亡国奴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而现在呢，平时不但没有人来管，即使在工作中出了差错，同事们也会热心地帮助查找原因，积极地设法改正，而不会像解放前那样，遭到上司的训斥了。良好的企业主人翁感觉油然而生。新旧社会两种天，他们能不感动吗？干劲因而倍增。　　

从微观上看，表面似乎无为而治，其实不然。直到1956年，我在该厂学习时，都没有听说有外来的革命干部进厂当领导，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个别。厂长见过一面，原是厂里的一位老职员，业务上是个内行。那么怎样体现党的领导，政府的政策又是如何落实的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扬企业主人翁的民主精神。工会、党组织、团组织相继成立，中心工作就是以职工为本，为职工群众办事。征求群众中的意见，择其适用者解决生产中的各种问题。例如，12小时改为8小时工作制，人手缺少了怎么办？挖潜解决。原来澄清池和沙滤池各班各3人，即使一年365天一天也不休息，两部门也需要12人。现在自觉不打麻将了，各班各1人即可，3班共计6人，再按排2人换人调休，也只需8人。工时缩短了，定员反而减少三分之一。各种维护正常生产秩序，并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规章制度，集思广益之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了，并且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地实行。那时，还没有1958年“大跃进”后开始泛滥的形式主义运动，增产节约并未搞得轰轰烈烈，但却实实在在地进行中。 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 。细节决定成败。　　

例如，第一章中谈到，几十年前，上海工业产品雄视全国，各种行业协会功　　

不可没。它主要的运作内容就是每周一次的聚会，持之以恒。同行间互相交流经　　

验，共同提高。现在国内行业协会又恢复了，但恢复的只是它的躯壳，而缺少灵　　

魂，这个“灵魂”就是旧时人们非常讲究的信义。行业协会功能成否的关键就在　　

于这个“细节”。　　

该厂当时增产节约的有效性则悄然地运行于交接班中。因为大家都有着良好　　

的企业主人翁感觉，所以无不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动脑筋，想办　　

法，怎样把工作搞得更好，我有一点创见告诉你，你有则告诉他。仅仅几年，到　　

了1956年我在该厂培训时，生产中各项经济指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己经达到很高水平了。我现在回忆几十年前当学徒时的往事经历，猛然惊觉，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人文管理的雏形吗？这个“旧”，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怀念和 “复”原？　　

在我的工作经历感受中，国有企业后来的运作机制越 “新” 越糟糕，比较起来，还是旧的好。所以，我宁愿成为不可救药的“复旧派”，也不愿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创新派”人士为伍。旧机制 （这个“旧” 指的是建国初期的旧，而非后来发生畸变后的旧 ）还有浓厚的人情味，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以职工为本，实行管理的最高层次——人文管理的基础。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创新派” 向往和模仿设计的资本主义企业“科学管理”模式，能与之相比吗？　　

复杂的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先要搞明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后来因何　　

衰落，许多厂是怎样一步步逐渐患上中国自近代清末洋务运动开展以来一直流行　　

的顽症——“国企病”的。其实，国有企业因政策失误，病毒和隐患早己存在，终于形成传染病而大规模爆发，乃是其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列位看官，你们想知道当代版的“国企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本节将具体而微地实例分析介绍。庸医们对此病的根源茫然无知，却乱开药方，岂有不置之于死地之理！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功绩” 在于，根据他们的学术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引爆了这颗定时炸弹。如今又有一颗新生的、更大的定时炸弹埋在了中国的土地上。这一次倒是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和认识了，但都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釜底抽薪，才能够根除这个祸害。执政者现在采取的补救政策措施，充其量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己。　　

有比较才能鉴别。我在该厂培训学习时的情况，当初认为是很寻常的事，后来在工作中却越来越难以遇到了。最显著的变化，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先后竟有天壤之别。而这种变化的根源则在于职工群众有无企业主人翁的思想意识和自我感觉。例如，这家厂的职工当时都是自觉劳动，不用上级管理，根本没有几十年后时兴的“查岗”一说。我的几个师傅，他们一上班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认真地巡回检查，只有在工间餐和作记录时才稍坐一会儿。优质低耗在当时的设备和技术条件下几乎做到完美无缺。同我后来接触的大多数同事比较，这些老工人的特点就是常常主动设法克服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力争上游。这些老工人倍感新中国成立后当家作主的难能可贵，恨不得国家早日富强，因而工作格外卖力。衷心欢迎外来学徒工，并且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教。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我们青年学徒工中的大多数人也很努力，不负师望，在旧社会按常规至少三年以上才能掌握的专业全套技术，我们不到一年就学会了。　　

当时，这个厂的高效良性运营，依靠的并不是严格的科学管理。人们还不知道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即使知道，也来不及建立。全厂几百名职工，管理干部寥寥无几。我在该厂培训一年期间，厂长和车间主任很少见面，因为下面生产中的具体事务用不得他们操心，工人们都恪守职责，有问题自已设法解决。师傅们有时谈起他们的领导，也由衷地钦敬，认为都是有作为有事业心的正派人，并且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对待工人根本不存在管卡压那一套，几乎是无为而治。过去该厂没有什么工作章程，只要不断水就行了，根本不考虑成本核算。制水部门只有一位技术员，专业知识水平也不高，没有能力制定可以具体操作的技术程序。这时候，工人们便空前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始摸索优质低耗的门道，根据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巡回检查法。我发现师傅们在交接班中，如果当班生产中有所心得，便会无保留地详加介绍，相互认真讨论，使法规不断完善。师傅们工作责任心的表现，同解放前真有天壤之别。我在少年当学徒时，便对“革命解放生产力”这一说法，有了具体地真切感受。　　

回顾往事，总结经验教训，我发觉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十分普遍的倾向，可谓万厂一律，少有例外。什么倾向？舍本逐末是也。中国经济学界某些鸿儒们的思想观念，认为两种市场经济制度没有“性别”之分，因而便拿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首先，依靠的主要力量和主体利益的服务对象就搞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阶级性原则。孜孜以求建立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管理科学”。这种提法本身当然完全正确，而且十分必要。“逐末”并没有错，问题是“舍本”，关键在于你将职工群众置于什么样的地位，企业主人翁，还是雇佣劳动者？只要这种企业制度是服务于资产所有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便必然是后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而，我们便不难理解，改革了这么多年，时至今日，为什么经济总是擅长于粗放型、外延式低水平重复地增长，而创新和攀高能力则严重不足。一个没有企业主人翁感觉的劳动者，在“管理科学”的制度中，遵照上级指令，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不在话下；但若要他萌发和激励主观能动创造性，那是奢望了。　　

类似舍本逐末的经验教训还有法律。法律制定得越严密越好，这是常理。但若是严重的社会矛盾根源不去设法消除，不论多么严密的法律也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历史上，汉高祖刘邦攻破秦王朝都城，“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就十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便使天下大治；到了汉末律法汗牛充栋，“法网严密”，却闹得天下大乱。现在的法律比起几十年前的解放初期不知要完善多少倍，但治安状况比得上那时吗　　

半个世纪前，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在它的初期，因为千百万职工群众空前地体验到当家作主的企业主人翁感觉，而且职业和切身经济利益有了可靠保障，工作条件也依法大为改善(工时缩短即是一例)，从而激发出高昂的劳动热情，干劲从来没有过那么大。企业朝气蓬勃，欣欣向荣。那时候海内外有人对它鄙夷不屑吗？没有，可能只有人对它不解，或者称羡。后来因何形势逆转，不再茁壮成长，反而未老先衰，甚至百病缠身，弱不禁风？这就需要我们从根源上探查一番了，然后才谈得上对症下药。国有企业改革之前，经济理论界没有人对它致“病”的原因总结过经验教训，本土基层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浮在上面在外国抽象的经济理论中寻找现成的答案，驴唇不对马嘴。在不明企业基层面实际情况下胡乱开方，终于使改革脱离正规，引向私有化的歧途。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先查病情，后开药方。让我们回顾往事，正本清源，先把中国“国企病”的病因找出来，辩证施治，祛腐图新。　　

1956年私营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扩张的开端。回过头反思，这一划时代重大政策行动无疑于急躁冒进。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当年的中国民族私营工商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呢？可以说是在历史上第二个发展机遇期内，(第一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期间)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将压制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帝国主义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特权势力赶跑和消灭了，民企的生产力还正在发挥之中，而且空间巨大。这时候以“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取而代之，显然为时尚早，操之过急。我现在分析，有两大因素推动了这一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进程：　　

一，主观上的因素。当时中央领导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派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没有人阻挡得住在他们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冲动。毛泽东破除常规，大跨度超越历史阶段前进，凡是跟不上他这位巨人步伐的人，都被斥之为“小脚女人”，谁愿当此丑名呀？于是，社会上许多人也犯了左派幼稚病，头脑热昏，以为只要大家跑得快，便会早日到达共产主义天堂目的地。　　

二，客观上的因素。当时战争结束，和平时期面临大量革命有功之臣复员安置问题。湖北藉老红军团长方和明主动申请解甲归田回老家当农民，一时传为美谈，但那是个例，不会有很多人效仿。国营企事业单位容量有限。如果学外国那样，每人发放一笔可观的退伍金，自谋出路，也行不通，因为财政负担不起。当时惟一可行之道，只有在社会上大量的私营企业身上打主意，解决这一大批人的转业问题。压力之下，仓促应对。公私合营之后，实际上原私营业主及其主要代理人，如原厂长等，都靠边站了，而以上头党政部门派去的公方代表，即转业革干们取而代之，鸠占鹊巢，从此开了外行领导内行之先河，是在经济企业界。　　

可见，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在其诞生之初，便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我居住地附近破产的那四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原来都是由私企“合营”后变化而来。现在的问题是，严重不足月的“早产儿”既然己经生下来了，怎么办呢？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止发展生产力几十年的中国私有企业显然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我指的主要是高端产品领域。“早产儿”何去何从？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派的主张是把它重新塞回娘胎里去，这不是笑话，而是正在一本正经地推行的现实。我认为“早产儿”尽管整体而言孱弱不堪，其实大可不必悲观，如果好好调教，前途未可限量呢。首先，需要查请它的深层次的致病根源，望闻问切，具体而微。　　

其实，对于¨“早产儿”——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先天不足”的负面影响还很有限，“后天失调”才是致命的大问题，而这又是因为政策失误。我还记得，1956年-——1957年，即我进厂工作的头两年，合营后比前虽然领导层换了人，但表面上也看不出什么大的变化，生产经营秩序一如往常。人们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正常的劳动纪律。个别懒汉在这种大环境制约下，也很难耍滑，触犯众怒。人们尽管工资收入不见得比过去多，有一部分人可能还有所减少，但心情普遍舒畅，也少有费解之事，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企盼。“革命向前进，加强纪律性，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类口号也易于为劳动群众理解和接受。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开始显现。例如我所在行业，以青岛一名青年女工命名的“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迅速推广，成为全行业的共同财富。解放仅仅几年，国家面貌焕然一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种丑恶现象，如嫖娼、赌博、吸毒、造假、诈骗、黑道和腐败等等一扫而光。社会风气蒸蒸日上，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广播里每天高唱振奋人心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歌曲，报纸上主要版面登载的多是各行各业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工人阶级地位空前地大大提高，只要是其中一分子莫不感到自豪。劳动者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主观能动性自然而然地争先恐后地发挥出来了，国有企业早产，换了外行领导，开始时并未影响这种形势的发展。　　

