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为什么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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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为什么去延安

(2010-10-03 07:39:46)

我9月25日转载汪丁丁的《对加入共产党的朋友们的评价》一文中,汪先生指出:“我的看法,根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新党员,绝对不是因为有任何信仰,而是因为有利可图,才入党。事实上,我抽样调查的结论是:从大学生开始,最近十年入党的社会成员当中自私自利主义者占的比例远远高于自私自利主义者在总人口当中占的比例。而且,只有这样,才可能解释腐败干部为何如此多且为何如此成群地涌现。换句话说,我看到的是哈耶克大半世纪前的预言:集权机制是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它倾向于排斥品质高尚的人,它倾向于将品质低劣者提升到最高职位。”事实上,不仅最近十年,就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人入党去延安,其直接动机也不是为了理想追求,而往往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换言之,从那时候起,哈耶克关于“集权机制是一种逆向淘汰机制,它倾向于排斥品质高尚的人,它倾向于将品质低劣者提升到最高职位”的预言就已经生效了。我们不妨就丁玲去延安的经过来看个究竟。

丁玲是1936年10月经由西安去延安的。当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可是,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

为什么呢?据当时丁玲对潘汉年的说法,是因为“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换言之,丁玲去延安,是为了“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那么,此时的丁玲究竟有什么“受过严重摧残的心”呢?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3年多,当时有丁在南京自首一说。判定丁在南京自首的证据之一,是她在被囚期间与冯达有过一个孩子。冯达是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的通讯员,在胡也频死后“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丁对他的感觉是“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过,当时刚认识丁的胡风却对冯有“只要有可能就非来缠住丁玲不可”的印象。丁与冯达同居后不久的1933年5月13日晚上,冯回来时发现他们的住处已被盯上,他们约定第二天12点钟以前回家,届时如有一人未回,另一人就立即离家,并通知组织。第二天11点半,丁回家时发现冯达未归,就清理东西准备走,刚好此时历来从容不迫的老革命潘梓年来了,“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于是两人都被冲进来的特务捕获。几分钟后,特务把冯达带进来,此后又一直让冯陪着丁,试图劝说丁。丁认为冯是叛徒,但冯却反复声称他说是在无知中犯了罪:“他去看那两个记者的时候,被敌人扭住了,盘问了,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他们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只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联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的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中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地址。他实在没有想到我尚未出走,还在家里,而且连潘梓年也等在我们家里。”冯达没有讲出其他同志的地址,也没有自首书之类;他身体较差,性格也不坚强,且在监中对丁帮助甚大。丁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但不能原谅他。只是两人始终被关在一起,无法完全决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末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则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间遭受某些人的指责和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换言之,当时丁玲不仅和一个叛徒住在一起,还跟他生了一个孩子。

不特此也,丁玲被捕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张道藩还与她接触了三次,目的是要软化她,使她的笔为国民党服务。第一次是来看她,建议她写文章、写剧本,“他说他有一段戏剧材料,他愿意介绍给我,供我写作参考;如果我肯执笔,那就太好了。”第二次是用汽车请她到办公室,再提写剧本的事;第三次是把他自己写的剧本送来给丁看看,“或者请我动笔替他修改一下。”剧本演出时,还送来入场券。丁在获得自由之前,中统头子徐恩曾约她谈话:他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我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我决不会干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的主张,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书店出版我自己编。”他说:“当然是你编,你自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一下。”这些政府大员对丁都很客气,从没有直接要丁玲为宣传国民党,也没有规定她写什么怎么写,国民党没有胆量搞独裁,这也许是它一直没有像样的“党文艺”的原因。    总而言之,丁玲因为这次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她这种举措是自证清白,却很难因此肯定她去延安是追求理想信念。

更为嘲讽的是:丁玲这段自己极力要清洗的历史最后成为她自己沦为“叛徒”的最主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