1958年“大跃进”，形势才发生逆转，问题出在严重损害劳动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的错误政策上。外行领导接手经营企业，起初还谨慎小心，萧规曹随，依靠职工群众在老轨道上行事，也不容易出大纰漏。“大跃进”破除“清规戒律”就乱套了。革命功臣们转战工业战线，上阵指挥不久打了一次大败仗。　　

资本家经营企业，讲究成本核算，不会多养一个冗员。公方代表领导工厂，效益观念淡薄，热衷于扩充兵马。我所在印染厂上海私营时职工两三百人，公私合营内迁武汉后，大车间主要生产设备如烧毛、煮炼、漂洗、开轧、丝光、染色和印花等，全都是原有老机器，但人员己经膨胀到近千人。级别也由“总支”升为“党委”。管辖下的人马越多，官衔越大。因为受到计划定编制约，扩充冲动才不得不适可而止，还不能欲所欲为，　　

“大跃进”后，全国大大小小厂矿无不雄心勃发，大展宏图，争先恐后地大量招工。例如我厂当年一下子又涌进来大约上千人，职工倍增。大炼钢铁，大办子厂，充实到“企业办社会”各部门，在这些原本与企业生产无关方面新投入的人工、原料和能源，并未能相应地多产出，效益更无从谈起。农村的情况更糟。各地都是像这样不计成本地瞎指挥、乱折腾，结果反映在市场上就是除凭票计划供应的有限品种的生活物资外，物价涨势惊人。人们工资冻结，有的甚至不升反降。我于1956年参加工作，当年适逢全国调整工资，月薪是30元，单身节省点用，尚觉宽裕。1958年进厂的学徒工只有18元，他们就捉襟见肘，入难敷出了。　　

整个国家高烧100度，“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论调高唱入云，作为政策，强制推行。为了完成某项任务，不发加班费，要求你12小时、24小时、甚至36小时苦干。“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分配指导方针据说也过时了，被官方自我否定。可能像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我厂书记在大会上传达中央精神，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要将全部财力集中于经济建设，人们普遍关心的工资、生活方面问题只字不提，大家听后无不感到心惊，因为今后改善境遇看来无望了。我少年时在家吃闲饭，贫穷的父母从未限制过我的食量，现在倒好，自已做工赚钱了，反而要勒紧裤带。　　

“大跃进”中假话大风行，争奇斗妍，叹为观止。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方针的党报上，公然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的唯心主义论调，蓄意误导读者。可笑的是，竟然还有个别傻瓜上了当。我从小生长在城市，不辨五谷杂粮，是个农盲，浑然不知亩田多大，产量多少。有一天，时见中央某报头版头条红字大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下方标注“中稻亩产三万六千二百一十五斤”。我兴冲冲地跑到车间把这一特大喜讯大声地广而告之，不料听众却一个个捧腹大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国社会严重缺乏诚信，可能是从那时开始的吧，积习难改，延续至今。　　

报载该年度“农业空前大丰收”，言犹在耳，紧接着就闹起了大饥荒。老百姓想不通呀。领导者不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政策失误，反过来要求劳动者端正思想，予以理解。于是分片包干，各单位频繁地召开大会，打通人们的思想。本厂首任党委书记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干部，一向深受职工群众的遵敬和信任，但这时他得遵从上级指示，统一口径，不得不对下谎话连篇了。他在会上反复强调，困难主要乃是“自然灾害”造成，“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粮食定量多点少点有什么关系，多吃一点，不过是多排泄一点嘛。这种混账话说多了，职工们对他的印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很少人表露出来。人们当时认为，他可是党在本企业的代表呀。　　

思想教育解决不了饿肚子的实际问题。于是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为了缓解人们的饥饿感，发明了多种加工食物的新方法，并曾大力宣扬，向社会各界推荐。当时，在北方辽宁省黑山县大虎山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集体食堂创造出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做法，即先将苞米蒸到五分熟，然后再将半生不熟的苞米拿去磨，磨成粉状后拌水做成馍，最后再将馍蒸熟、。经试验，旧做法１斤苞米只能出馍１·５----１·７斤，而新做法１斤苞米能出２·５----２·７斤。于是，1959年5日13日，辽宁省委在当地召开推广“苞米食用增量法”经验介绍现场会。并将此先进经验上报中央。　　

这个能够“提高出饭率50%---80%，并且做出来的食品好吃、容易消化、营养价值也大为提高，‘吃饱、又节约’的苞米食用方法上的一个重大革新”的报告，立即引起中央重视。　1959年6月3日　，中发（59）520号文件将辽宁省委的报告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各地参做辽宁省的做法进行研究和试行。但人们认为这种“技术革新”无非是食品体积的膨胀和水分的增加而己，因劳民伤财而消极抵制，无果而终　　

在湖北武汉，“做饭技术革新运动”则是另一种版本。有一天，我在汉口大马路上看见一支浩浩荡荡几百人的游行队伍，最前面四个人抬着一只巨大的饭锅模型，原来是宣传“双蒸饭”的优越性。据说米煮成饭后加水再蒸一遍，增加重量，填充肠胃后可能有效地延长腹鸣的间隔时间。但不知因为传统习惯势力抵制，还是食用者的心理调整没有到位，这一新事物寿命不长，同它敲锣打鼓热闹场面形成强烈反差，昙花一现后悄然退隐。　　

后来又玩起了新把戏：“忆苦思甜”。“忘本回头”的典型人物有湖北农民刘介梅，武汉工人雷大姑。在官方的操持下现身说法，自己如何忘了旧社会的苦，对新社会现实不满，说怪话，发牢骚，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幸亏党和政府及时教育挽救，重新端正态度，悬崖勒马。执政当局原指望经过如此一番“苦甜”教育，千百万“忘本”的劳动者幡然悔悟，像“自然灾害”发生之前一样好好的干活，结果也未能奏效，不禁大失所望。社会大众因生活水平在“大跃进”后反而大跃退而引发的不满情绪反映在企业劳动纪律中，消极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并且日趋严重。　　

各地官方领导人文过饰非，欲盖弥彰的招数可能不尽相同，但可肯定无一成功。宣传、说服和教育，各种方法都用到了，也未能扭转企业中劳动纪律日益变坏的形势，既然软招不行，图穷匕现，开始来硬的了。　　

我有一个同一天进厂，分配在同一个小组的师兄弟，其父是“历史反革命”，本人工作表现不佳，便被盯上，拿他开刀，送去劳动教养。开除通告上说，处分此人是因为他严重违犯劳动纪律，屡教不改。但仅凭这一条还不够劳教条件呀，于是张冠李戴，将本小组另一名工人因睡岗造成两次责任事较，记上两次大过的处分，算在他的头上。我事后得知，这次抓人是全市统一行动，每个企业单位都有几个不好好干活的“典型”人物遭殃，杀鸡吓猴，以儆效尤。也可能是全国统一行动。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第一次针对体力劳动者的有组织的镇压行动，部分人实际上被当作专政对象，对他们开了政治高压之先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我的另一位师兄弟，1960年代三年饥荒时期肚子里缺乏油水，食欲难耐，有一天跑到厂食堂偷肉，现场被捉。当时一些人饥寒起盗心，厂里小偷小摸空前猖獗，领导非常头痛和恼火，正要抓一个典型开刀，压一压歪风邪气。他正好撞在风头上，便被送去劳动教养两年，期满后厂里拒绝接受其回厂，只得继续留在劳教农场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才重获自由。偷几斤肉，关二十年。　　

填鸭式的思想教育也应运而生，从此历久不衰。领导讲话先定调子，然后再要群众表态拥护，成为中国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方式。例如，敝厂党委书记有一次在做好粮食定量调减工作动员大会上说，多吃一点，无非是多排泄一点嘛。你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也要在小组会上讨论时随声附和，认为他这一高见是恒久不变的真理。几乎每天都有会，会上假话、空话、套话盛行。从此之后，大多数人感到会议是一种精神负担，而以前大家开会的兴趣浓厚得很呢，因为那时可以畅所欲言，表达真实思想，有一种参与企业管理的主人翁感觉。今天，欲使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振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劳动群众重新获得这种感觉。　　

劳动者拥护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这个制度的实施中能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他们若是感到自已的权益在其中受到尊重、维护和提高，并且预期前景可能更好，那么就会产生一股精神力量，积极地较好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从而转化为物质成果。1958年前人们的思想状况基本上就是如此。“大跃进”折腾使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分配政策提倡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苦日子还不知熬到何时为止，这三大负面因素加在一起，人们的心情不同程度受到消极影响，原来劳动者建立在自觉自律基础上的法纪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了。领导者为了企业的正常运行，不得不捡起旧社会私营企业通行的那套老办法，施出狠招，乞灵于“管、卡、压”。这一招压服了许多人，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反映在工作上就是敷衍塞责，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工作完美效果的思想观念则日趋淡薄。据我从学徒至退休几十年观察后认为，大多数职工的职业操守与时俱退，一代不如一代，同文化水平逐代提高竟成反比。中国国有企业于是逐渐形成一种“三低”现象：低工资、低端品、低效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运行中总是擅长于低水平重复建设，在没有竞争的计划经济物质严重短缺时代，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若欲使产品升级换代，调整经济结构则深感力不从心，举步维艰了。当年肇因于斯，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个时期官方有个流行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说白了就是整人。维持企业纪律越来越离不开高压政策了，打击面也逐渐扩大。过去的剥削阶级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无不像翻烙饼式地被整得服服帖帖，再整没有多大意思了，今后需要对付的重点对象则是某些调皮捣蛋，不服从管理的劳动者。人无完人，总有小辫子可抓。你本人历史有污点么？当心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实表现不好，冷不防头上会戴上“坏分子”帽子；家庭出身不好，思想改造可不能放松呀，否则动辄会被追究阶级根源；社会关系“复杂”，必要时向你警告一下；海外有“关系”，保卫科人员可能突然找你谈话……我的一位师傅就曾有此遭遇而烦恼不己。中国国有企业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国策，维系企业正常运转，倒是卓有成效。但物极必反，到了1966年6月，以批斗武汉一家工厂的“极右派三反分子”卢世源即鄙人为标志，达到了荒谬绝伦的最高境界。一个并无过错的普通工人，本人历史、家庭出身、现实表现、社会和海外“关系”都没有什么问题，仅仅因为向厂领导开了一个“恶作剧”式的玩笑，犯了他们的忌讳，竟然也免不了惨遭政治迫害。（后文补叙）阶级斗争的弦不断绷紧，终于绷断了。　　

毛泽东在1964年曾经心血来潮，在“四清”中首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在台上有权整人的人，也要被赶下台挨整了。不过那时还是由上级有领导有组织地派遣工作组进驻基层单位，自上而下地大官整小官。两年后文革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整人矛头才开始群起自下而上了。就像过去给挨整的劳动者无端扣上各类“帽子”一样，当时指斥国有企业领导人是“走资派”也属无稽之谈。但这次“大革命”为冤冤相报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你以前整过我么？对不起，我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一出郁积于心中的怨气。“走资派”在“阶级斗争为纲”时代，难免播下怨恨的种子，现在收获苦果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人格尊严被践踏，肌体频频受折磨。一般地说，越是严厉的企业管理者，遭到的报复也越重。敝厂领导向来整人还算比较温和，适可而止。造反派也相应手下留情，没有过于伤害。本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可能得罪的人比较多，有些人于是联合起来将他戴上纸糊高帽子游街。我当时也头脑热昏参与了这一恶行。他过去整过我，我现在整了他，双方扯平。后来咱俩“一笑泯恩仇”了。　　

但是，有的工厂局势失控闹出了事。我居住地附近四家破产的国有企业中，最先关门的是一家中型造纸厂，大约在“破产法”出台后不久。当时全国各地众多设备简陋、技术低下的小造纸厂到处开办，纸产品市场需求旺盛，而这家相对先进的老厂却办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呢？“多行不义必自毙”，长期苛待劳动群众终于付出了破产代价。　　

1950年代某年，这家造纸厂需要一大批普通工人，基本上毋须什么技术特长，只要身体健康即可。该厂厂长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不去招当时社会上的失业者，尽管可供挑选的廉价劳动力多得很，偏要从集体性质的手工合作社去挖有一技之长的熟练工人，隔行技艺，全然无用。这批手工艺人多在3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原单位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月收入约八、九十元，用之于当时生活，衣食无忧，可能还稍有节余。他们并非自愿，不容分说被调进这家造纸厂，一律定为二级工，月薪35·8角。此举立即引起这些人的惊恐，无不愤然要求回社，原单位正愁减人后忙不过来，表示同意接纳。这位整人有瘾的厂长跑到调出单位，警告该社领导人：我们是公有制企业，你们是集体企业，同意他们返回便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绝人生路，阴谋得逞。　　

这一大批人从此陷于生活困境，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入不敷出，度日艰难。他们“创作”了一首顺口溜：　　

三十五块八，要养婆娘伢；　　

上餐吃白菜，晚饭啃豆芽。　　

有的工人家庭，妻子因无法安排生活要求离婚，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原来自食其力敬业乐群的手工艺人，进了这家造纸厂后，开始了人生苦难之旅，一个个整天愁眉苦脸。他们之中如果有人半夜笑醒，一定是梦见一场大火将工厂烧得精光。1969年的一天夏夜，该厂就发生一场大火，损失惨重。听说后来并未查出原因，不了了之。1963年全国工资调整，按当时国家规定，低级别工资者普升一级，可怜得很，也只有七、八元钱，但毕竟可使紧紧巴巴的日子松一口气，犹如久旱下了一场毛毛雨，聊补一二。这个恶毒的厂长又使出狠招，部分工人只加半级。有一人前去询问，他回答说，根据你的工作表现，一级不够格，半级还勉强呢，气得疑问者差点心肌梗塞。　　

文革动乱为某些长期受压而心怀不满者提供了反攻倒算的机会。既然“造反”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时尚，瘸子拜年，就是一歪。有的人利用来发泄郁积己久的私忿。就像“黑五类”等“阶级异已分子”都有“罪恶”一样，“当权派”也都被认为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必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彼此在劫难逃。你以前整我随心所欲，我现在斗你同样不需要什么正当理由。法律荡然无存的社会形势下，往年播下仇恨的种子，开始收获恶果了。　　

“你也有今天！”那家造纸厂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据该厂一位知情人说，工作表现加一级不够格，半级还勉强的那个工人首先上台揭发，往日的“当权派”厂长则一反常态垂头丧气地呆立一旁，战战兢兢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揭发者话还没有说上几句，就一巴掌扇过去，“老子一级够不够格？！”　　

大会主持人也控制不住。接着，悲愤的工人离题万里，置“反动路线”于不顾，痛诉“三十五块八”给自己家庭带来的不幸，真是声声泪，句句血。这一下子台下人群炸了锅，引起共鸣，纷纷吼叫着涌上台，你一拳，我一脚将厂长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差一点丢了命。大家都是极左路线下的受害者，一先一后而己。　　

我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本厂私营时代原资方比较善待职工，因而，在这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大革命中，资方代理人——一位副厂长便没有人去为难他。政策照顾这位副厂长住房相对宽裕。一个工人趁混乱之机挤占了他的一间住房，立即引起公愤，厂革命委员会也勒令其退还。据我的一位上海师傅讲，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老板也是毫发未损。可见，恶有恶报，善呢，也有善报。　　

国有企业领导者在文革中的遭遇可谓触目惊心，程度不同地都受到了冲击，没有吃过苦头的人恐怕很少。因而心有余悸，普遍消极地吸取了教训。　　

文革前的企业管理作用一分为二，正负兼有。它一方面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因而伤害了不少无辜的人，为后来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埋下了祸根；但另方面，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秩序来说，其严肃性也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那时候，每个干部头上都有一道“紧箍咒”，大家循规蹈矩，没人敢于胡来。人们尽管谨小慎微，仍然可能稍不注意而犯错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例如，本厂保卫科长就曾因一件小事而倒了大霉。厂里有一位华侨职工，1960年代初，其父千里迢迢从海外前来探亲，因科长对该职工曾经有所关照，老华侨为表示谢意送给科长两条香烟和当时还比较稀罕的几件小塑料生活用品。科长再三推辞，后因盛情难却只得收下，随即将烟上交厂部，小塑料玩意觉得新奇，估计也值不几个钱便留下自用，没料到贪此小便宜而闯下大祸。被人告发，上纲上线，从此写不完的检查，挨不尽的批判。“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同资产阶级打得火热”，“利诱面前，思想防线失守”，“作为国家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等等，不一而足。事隔几年，余波未止，适逢全国普调工资，别人都加了一级，惟独将他这个犯了错误的科长涮了下来，还是姑念初犯，从轻发落。如果这个污点记上了档案，那就够他一辈子受用了。这种对干部的严厉约束，虽然不近人情，但也有一大好处，就是防微杜渐。那个时代，中国国有企业干部的廉洁度可谓空前绝后，叹为观止，在世界上都可列为榜首。文革后就今非昔比了，违法乱纪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大都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文革动乱导致企业管理失控，劳动纪律日益松弛。以前很少、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各种形式的消极怠工现象，越来越频繁和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以我厂为例，有的人工作时间游手好闲，不愿干活；有的人串岗谈天，经久不止；有的人工间餐耗时一、两个钟头，远远超过规定时间；有的人夜班机台暂停时，忙着找地方睡觉，东倒西歪形成车间一景，而在此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更有胆大妄为者竟置工作于不顾，凑角躲在隐蔽角落里打麻将玩乐。我也曾在一段时间随波逐流，堕落成一名惯犯，后来被人举报而东窗事发，罚款十元。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处理，连我这个违法乱纪人都不好意思，感觉太轻了。　　

国有企业中这类消极现象相当严重而普遍，中央领导岂有不知之理？所以动乱结束后大力整顿，但进行多年收效甚微，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0年代中期以前，工矿企业保持着较为正常的的纪律秩序，但维系这种秩序前后两个阶段的基础却根本性地大不相同。前一个阶段起始于解放后到“一五”计划期间，那时，劳动者绝大多数对自已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大体满意，不少人还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因而工作主动性很高，遵守纪律也主要依靠自觉；后一个阶段从58年“大跃进”至文革前夕，高压政策大行其道，暂时稳住了企业赖以正常生产经营的阵脚。整顿政策是需要人去具体执行的。当企业领导者们被“大革命”冲击得丧魂失魄之后，心有余悸，看破红尘，还有多少人愿意和敢于铁腕治厂？而所谓“拨乱反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过是欲恢复后一个阶段、而不是前一个阶段的企业情势，当然也要遭到劳动群众的反感而予以消极的无形抵制。上下两个因素一会合，整顿效果好得起来吗？因而大多劳而无功了。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现代工业企业不同于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前者需要联合活动，而且互相依赖。大工业生产各个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这个时候，个人的意志总是表示服从，以使生产活动继续下去，也就是说，问题要靠权威来解决。实施这一权威行为的有时是一个代表，也可能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他举例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显然，他指的这个人就是船长。　　

每家企业就像是一艘航行在波诡云谲的市场汪洋大海上的船。如果发生问题，或是危险关头，权威失灵，员工们不听指挥，阳奉阴违，自行其是，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　　

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惨遭文革破坏而缺失的“权威”问题。权威后面有着一种强制力的支撑，自不待言。它的属性则因社会历史时期的变迁而转化。在具有法律保障的时代的私有制企业，起作用的是资本权威，后来公私合营国有化了，就变成了资历权威　　

当年接手管理企业的领导者，外行居多，一般人的学历和文化水平并不高，专业知识恐怕还谈不上。他们凭什么发号施令，而且能使职工群众听从？因为这班人具有革命历史背景。那时候，有的企业被他们搞得半死不活，但也有的干得很不错，不管什么样，生产经营一直在继续着。后来什么原因许多企业闹得资不抵债，难以为继了？关键就在于权威的存在与否。那些破产企业的领导者，要么腐败，要么有权无威，出现了权威真空。不少企业私有化改制以后，转瞬之间就活了，十之八九，乃是因为资本权威填补了资历权威缺失后的真空，纠正了实际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管理有效了。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归功于什么“新机制”，那是胡扯。　　

权威，对于企业——不论私有制企业，还是公有制企业，只要是现代化生产过程复杂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保障要素，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镇厂之宝。资历权威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缺失之后，便不可能再现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特有的产物。人们偏偏忽视了这个首要问题，而把关注的重点引向其它方面，在放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和转轨建制等次要问题上做文章，主次不分，轻重倒置，为避免国企“多米诺骨牌效应”大规模倒下痛失时机。权威是否存在情况大不一样，如果有，办事如臂使指，得心应手，比较容易成功；如没有，则阻力重重，遇到风浪就会乱套，走向衰亡。　　

中国国有企业走到了十字路口。转身回走，恢复旧时的资本权威，诚然可以收到立竿见影之效果，但这种政策显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阶级性相悖，不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为本阶级服务的另一种属性的权威取而代之，那么以后的日子就只能永远听任自己的利益被资产阶级控制和摆布了。但在以前，即在1958年“大跃进”后至今这段时期，国有企业职工中的大多数人其实也是被企业官僚所控制和摆布，这种日子也少有人羡慕和留恋。这就是为什么面对私有化改制，国企职工并没有因为自已“企业主人翁”身份的消失而情绪激动，普遍漠然视之的根本原因。被官僚领导，还是私人老板“管理”，感受会有什么不同吗？可能半斤八两，还是听天由命吧。若是遇上好东家，例如像本厂原私营业主，有人还会喜出望外呢。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深入人心，劳动群众恐怕已经不会满足于被雇佣地位了，不论有的私企的境况可能多么的美妙。我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让我们披荆斩棘，探索前进，去寻找符合劳动阶级利益的新权威属性吧。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厂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的过程中，曾经有一次失之交臂的机遇，这个故事讲出来，也许对我们的探索有一种启示作用。　　

我厂在文革后期同全国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后来“进化”为腐败的不正之风开始盛行。部分干部以权谋私，贪些小便宜。有一位劳动人事科干部，人们传说他捞饱了。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人可能都知道，人事调动这个行当可谓是个“肥缺”——如果你想“捞”的话。解决夫妻分离和子女就业等等问题都有求于他。有的求人者为表示感谢，或者觉得对其物资刺激的话，办成功的几率可能大一些，便送去一些礼物，如烟酒、鱼肉之类，如此而己。厂里有一个自称“反潮流”的勇士还抱着老皇历不放，眼里容不得一丝污点，想要刹住这股歪风邪气，便拿那个“人贩子”——这是当时大字报批判者对被批判者起的绰号——开刀，罗列一些事实，试图绳之以法。但是厂领导今非昔比，他们自已也想借助“人贩子”打前锋探路，把水搅浑哩，因而不予支持，无果而终。　　

1980年代初，老领导即将退休，这时上级来人声称，人事制度实行改革，民主选举厂长，不划框框，谁得票多谁当选。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们对以权谋私深恶痛绝，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看出发展下去的危害性，本厂亟须一位权威人物铁腕治厂，刹住这股风气，以免小洞不治，大洞溃堤。那个“反潮流”人物是个不怕得罪厂里权贵的家伙，这一点难能可贵，正好派上用场。他原是部队一营级干部，复员后又回厂的工人党员，正值壮年，文革前高中毕业。当时，有好事者作“民意调查测验”，问每个人：“你将选谁？”据说主要生产车间工人几乎都准备投他的票。这关头有的老领导却慌了神，担心退休后将失去某些既得利益，比方说，私人用途的一些费用，这位未来的新厂长肯定不会签字，那就不能报销了；厂里淘汰下来的大有油水可捞的旧设备对外出售，也不会由自己经手了，等等。于是借口“知识化”，量人定制，规定厂长候选人学历不能低于大专，从而将那个在厂里蛊惑群众闹事，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黑脸”排除在外。后来的“民主选举”便走了样，挑选一个听话的青年工人接任厂领导职位，因无威信，压不住阵脚，干了不久便下台外调。领导人事制度改革因既得利益者从中作梗而流产夭折了。于是只得重走老路，由上级任命，派遣一位新人来厂上任。这位新厂长好生了得：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高校，据说还是高材生，此前担任某研究研所所长职务，颇有建树；年富力强；其父原是我厂一位化学工程师，与本厂多位领导交情不错，儿子履新之前特地来厂拜访老友，请求多多关照提携。他的老朋友与老同事无不拍胸保证，你的儿子就是我的侄子，一定鼎力相助。这位新厂长集各种优势于一身，没有比他更理想的人选了，真是要学历有学历，要关系有关系，要才能有才能，要经验有经验，从小研究所所长升到大企业厂长，要干劲有干劲。但就是没有威信，既无资本权威，也无资历权威，更无民主权威。实际上没人买他的账，孤掌难鸣，陷于困局，施展不开拳脚，后来黯然下场。鄙　　

人精通麻衣神相，当年一看新厂长是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便知敝厂厄运将临也。事后诸葛亮评曰，假使当年让那个有争议的“闹事”人物掌权，本厂也许是另一种结局，不至于变成“冰棍”化掉，因为他背后有一大帮子选民撑腰，敢于碰硬，谁对工作敷衍塞责，谁要谋私违法乱纪，坚决撤换，吐故纳新！遏制住不正之风蔓延势头，使之不转化为腐败，可能挽狂澜于既倒。　　

树立一种尊重职工群众意愿，维护职工群众利益的民主权威，乃是新时期振兴国有企业必由之“纲”，其它改革措施，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总结本节文中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国有企业体制其实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变化，但其机制在不同时期则有三个显著差别：一般地说，大体上1958以前，大多数企业基本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性质，即各厂职工当家作主的雏形的“人文管理”，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夭折，没有沿着这种模式继续发展和完善下去。“大跃进”之后，由于政策失误，导致社会形势和人们思想恶化与退化，不得不畸变为“严格管理”。与原来的私有制企业“严格管理”虽然同属一个层次，但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十分强调在经济活动中，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不要指责这是“政企不分”，如果运用得法，这种工作也可能产生巨大的促进生产建设的作用。例如，杰出的政治思想工作者、著名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当年在领导大庆油田会战期间，“约法三章”规定：一，不准买卧车；二，指挥机关不准有沙发、地毯之类高档商品；三，不准为领导干部建单独宿舍。那时，整个大庆油田竟然没有一栋楼房。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艰苦奋斗为荣，广大职工的奉献精神自然就被激发出来了，从而取得了举世惊叹的伟大成就。但这种先进典型在当时也只是少数。而武汉印染厂的情况则可以代表大多数国有企业：政治思想工作虽然有些变味，但在一部分职工中仍然发挥着作用，这是原私有制企业所不可能有的。所以我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私有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的比较中，在管理层次上，同属“严格”级，都在“科学”级之下，各有其长短。后者诚然比前者有许多不足之处，最主要的是缺乏精打细算的成本观念，但优势则是其在一部分劳动者中产生与保留着一股革命进取精神，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着信仰。有，还是没有这种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回顾历史，上世纪1927——1937年间，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过所谓“黄金十年”，当时的中国民族私有工业除了低水平扩张方面可以炫耀一下之外，搞出了几项高端产品？简值乏善可陈，不值一提。如果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建国十年在那么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取得的成就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了。　　

这种精神理应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传家宝，但今天竟然己被弃之如敝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指导下的政治思想工作本身可能蕴藏着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但长时期来，在企业官僚操作下面目全非了，因而越来越失去广大劳动群众对它的信任。我再重复强调一下，我们研究问题，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历史范围之外。现在再去搞“政治挂帅”欲取得成效，则无疑于缘木求鱼了。但我们要因势利导，向那个方向发展，重新在千百万劳动者中培养这种精神，首先要使他们找回当初那种企业主人翁感觉，即复建国初期之旧，而这就要求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文管理”，也即是管理的最高层次。“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中国只有走这条路，才可能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实现和平崛起；否则，必然将沦落为万劫不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之经济附庸。

(三)　　

问题出在错误的分配政策　　

毛泽东在另一篇哲学著作《矛盾论》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是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我认为，毛泽东上述这段话是解决中国国有企业，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打开成功之门的一把钥匙。　　

国有企业的颓势，即高投入、少产出、低效益的问题由来己久，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矛盾不一而足，哪一种是主要的呢？认识依赖于实践，必须从实践中去查找。斗争在周围，起点在脚下。寻找振兴中国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我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工作与生活实践中的实例开始。　　

我大概算得是中国平头百姓中的一个“中间人物”了。我这个人参加工作后可能成长为生产上的先进分子，还是少有作为的“撞钟和尚”，就像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兴盛还是衰弱，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和摆布，而个人或企业自身主观努力的作用则住往是次要的。　　

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难以被认为取得很大成功，一个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我这个“中间人物”的感受就是如此。近年来官方媒体宣传，中国人家庭生活恩格尔系数，即饮食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已降到50%以下，整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了。我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因为中国人的肠胃适应能力可能比较独特。以我为例，刚参加工作时单身一人，后来结婚成双，加上小孩为三口之家，前后几十年间，量入为出，计划掌握，吃的费用一直控制在收入的一半左右。小孩参加工作之前，本世纪初比30多年前饮食质量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恩格尔系数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质量的提高空间还大着呢。我厂有一位周姓工人，青年到老，终身未婚，不抽烟，不讲穿，不爱玩，惟一嗜好就是饮食，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不知道克制自己的胃口。大家在食堂就餐，别人都是一盘菜，按饭量配合进食，他却与众不同，饭前一小杯廉价的散白酒，经常最少两盘，多则三盘菜。老周若是完全随心所欲，恩格尔系数在他身上百分之百恐怕都打不住，即使是现在的工资水平。周师傅退休之后，没有积蓄。同以往计划经济时代不一样，现在平均数代替不了大多数，因为社会上贫富差距巨大，改革的大部分成果被少数人分去了。　　

我从青年时代进厂工作开始，直到退休至今，街头早点摊上最普通的一碗清汤粉价格，始终在我日平均工资十几分之一线上浮动。汤粉卖一角时，我是二、三级工，月工资为40—50多元，几十年来多次提级加薪，拿到500多元了，薪涨粉高，每碗质量毫无改进的汤粉也相应地调价，卖到了一元。现在各自又相应地涨了一倍。汤粉和工资比价从来没有超过20分之一的底线。这个比价像是政策包办婚姻，成为我紧密相随、长年共处的“终身伴侣”。有生之年，还有希望将它离弃吗？我是一名普通的产业工人，无论我如何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奋斗，殚精竭虑地工作，都不可能冲破这条底线，更改变不了穷困的命运——除非走歪门邪道，干违法勾当。　　

上世纪50年代，曾看过一部意大利现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故事主人翁是一名失业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需自备一辆自行车。他妻子变卖家中一些物品，筹钱买来车子（或是从当铺赎回旧车）。有一天他在街头工作时车被偷了，之后便和儿子及朋友到处寻找，足迹遍及城市各个角落，反映了当时该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他后来终于抓获了小偷，却因没有证据讨不回自己的车子，情急之下，他也去偷别人的自行车……我当时的观感，意大利城市一般居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同我们差不多，不相上下，二三十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个西方国家己经普及了轿车，“偷自行车的人”没有了，窃贼的觊觎目标也提升了品级。而我们呢？工薪族中不少人为防自行车被偷，每天不厌其重地扛着上下楼房，这一社会现象至今仍然到处可见。近年来主要是在城市中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成了轿车一族，但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这种企望还像是洞庭湖上吹喇叭——哪里哪。据有关统计资料披露，1952——1998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7.7%，比同期意大利GDP表现只高不低，但人民生活改善速度却大大地滞后。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这不仅是儒家仁爱之心使然，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顺利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来次序搞颠倒了，甚至以牺牲人民生活质量为代价追求国家强盛，其后果必然是难以为继，因为影响所及，劳动群众工作情绪低落，致使国有企业前进乏力，社会主义经济萎靡不振，长期陷于困境。现在可能醒悟了，近年来提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等等，改弦更张，势所必然。不过，如果说这一原则方针的认识问题初步解决了的话，如何在实践中落实的方法问题还有待引起重视，研讨一番。　　

世界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牌号的社会主义，亿万劳动群众青睐与拥护马克思倡导的一种，并非因为他的主义广博而精深的内涵，而是本能地觉得这个主义的核心主张——消灭剥削、按劳分配原则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一原则主张并不会自动兑现，真正造福于大众，落实到劳动者身上还需要通过正确执政。反之，如果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能成为现实，甚至朝着不利于劳动阶级方向变化，那么，至少会在一部分受到损害的人群中产生信仰危机。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的诸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由于按劳分配原则在实施中发生了偏差的结果。这个原则过去曾经长期遭到左的压制，现在则陷于右的扭曲之中，从来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不出问题倒是有悖于常理，不可思议了。　　

主要矛盾就存在于按劳分配原则实施的拨乱反正之中。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主要、最迫切必须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抓往和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国有企业走向衰落的问题由来己久，乃是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让我现身说法，从最初第一个矛盾是怎样产生的说起。1956年，我被招聘进武汉印染厂，从而成为一名产业工人，随后即同另两位青工一起被派往一家市属自来水厂——汉口宗关水厂代为培训。当年，中央劳动部颁布了一份文件，按八级制技术标准定级，详细列明各产业工种各级别应知应会的各项内容。那时主要在青年工人中考核，考上几级是几级。中国产业界公私合营后一时间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学习技术高潮，特别是像我这样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工人，大多数都自觉地行动起来了，你追我赶，深恐落后。我所在那家代培厂在工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开办了一所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班，报名者众。但是只有几间教室，容纳不下，师资也感缺乏，不得不对人数有所限制。该厂有的女工因一时未能就读而急得嚎啕大哭。当时，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编著的<<机械工人制图>>一书，有关行业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都是自费购买，供不应求，一版再版。后来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上世纪80年初，我厂一位新厂长上任伊始，考虑到发展生产的需要，要求职工学习文化，提高技术素质。因为是在业余时间进行，人们牢骚满腹，课堂上身在曹营心在汉，黑版前教师讲得唇干舌燥，下面学员充耳不闻。90年代曾经看到一则新闻，记述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人称“车工大王”，他将自己毕生工作经验，其中不乏高招绝活，编写成书，却苦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后在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的关切与过问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得以发行。出版社为什么冷淡对之？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因为此类工业技术书籍市场行情长期低迷，少人问津，销路不佳。中国数以万计的车工没有几个人愿意掏腰包买来学，提高自己的技能。他们为什么冷落此类书籍呢？欲知答案，让我接着讲述50年前发生的一段往事。　　

该厂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也被拒之门外，无缘上学补习文化技术知识。但我并不气馁，下班后去新华书店寻找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技术书籍，勒紧裤带，从牙缝中省下几个钱，也要买书自学。废寝忘食，悬梁刺股，上天可鉴，所为何来？无非是想以后考得好成绩。皇天不负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一年培训期满，经过该厂师傅和工程技术人员严格考评，考得技术理论98分，实际操作100分，劳动态度评为甲等，如愿以偿，评为三级工。另一位师兄弟那段学习期间热衷于玩乐，理论一问三不知，得个大“鸭蛋”，机械操作出问题不及格，工作时经常脱岗，白天玩累了，夜班打瞌睡，师傅对他的评价当然好不起来，综合评分，只够一级。回厂路上，各人拿着自己的档案材料，心情大不相同：我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踌躇满志，喜形于色；他则愁眉苦脸，悔不当初，如何向厂领导交待？岂料过了几天，一位科级干部向我们传达厂领导的决定：既然大家同时进厂，一起工作，都定为二级工！我当时听了如被一盆冷水浇顶，像只泄了气的皮球；那位师兄弟是位舞迷，从此更无后顾之忧，“蓬察察、蓬察察”，跳得更起劲了。　　

历史学家们可能认为，1958年秋季中国农村才开始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随后造成破坏生产力的严重恶果。其实如上所述，早在此前一年多，即1957年仲春，这股风即已降临到我这个受害者身上。此风之始作俑者，实乃敝厂领导也。庄子云：“飓风起于萍末。”西方哲学界近年来也流行一个新词：“蝶翅效应”。说的是甲地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叠加效应下，在时空中不断扩大，终至于万里之外的乙地掀起了一场大风暴。万里长江洪水肆虐，其源头不过是一条无名小溪，沿途汇集无数支来水，最后形成汹涌澎湃的波涛，从而带来巨祸，我就是那条小溪中的第一滴水。　　

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说：“天下大势，常发于至微，既终为大患。”据报载一份官方统计数据，我国劳动力总量中，高级技工占5%，中级技工占35%，初级技工占60%。发达国家高级技工比例则为35%以上。官方统计声称我国高级技工占5%，我则认为不足1%，歧见在于依据的标准不同。例如贫困标准，前几年世界银行的国际标准是人均日收入低于１美元，约合一年人民币3000元为底线，我们的土标准是多少？637——882元。发达国家高级技工的文化程度应为大学本科吧，至低大专，我们多少人符合这一标准？以我为例，50岁后是最高等级的八级工，完完全全是靠熬年头混上来的，尽管在本制水行业中教过不少徒弟，是矮子当中的长子，曾被有的工人称作专业理论“技术权威”，至少应算作中级技工吧？其实我明白自己的底细，恐怕还达不到发达国家一名初级技工的水平。　　

造成这种后果的前因就是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朝令夕改，“应知应会”的技术标准随之废弃，“考上几级是几级”的不成文承诺，各级领导更是缄口不提了。人们突然失去了动力，努力进取的目标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我还记得当年许多有志青年的失望之情，垂头丧气，无可奈何。但也有一部分青年工人不服气而闹事。我所在车间另一批青工10多人，他们在学徒期满要求考级时被厂领导拒绝，便集体去市纺织工业管理局交涉，静坐示威，不达目的，继续斗争，终于要求被答应凯旋回厂。这群工人经过考试，绝大多数60分以上评为三级工。我当时思想“进步”得很，听领导和组织的话，争当劳动模范是涉世之初的人生追求，哪里知道因而吃了大亏。一群人同时进厂工作，一年后仅隔几天分别考试，闹事者60分为三级，而我仅仅因为听话，100分反而是二级，显然太不公平了。现在可能有人说，就相差一级，每月不过少6、7元钱而己，何苦斤斤计较，耿耿于怀，你这个人是不是心胸狭窄，气量太小了？　　

人们有所不知，这几元钱对我是多么的重要。那时家中父亲收入微薄，弟妹众多，我作为长子、长兄不得不以部分工资补助家用，留下伙食零用，开支殆尽。钻研专业需要自费购书，学习要深夜，肚子咕咕叫，却无钱去宵夜吃一碗清汤粉或阳春面。我乃凡夫俗子，缺乏坚韧不拔的超人毅力，苦学一年，再难坚持了。此后官方调子越唱越高：“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为革命学习技术！”加上“反右派”，“反右倾”，高压之下，无人敢于公开异议和反对。中国亿万劳动者普遍地逐渐失去了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部分人甚至消极怠工。这种表面上仍然保持稳定局面的变相的无形的反抗方式，其实比显性罢工更可怕，危害更严重，因为这种方式看不见、摸不着，长期存在。1956年按劳分配政策刚刚起步而掀起的学习技术高潮，在左的路线压制下随之基本平息。在那个特殊年代，一个青年人能力的大小，在平均主义的社会大环境下，往往可以从其工龄长短和级别高低的对应中反映出来。例如同年进厂，人家三级，我是二级，就显示出劣势于人前。错过了这次机遇，以后工资调整，就是不加都不加，要加一同加，哪怕我有天大的本事，拼命的努力，也不可能法外施恩，例外加上一级。我后来劳动模范没有当成，却当上了晚婚模范。没有积蓄，何以家为？婚姻大事知难一再后退。低人一级更可能被认为是低能儿，相亲对象唯恐避之不及，后来没有像敝厂上述那位周师傅那样打一辈子光棍，实属不幸中之大幸也。请问，我无故被平调一级工资给他人这个亏吃得大不大？　　

但我没有想到，学徒时仅仅苦学一年，竟然老本受用不尽。我对自己掌握本行专业技术理论知识的程度十分清楚，浅薄得很，不过是懂得一点皮毛而己。在本小组10多名成员中，长达几十年内，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专业技术理论“权威”，因为先后几批设备操作工，有的人学历比我还高，也得拜我为师，听我讲授专业理论，她们升级时由我出题考试和评分。后来接触面扩大，与本市外厂同行切磋技艺，惊奇的发现，他们的专业知识几乎为零，水平比我还要低。在我厂二千几百名职工中，据我长期观察了解，只听说过有一位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在业余时间自学深造，像我这样将看书读报只是作为一种爱好的人也很罕见。以小喻大，放眼全国，千百万劳动者吃着“大锅饭”的时候，有几人在“为革命学技术”？　　

因而，高级技工今天己成为中国产业界极其稀缺的人力资源。以我厂这家中型企业为例，严格意义上符合这一称号的人，数十年来只有两位，而且都是解放前即己参加工作的老师傅。一位姓吕，印花机老档车工，在他的带领下，1980年代初期为本厂创造了三只银牌产品；另一位姓徐，钳工，他曾显示不同凡响的高超技能。1970年代中期，我国从日本进口了几十台套涤棉布染整加工设备，分布于全国多个厂家。各厂按装后不知何故都不能顺利运转投产，便有人怀疑设备本身可能有问题，同日方供应商交涉，也不得要领。不知所措之际传来消息，武汉印染厂一次试车成功，已经开始生产了。原来，本厂主持其事的徐师傅早年是从日本归国的华侨，通晓日文，看得懂原装图纸。其它厂的安装技工过去和现在谁懂外文？当然要抓瞎了。在他的指导下，后来全部解决问题。高级技工对于一个国家产业的“领头羊”作用之大，可见一斑。曾见报载东北有一家万人大厂，因为高级技工青黄不接，不得不返聘4位年事己高的退休老师傅来厂“发挥余热”，支撑着关键的技术岗位，否则生产就要大受影响，甚至可能停产。许多厂因老一辈能工巧匠的退休而陷于困境。我厂1980年代末期从国外进口一台价格昂贵的双面印花机，国内独此一台，原指望开发出新产品投放市场，但安装后反复调试，终因不能生产出合格品而弃置一旁，成为一堆废铁。近年来这类事件有增无减。例如有家厂从德国进口一台高科技设备，企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设备的说明书是德文，找人翻译，只要译错一句话、一个字，操作时就可能把花费巨资购买的设备给毁了。如果请外国技术人员来华维修，厂家又付不起高昂的费用。某地有一家制造模具的企业，厂里很多设备都是花大价钱进口的，在国际上也属先进。然而由于工人不会操作，致使先进设备躺在仓库里睡大觉。这个厂也因为只能生产低档模具，而不能生产高档模具，产品卖不起价钱，只能成为亏损企业。许多人青睐日德等国货物，因为他们的产品设计精良，加工精细。其实，我们有许多工业品设计得也很不错，可是加工非常粗糙，工人技术低是最重要原因。没有一流的技术工人，就生产不出一流的产品。我国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并不逊色于人，但是现成的技术在具体制造中往往走了样。一位专家说，他曾经参观过许多国内的机床厂，其设备甚至比德国一些著名的企业还要好，可我们的产品质量简直不能和人家比。　　

一方面，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日益成为制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建设经济强国走自力更生之路因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认同，自我感觉差，却少有人愿努力成长为高技能人才。据《北京日报》　2006年12月29日　报道：　　

“北京市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地区高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突出，其中技师、高级技师仅占技能劳动者的4%，而企业需求是14%，相差10个百分点，缺口达14.7万人。　　

“从当前来看，整个社会普遍重视学历教育，忽视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的价值普遍未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同。不仅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职业缺乏认同感，甚至高技能人才自身对其职业的认同度也比较低。　　

“问卷调查显示，很多高技能人才直接称自己是‘臭工人’，丝毫找不到过去那种‘老大哥’的影子，61%的高技能人才认为自身的价值得不到社会承认，50%的高技能人才认为重新选择职业时不会考虑选择同样的职业。在考虑子女职业选择时，只有11%的高技能人才支持子女选择与自己相同的职业。”　　

“以市场换技术”己证明并不可靠，得不偿失，实际上做的是赔本买卖。那么另外设法，买来就用如何？效果也很不如人意。据〈〈新华每日电讯〉〉　2004年7月9日　报道，在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六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谢丽娟的发言引起了常委们的关注。谢常委指出：　　

“韩国和日本对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的费用之比是1：10，而我国却是10：1，以致容易陷于‘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再引进’的怪圈。她疾呼，现在是大力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时候了。”　　

有人认为，陷于这种怪圈的症结在于企业懒得创新，这是误解和错怪。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高级技术工人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科学创意，从而使高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载体，中国现在严重缺乏这种“载体”，引进的技术若能消化吸收已属不易，勉为其难，谈何创新提高？据悉，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80%的水平，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将他们自己最顶端的技术卖给我们。大约10多年前听说过这么一件故事：国内有家颇具知名度的工厂，改革开放后，美日两国同类产品大量涌进我国市场，该厂销售状况因而日益减少。为了生存，谈判引进，花了一亿元人民币购买了日本一家公司当时生产的工艺技术。谁知这项“成熟”的技术正是日本同行即将准备淘汰的技术，产品仍然落后于人，后果可想而知。　　

近年来经济新闻报道，我国高科技产品产值和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形势非常喜人，似乎完全不受高级技工严重缺乏现实的影响。情况果真如此吗？原来其中另有名堂：　　

一，据《经济日报》　2002年3月12日　载，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主席肖作新在“两会”上发言，我国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不到5%。同年　8月7日　《经济日报》又载，“目前，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设备己形成依赖进口的局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从总体上看，我国产业技术主要依靠进口，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　　

二，高科技产品80%出口是依靠外资在华企业，中国的现代化他们能代劳吗？　　

三，电子信息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力，但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都要进口；　　

四，据《经济日报》　2003年7月7日　报道：“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02年，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比重占89.6%，并逐年呈上升趋势；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方式以加工形式为主，许多高技术产业产品的关键技术或零件依赖进口”；　　

五，即使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大多也是二流档次，例如电站设备和铁路机车有出有进，进口同类设备的档次就比出口的高一级。2000年，日本索尼公司在中国销售50万台彩电，赚了10亿元，等于中国各厂家内外销2000万台利润的总和。高技术产业的大幅度增长，并未能相应地获得高效益。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高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只能大量依靠进口。2003年中国进口的各类机械设备2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一万多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而大量投资则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低端的一些行业。　　

据《大家文摘报》　2005年5月15日　一篇文章中披露（孟一凡、邵洁／文）：　　

“自2002年开始出现大规模电荒以来，煤电油运高烧不退。除了持续紧张的能源形势外，中国的能源趋势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变化。　　

“国际能源署(IEA)中国部主管杰夫里·洛根近日在美国众议院资源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需求剧增，过去两年中石油需求猛增27%，原油进口量在2002到2004年之间增加了75%。而且中国的能源需求弹性(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2004年超过了1.5，即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源需求增加1.5个百分点。这扭转了中国近20年来能源需求弹性低于1的长期趋势。　　

“实际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1980年至2000年间的能源需求弹性为0.47，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7%；而相应的能源消费量年均仅增长4.6%。　　

“发改委能源所科研处处长江克俊认为，能源需求弹性陡然上升主要是因为近几年来建筑、钢铁等高能耗部门超速发展所致，只是短期现象。洛根则表示，目前尚无法判断这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现象。　　

“……粗放式的能源消费在中国仍然很普遍，中国每生产一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倍、德国法国的7倍、日本的11倍。　　

“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严重的低效使用能源双倍地损害了中国——高昂的成本和污染后果。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低效能源消耗每年造成的产出损失和健康开支高达1200亿美元。即使是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无法长期负载如此沉重的压力。”　　

中国外贸走的是一条“以量取胜”的路子：　　

“据《学习时报》277期报道，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一些矛盾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对外经贸工作要以质取胜的口号喊了多年，然而现实生活中，无论外贸还是外资，都没摆脱以量充质的老路子。仅以外贸为例，有关部门称，每年世界上平均每人购买中国生产的1双鞋、　2米　布、3件服装，每两人购买中国生产的1顶帽子、1块毛巾和1双袜子。海关统计，2003年，我国出口鞋类50.2亿双，各种织物84.4亿米，帽子34.1亿个，袜子37.6亿双。出口商品数量确实惊人。然而仔细想想，这些东西都是大量消耗资源、产生污染的低端产品，而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个资源穷国；又是污染严重的大国，世界上十大污染严重的城市，有的说九个在中国，有的说八个在中国。”　　

“另据《瞭望》第13期报道，目前世界钨工业消耗的钨资源80%至90%都来自中国。我们是用占世界不到40%的钨矿产资源满足了全球80%多的钨需求，2003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钨品2943吨，占美国钨供应量的1／3，出口额2560万美元。同年，美国肯纳公司利用进口钨品加工硬质合金的销售收入达到20亿美元。这一年，我国整个钨行业销售收入仅为10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近年没有或很少开采国内的钨精矿。一旦国市场供应紧张，我国钨品供应可能提价时，美国就抛出储备，打压钨价。”　　

又据《中国信息报》　2004年3月8日　报道：　　

“尽管我国去年创造了11.67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9.1%，但投入的资源却庞大得令人咋舌——2003年，仅财政支出、新增贷款、股市筹资和实际利用外资等四大资金的投放量就超过了5.7万亿元。消耗的能源和主要原材料，增幅皆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其中包括2.52亿吨原油、15.79亿吨原煤、2.71亿吨钢材、1168万吨氧化铝和8.36亿吨水泥。与此同时，耕地面积减少253.7万公顷，当年人均水资源比上年下降5.6%……”　　

报道说：“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人均量不到世界的一半，但单位产值的消耗强度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中国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创造的GDP仅占到世界的4%。如果按每1美元生产总值能耗计算，我国比发达国家能耗高4—5倍。目前，美国每万美元GDP耗水为514立方米，日本为208立方米，而中国为5045立方米，为发达国家的8至20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己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来自浙江的一位全国人代表沉重地说，如果再这样‘粗放’地发展下去，江南水乡将‘花容’失色，‘鱼米之乡’将无鱼无米。”　　

报道说，“想一想目前中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至3%左右，想一想不少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靠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来支撑的，人们不难形成这样的判断：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资源要素越来越短缺之间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　　

“四高﹙高投资率、高外贸依存度、高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三低﹙低工资、低档品、低效益﹚”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一方面促使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另一方面从低效的收益中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投入治理污染，因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不解之困局。全国各地告急警报频频拉响：　　

“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　4月26日　报道，国家环保局　4月22日　称，全国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源防治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十五’计划原定目标难以实现。“　　

“据报道2003年全国煤炭消费量陡增到15.8亿吨，比2002年增加了2.１亿吨，导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局部地区酸雨增加，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南方城市酸雨超过90%。环保总署官员认为，除煤炭消费量陡增影响计划目标实现外，污染治理项目进展缓慢也是原因。　　

“研究表明，我国要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1400万吨。按照目前的污染控制分式和力度，预计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将达到2800万吨左右，超过大气环境容量约1600万吨，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国土上空大气状况堪忧，江河湖海水质恶化更是触目惊心：　　

“新华社宜宾﹙2004年﹚　10月12日　电﹙记者顾瑞珍﹚数亿吨沿岸泥沙被水冲走，古森林急剧减少；长江里的白鳍豚、中华鲟、刁鱼等可能灭绝；长江生命力在消失……专家们呐喊：如果再不及时保护长江，十年内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举行的‘保护长江万里行’启动仪式上分析说，长江中上游的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地质灾害，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面积江河被泥沙淤积，造成洪水泛滥，严重影响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和群众生活。　　

“长江中下游由于粗放式的快速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个别企业把长江当成天然排污口，严重污染了长江水。”　　

我对这段话有一点更正：不是“个别企业”，而是绝大多数企业，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艾丰忧心地说，长江的污染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而且正面临六大危机。﹙一，森林覆盖率下降，泥沙含量增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二，枯水期不断提前；三，水质恶化危及城市饮用水；四，物种受到威胁，珍稀水生物日益灭绝；五，固体废物日益污染，威胁水闸与电厂安全；六，湿地面积缩减，水的天然自洁功能日益丧失。）”　　

比较起来，长江遭到污染的程度还算是轻的，中国四大海之一的渤海则更严重。据《大连晚报》　2003年12月14日　报道：　　

“据环保专家介绍：目前，整个渤海水体中，一种和多种污染物超过一类水质标准的面积占总面积的56%。渤海的一些海域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2000倍。这些污染源不断地侵袭着渤海日益脆弱的肌体。　　

“2002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未达到清洁水域标准的占总面积的41.3%，较上年增加了16.7个百分点。今日渤海，海水已不再湛蓝可爱。　　

“站在渤海岸边放眼望去，昏暗的海浪，卷起层层灰色的泡沫扑面而来，一堆堆漂浮物由远而近堆至脚下。若是大胆地跨入海水中，滑腻腻的海藻会缠住脚踝，气味难闻，令人作呕。…渤海已成为我国海域和内陆河流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海洋检测专家心情沉重地说，渤海环境已到了临界点，如此下去，10后渤海将成为地球上第二个‘死海’…　　

“昔日，曾给沿海居民带来巨大财富的渤海，如今却是渔船帆影片片，船船空舱而归。实践表明，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不善待环境，人类将自食其果。　　

“据统计资料显示，渤海底层的水产资源只有20世纪50年代的十分之一。我国独有的高经济品种渤海的特产对虾，近20年产量已锐减了九成。原盛产于渤海的一些珍贵的铁钳蟹、比目鱼、黄花鱼、鲈鱼、鲅鱼、蛤蜊等特水产品，相继出现了断档或灭绝。海洋渔业专家说，渤海水产资源50年后才能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水平。”　　

“恢复”？照此趋势恶化下去，“50”年后渤海早已成为死海了。　　

另有报道，“在我国西北，生活在水环境严重污染地区中度污染地区的人口数量，已占西北地区总人口的79.1%，其严重程度完全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十年前就有报道说，“全国七大水系不适合作饮用水源的河段已超过60%，许多河流已丧失灌溉功能。”现在这一比例可能更高。　　

据《瞭望》第40期报道：　　

“初步估算，将所有污染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汇总起来，每年污染造成的损失会在GDP的7%左右：这一数字，刚好接近我们近些年经济增长速度。”　　

据《东方早报》　2005年3月15日　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日前表示，中国环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目前我国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所以污染才如此严重。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还要有大发展，城市化的速度还要加快，环境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方式继续发展，中国的资源就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算了一下，同等单位的GDP的增长，我国一些主要的污染指标，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强度是发达国家的8到9倍。”　　

这是一种最糟糕的经济增长模式：吃祖宗饭，欠子孙账！　　

列位看官！上述引文中反映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局面，追根溯源，我认为是由于政策偏离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核心原则，走两个极端造成的。一个极端是几十年前曾经长期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滞后效应。前文已述，第一次“蝶翅效应”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不断叠加扩大，后果严重，其恶劣的消极影响至今远未消除。另一个极端则完全相反，过正矫枉，分配差距极其不合理地拉大。这两种极端分配方式都不利于劳动者激发主观能动创新精神，削弱了他们向高端产品进取的创造能力，也是粗放型落后的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大行其道的根源，更是国有企业终于走向衰落的祸根。　　

武汉印染厂的衰落就颇具代表性。让我继续解剖这只“麻雀”中的一件典型事例。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吃上了“大锅饭”的中国企业可说大多数失去了争强好胜的动力。以我厂首创的“丝光机双头进布法”为例。据我所知，几十年来在印染行业独领风骚，这项成熟技术始终没有其它厂跟进。到了80年代，我厂三台“双进”丝光机中，有一台老化淘汰，新购进顶替的一台却是“单进”机，单位产量水耗和能耗等均大大高于旧机，技术又退回到几十年前的水平上。尽管早已是轻车熟路，“单进”新机旁就是“双进”旧机，新比旧单产要低一半，也没有人愿意改新复旧，提高这台新机的生产率了。从这件典型事例中，人们可以发现一条规律：即在企业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损害劳动者一方将会遭到报应，而这种报应对企业来说往往是致命的。我厂职工文化水平80年代以后远比50年代初期时高，技术上反而新不如老，原因何在？就在于劳动者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地今不如昔。而这种“性”差异，同社会大环境对劳动者与其他阶层的横向利益比较中亲身感受的好坏直接有关。　　

当年，上海天一印染厂工人群众动脑动手对主要生产设备丝光机进布由单头改为双头，搞技术革新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大环境中良好的自我感觉。两三百人规模的小型工厂，在不减少国家税收、不降低职工收入的前提条件下，短期内有能力独家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朝鲜战场前线，全国好像独此一家。我听说此事后常常发呆遐想，假使后来政策不失误，“天一”这只领头羊一直这样干下去，万千家企业照此样版“克隆”，群起效法，中国今天可能已经实现“大跃进”目标，“超英赶美”了。　　

这家厂的工人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你可知道他们是怎样超水平发挥自已的劳动潜能吗？这就需要具体介绍一下他们当时的心情。我曾先后师从两位上海老师傅，他俩对我可谓无话不谈，因而使我了解一些真实情况。我尊敬的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不知你们中的哪一位不耻下问，结交过中国产业“主力军”中的一员劳动者当作知心朋友，曾经与之促膝谈心？缺乏了解基本的基层生产实践活动，根本不知道工人群众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多么地关切，却对国有企业改革指手划脚，乱开药方。这些罔顾千百万普通劳动群众权益和利益的所谓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时至今日，还有人鸭子死了嘴巴硬，坚持认为数以千万计职工因企业破产而下岗失业，是什么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诸位应当问心有愧啊！　　

上海天一印染厂因为生产经营有方，劳资关系融洽，企业效益较好，在旧中国的上海工厂中也属少有的佼佼者。该厂唐老板可能受到　孙中山　先生推介的学做“福特式”企业家的讲话的影响，比较开明，付给职工的薪酬让人满意，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工人们投桃报李，干劲十足，生产一直处于良性循环之中：钱多力气大，质优产量高。本厂一位上海老工人曾对我讲述他的一次“幸运”经历：有一年，为了按期完成客户定货，而又一时缺少人手，他曾连续奋战“七天七夜”﹙这是原话﹚不离生产岗位，终于完工，事后获得了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这种可能累死人的超长时间劳动，他不觉得是一场痛苦，反而认为是难得的“好运道”，可惜以后再没有遇到了。还有一位青年工人，人称“小癞痢”，其貌也不扬，却娶上了家乡一位方圆十里闻名、如花似玉的美娇娘。据我的一位上海师傅讲，这位新娘拒其他诸多求婚者于门外，为什么对“小癞痢”情有独钟？原来是看中了他工作所在工厂名声上佳，“饭碗”比较稳当，更有令人称羡的工资收入。师傅又说，“小癞痢”新婚仅三日，假期未满，一听说厂里缺少人手，马上告别新娘，急匆匆地赶回上海。他清楚地知道，天一厂才是他幸福的源泉。　　

解放后，原上海天一老厂的一些职工曾经一度担心，自己高于其他厂的工资今后可能减少，生活水平将会降低，后来形势发展证明这是多余的杞人之忧。共产党来了，非但原有的较高经济待遇没有触动，工作时间还大大地缩短，从12小时改为8小时，业余文娱活动空前丰富，欢声笑语充满厂区。更使大家感到满意的是，政治地位提高了，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有了发言权，而这是在旧中国做梦也不敢想像的事。很多职工，特别是从前处于社会底层、少有权利可言的工人产生了一种感恩图报的冲动。正好，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上海天一印染厂全体职工闻风奋起，并带动资方，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响应了当时党的这一伟大号召。　　

1956年本厂也随全国大流公私合营，之后不久内迁武汉，情况开始发生了逆转。原上海籍职工每月薪水倒是没有减少，称为“保留工资”，拿这种工资的人犯不得错误，不管政治错误、工作错误、还是生活作风错误，一犯就减掉工资中的“保留”部分，以此作为一种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手段使用，有效得很。从此本厂“高薪阶层”分子们都安分守己，乖乖地十分听话，但同时再也提不起革新闯劲了。另外，占收入很大比重的原工资外奖金和年终分红等，都被认为“不合理”而取消。同私营时代比较，劳动强度大为减轻，经济收入有所减少，算是有得有失吧。政治权益方面，职工群众的企业主人翁地位，则无形中变得有名无实了，唯上命是从，成了被党委领导人任意摆布的工具。表面上看，生产依然在正常进行，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劳动者最宝贵的品质，像资本家雇佣时代一样不再萌发。那种千方百计地设法搞好工作，改进生产的冲动越来越难以存在于劳动者的情感之中，而成为遥远的美好记忆。自主创新精神，当年昙花一现，此后便完全消失了。　　

劳动者的思想情绪，和在这种情绪支配与影响下的工作效果，往往同他们在当时社会大环境横向比较中所处地位及其感觉成正比。例如，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过去各项政策进行反思，特别是工资分配的平均主义弊病狠揭猛批，在这种形势下，我厂作为传统利税大户沾了一点光。工资之外，公私合营以后几十年来开始有了多项名目的奖金了，少则10元，多则20元，每月都要发放几次，据我记忆，其总额从未超过工资的二分之一。逢年过节，还要按人头每人一份“几个5”﹙5斤肉、5斤白糖、5斤食用油…﹚，分发场面热火朝天，一时成为社会其他企事业单位瞩目、交口称羡的本市新闻。那时人们的眼眶都很小，饥者易为食。全厂上下喜气洋洋，曾经长期期盼，虽然距离恢复合营前的工资收入状况还相差很远，但毕竟已露出希望的曙光，大家都乐观地认为，随着左倾分配政策的终结，职工收入将会同企业贡献的利税挂钩，好日子在后头呢。武印人都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挽起袖子，要大干了。头一炮就在全国印染行业中震响：在上世纪30年代老旧的印花机上，生产出了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印花布。据说当年中央纺织工业部的领导赞不绝口，啧啧称奇。本厂生产的欢乐牌、天雁翎牌等多种面料的印花布一举荣获三个中国纺织类产品最高奖——银质奖。这一事实表明，一种好的分配政策与措施可能激励一般技术水平的普通工人充分发挥劳动潜能，促使其工作精益求精，一下子变成具有高级技能的生产者。这也是较快地解决今天中国“技工荒”的唯一途径，不二法门。那几年，每年一度的“上海花布之春”展销会上，这家原上海内迁武汉的印染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年在此会上获奖载誉而归，可谓代表了中国印花布的最高质量水平，大有反客为主之势。谁知好景不长，风光不再。“大锅饭”并未退出市场，余香尚存，政策又变了回去。当时，中央有人发话了，官方媒体也强调，效益好的企业不能“滥发钱物”，“要照顾左邻右舍”。一次，厂领导利用厂内最廉价、且在生产中作为辅料多次使用过的衬垫布，染成蓝色，再买来纺织厂的次等级棉花，由本厂附属工厂“五七连队”加工成棉短大衣，发给工人冬季上下班御寒用。上级有关部门知道了，告诫不要搞“特殊化”。逆转的政策导向使工人们大失所望，原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包括普通产业职工，没有他们的份。　　

政策再一次影响与逆转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势头，我在武汉印染厂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实行最糟糕的二元化政策：它一方面仍旧在各国有企业间搞工资平均主义，一平二调，劫优济劣；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间贫富差距失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荡然无存，罔顾社会公平，令人吃惊地不合理扩大。某些人一夜暴富的传闻不胫而走，引起职工群众议论纷纷，产生严重而广泛的负面心理影响。我厂原有一名青年工人，曾因在厂内无故伤人，引起公愤而被开除厂籍送去劳动教养，释放后不过几年，忽然听说他经商发了财，俨然成为百万富翁，而此人的智商和能力，据其前同事讲均很一般，决非出类拔萃之辈。本市又有传媒报道说，一个走私团伙，从南方沿海某市经铁路贩烟到武汉，轻轻松松来回一趟，每人赚的钱往往是一个工人辛辛苦苦工作月收入的好多倍。入伙则是有条件的，即必须“蹲过号子”。又有报载，天津一家工厂的厂长感叹地说，那年春节初一，唯一上门来拜年的人，竟然是以前因工作表现恶劣而被开除的一名工人。他声称是来表示感谢的，因为托厂长的福，幸亏被开除了，闯荡社会，短期内使发了财，不再当工人受穷了。这类传闻、议论和事实，影响所及，许多职工再也不安心好好地工作了，甚至有个别青工公然搞破坏，往机械里扔杂物，造成大批量次布。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可能是也想被送劳教去蹲号子吧。人们的思想空前混乱，职业操守和劳动纪律严重滑坡，生产经营每况愈下。　　

据一份报道披露，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1985年为18%，此后连年飙升，1997—1998年高达80%，这大概是那段期间上述糟糕的二元化分配政策产生的直接后果。　　

那时，我厂效益下滑，上级领导又号错了脉，以为问题出在企业经营者还不够卖力，于是在利税连年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不合时宜地发给厂长年奖三万元，以资激励。哪知适得其反，人心更加不平。获奖厂长倒是殚精竭虑，欲力挽狂澜，有所作为，为了摆脱生产经营困境，向市领导陈情，争取到一笔外汇进口了一台先进的双面印花机，开发新品种。他原以为，根据本厂工人以前曾经展示过的技术实力，操作这台新机器完全能够胜任，不在话下，岂知出乎意料，始终生产不出合格品。全厂大概只有拿了三万元奖金的厂长一个人忧心如焚，如何向上级交代？但又组织不起队伍技术攻关，因为没人为其分忧。载舟覆舟，皆为水也。上述成败两例证明，收入分配因素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有企业的盛衰存亡，也都决定于职工群众能否同心协力，克难致胜。　　

人的工作效果与其思想情绪有很大关系，而精神状况一般地又同在社会环境中所处地位的物质感受成正比。这种感受看重的主要是横向比较，而不是纵向比较。例如，我厂职工收入上世纪90年代初比10年前已经大幅度增加，扣去物价上涨因素，生活仍然有所改善，但许多人却产生了今不如昔的错觉，牢骚满腹，怪话连篇，问题就出在横向比较、而不是纵向比较上。所以，整体而言，只要劳动群众认为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处于比较弱势地位，工作情绪有压抑之感，那么国有企业也就难以搞好；反之，则振兴有望。　　

还有一个例子。我厂子弟小学在发放“几个5”的那几年，本校教师同社会上其他“清水衙门”的学校同行横向比较，收入较高，福利较好，因而他﹙她﹚们的自我感觉较好，相应地，教学质量也略胜一筹，不乏有外单位的人舍近求远，找门路关系送其子女来武印子小就读；后来薪情逆变，外校高于本校，生源就开始反向流动了　　

人们的价值观取向和职业的选择，一般而言，随着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所处地位而变化。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乃是严重缺乏高级技工。这个问题既有前文所述过去搞平均主义造成的滞后效应的因素影响，也与现在实行的在工资分配上对产业职工的歧视与压制政策有关，雪上加霜，解决起来将更加困难。　　

有人可能会说，整体而言，国有企业效益低下，一个主要原因乃是像你这样后来蜕变为“撞钟和尚”混日子的人不可胜数，素质实在不敢恭维，收入微薄，咎由自取，怨天尤人，岂有此理？好吧，我另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以对国家的贡献而论，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同志曾是当年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杰出的代表。那么，在武汉这座几百万人口的特大工业中心城市又是谁呢？我认为应当是本市劳动模范、我厂印花车间档车工吕双贤师傅。根据有两点：一，吕师傅从1958年建厂开工起至1980年代后期退休，在此30年工作期间创造的工业产值中上交国家的利税，遥遥领先于市内其他工人，包括国家级劳模；二，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初，他带领本厂印花车间其他工人在30年代老旧印花机上，生产出不同规格、不同面料的优质印花布产品，一举荣获三项国家银质奖，创造了中国印染工业罕见的奇迹。据我所知，武汉地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名牌工业产品。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他退休后10多年中，同我差不多，日平均工资还不够买20份清汤粉。同厂有一批革命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论对武汉印染厂的生存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同吕师傅比较，可谓天壤之别。但这些平庸之辈拿的钱却是这位劳模的3倍左右。如果时光退回到1950年代初期，吃皇粮的青年干部收入大约只有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青年工人的三分之一。我有次同吕师傅谈话，他说，退休以后，上级“没有人来问一下”，表情凄凉。地方官为了政绩抓现，巴结与逢迎海外前来投资的大资本家，可以理解。但对本土以前曾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劳模不屑一顾，冰炭两重天，发人深思。　　

还有一个例子，本厂有两位工程师，1960年代同校同班毕业后，同时分配到厂，领取同样薪酬。1980年代其中一人调往市纺管局，另一人留厂工作。后来局撒消了，厂破产了，两人同年退休。在局事业机构的一位比其在厂企业单位的同学，因为政策上有旱涝保收与自负盈亏之分，虽然同为一个国家公有制系统属下职工，前者的退休金远比后者的高。　　

这并非武汉印染厂个别现象，全国皆然。另据摘自　2007年2月1日　《南方周末》作者叶径元文：　　

“我在一家老年报任编辑时，常收到一些退休老职工来信。一位老职工来信透露，与他同时退休的一位‘公务员’同学，其退休金竟是他的3倍，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便有心收集这方面的信息，没想到使我眼界大开：　　

“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是一家公司的总工程师，工龄40年，退休金为1008元；其妻原是农村户口，进城后被安排到卫生局当勤杂工，由于女职工退休早，工龄仅12年，退休金为1300元。工龄长职务高的丈夫，退休金比工龄短职务低的妻子还少300元！为何？，盖因丈夫是企业单位，妻子是事业单位。　　

“有这么一对兄弟。兄名牌大学毕业，从一家大型机床厂退休，退休金为900元；弟高中毕业，从一家烟草公司退休，退休金1800元。两人退休金为何有一倍之差？，盖因兄是普通国企，而弟是垄断企业。　　

“有这么一对同学。同是‘老三届’，下放同一个点。不同的是：一位是66届高中，一位是68届初中。高中生回城后，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搞管理工作直至退休，退休金810元；初中生回城后，先在一家街办集体小厂，后进入街道办事处做一般工作直至退休﹙未到年龄提前退养﹚，退休金2000元，并一次性获得‘让位补偿’3万元。两者‘结局’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盖因一是国企职工，一是公务员。　　

“如此种种，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一例举对比了。我不知道退休制度的制定者是怎样设计的，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这没有体现社会公平原则，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下岗失业也是企业职工的“专利”’。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难怪如今许多知识青年视国有企业为畏途，即使有人应聘当了技工，大多也是不得己而为之选择的下策。公务员报考，不少硕士研究生趋之若鹜；技工招人，如果有大学本科生应聘，也一定是就业难而出于无奈。实际上做高级技工比当官难，按时下行情，至少难百倍。官场上冗﹙庸﹚员泛滥成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南郭先生”多如牛毛。高级技工则不然，凤毛麟角，一个也冒充不了，因为在生产实践中，当即便无可置疑地“验明正身”。今天，中国经济产业界对高级蓝白领人才之渴求，犹如大旱之望霖雨，工资分配政策却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反而背道而行之，“择术”之荒唐，叹为观止也！　　

不论左还是右，只要政策偏离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都不利于调动千百万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实现经济现代化因而举步维艰。经济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即上文所述的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供给问题，生态环境污染快于治理问题，国民经济效益低下问题，城镇劳动者收入微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内需乏力、外贸依存度过高问题，等等，无不有赖于经济结构升级以摆脱被动局面。但分配手段与追求目的两者相悖，而使企业“主力军”们普遍消极工作，压抑着自已的主观能动性，劳动潜能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长此以往，上述问题又怎能解决？　　

追求经济现代化的标准也时低时高。过去强调发展工业“以钢为纲”，钢产量多少成为赶超发达国家的一个主要指标；现在又有人对“知识经济”津津乐道，似乎可以替代传统工业的重要地位。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观点，有可能使我们分散力量，离解决现实经济社会中问题的目标更远。几年前从《经济参考报》上看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　任华民　教授在一次报告中的观点，我认为有助于指正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前进的方向。摘录如下：　　

“中国仍处在国际分工最低层”　　

　华　教授认为：“从国际分工看，中国仍处于最底层，生产的是劳动要素密集的、完全竞争的产品，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对成本的考虑至关重要。　　

“目前国际分工呈金字塔的五层。顶端的国家只有美国，至今为止，它仍然是信息产业的垄断供给者，需求来自全世界。　　

“处在第二层的是英国，它为全世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伦敦交易中心整个金融交易量超过英国GDP的几倍，这就是说英国人通过收税，通过懂得金融知识的国民到金融机构就业，就能达到人均收入2万美元以上，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德国是典型处于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它只生产资本品，全世界50%的生产工具，机械设备都是德国生产的，它靠这个确立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管你是生产光盘，VCD，还是电脑、软件，总得要有设备，所以它的需求量大，不会枯竭，因而德国的经济地位是比较稳固的。　　

“处在第四个层面的国家很多，典型的代表是日本，一个生产高品质最终消费品的国家。　　

“其余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处于第五国际分工层次，基本特征也是生产最终消费品，完全竞争的产业，成本最重要。”　　

这种分析岂不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吗？但却是世界经济格局客观存在的现实，不承认也不行呀。中国既然处在国际分工最底层，那么现在赶超的主要目标就应当是德国和日本，集中力量在高端机械设备和高品质最终消费品生产方面取得大范围的整体突破，而非美国和英国的经济结构，枉费精力迷恋于“新经济”和金融业。少谈些所谓的“超越战略”，循序渐进，赶不赶得上人家还大成问题呢。另据《财经时报》　2004年4月10日　报道：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日联合主办经济研讨会。尽管目前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资源瓶颈等深层次矛盾有恶化倾向的观点，几乎已成共识。　　

“…从去年以来情况看，大量投资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低端的一些行业，而高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只能大量依靠进口。2003年中国进口的各类机械设备2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一万多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有可能回到过去那种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上去，回到过去那种粗放型增长的老路上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树清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报刊上另有一份资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对不起，正在摘抄时，图书  馆闭馆铃响了，一时忙乱，漏记了文章出处：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西方公司兼并、联合浪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构建超强规模的巨型跨国公司，一个是实施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一个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正在静悄悄地形成：　　

﹙1﹚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国；　　

﹙2﹚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　　

﹙3﹚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国；　　

﹙4﹚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　　

﹙5﹚市场销售国。　　

哪一个国家都难以在这种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框架之外寻找自己的发展利益。　　

“落后的和弱势的经济开放国家，如果没有重要创新突破和发展突破，就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与强势国家分享高额利润，而只能在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较低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且不得不长时间忍耐地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　　

中国现在是“落后的弱势的经济开放国家，如果没有重要的创新突破和发展突破”，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分享不到高额利润，大多数老百姓就只能永远受穷了，落实到像我这样的劳动者身上，工资少得可怜，连清汤粉都不敢敞开肚皮吃，遑论“土豆烧牛肉”了。我们能“长时间地忍耐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吗”吗？当然不能！中国产业从国际分工最低层向高端攀登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大量充足的人才，即企业中称职的经营管理者、高质量的科技人员和高技能工人。当前特别要解决高级技工严重缺乏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抓住主要矛盾——落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只有这方面的文章做好了，社会各阶层利益才能理顺，产业向高端发展的道路才能畅通，中国几代人的民富国强的理想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