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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与济南的近代发展

1. 商埠与中国的近代化

1.1 商埠的概念和类型
      商埠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特定通商地区，最早存在于实行“闭关锁国”的国家。中国的明、清时期两度宣布禁海政策之后，海外贸易迅速萎缩，对外贸易逐渐集中于泉州、福州、宁波等几个有限的港口。1630年代的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仅有的一处对外商埠。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的锁国体制就此打破，在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商埠在近代中国大量涌现。
      近代中国的商埠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约开商埠，即继《南京条约》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履行不平等条约而开的商埠。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共有16处；另一类是自开商埠，清政府的总理衙门与1889年4月提出的“自开商埠办法”咨文：“自开商埠，与约开通商口岸不同，其自主之权仍存未分。该处商民将来所立之工程局，征收房捐，管理街道一切事宜，只应统设一局，不应分国立局。内应有该省委派管理商埠之官员，并该口之税务司，督同局中董事，办理一切。……以示区别而伸主权。”由此来看，约开商埠与自开商埠的实质性区别在于，究竟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口岸开放的政治决策权以及所开口岸的行政管理权。

1.2 商埠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1840年至1930年间，中国共开放77个城市作为商埠，它们比其他城市和地区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更突出的历史地位，商埠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起点和重心。经济方面，商埠是中国近代新式生产事业与商业中心；文化思想方面，商埠是近代文教事业的中心；就社会演化而言，商埠孕育了中国近代新兴阶层，工商业兴盛造成了城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商埠还是在华外国人的主要集中地，体现西方文化的建筑设施、文化制度与传统的中国相碰撞、相融合。总之，商埠处在中国近代化的舞台中央。

1.3 济南开埠大事记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904年7月   
德国山东铁路公司修筑了胶澳（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全线长480.306公里，建筑造价约为5209万马克，德国势力欲藉铁路向山东内陆渗透。
1904年5月4日
北洋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以济南城外为胶济、津镇两铁路交接之区，地势扼要，商货转运便利，会同奏请“在济南城外自开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泰西各国，最重商务，每多开辟口岸，以便彼此通商，而为主国得以设关榷税，即于筹饷之道亦属有裨”。同时将胶济铁路沿线的潍县、周村一并开为商埠，作为济南分关，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
1904年5 月24日
清政府外务部允准袁、周的奏请。是年勘定商埠界址：“济南西关外胶济铁路迤南，东起十王殿（馆驿街西口），西至北大槐树，南沿长清大道，北以铁路为限，计东西不足五里，南北约可而里，共地四千余亩”。
1904年农历七月
济南商埠总局设立，负责管理济南市商埠界址内的工程建筑、房地产、工商行政、税务、治安等事务。在潍县、周村设立分局，兼理两地事务。                     
1905年1月8日
外务部札行总税务司以江宁、山东开埠，应照天津、上海现行章程，凡应纳税50两者，加征1两，充作商埠经费。
5月28日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山东巡抚胡廷千会同将《济南商埠开办章程》奏请清政府。奏称：商埠定界以内作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准各国商民任便往来，租地设栈，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界内应设的工程、巡警、词讼等事，除设有专司管理外，均归济东泰武临道就近监督；在省城设立商埠总局，遴员分别经理征收商埠捐税等事宜。并奏请将胶澳海关每年所征洋税提拔五成，转解山东洋务，商埠总局，以作为办理洋务以及开办商埠经费。
10月23日
《东方杂志》载，济南开办商埠、设局勘界，均将就绪，近闻商贾铺户陆续注册者已达千余家。
1905年11月15日
济南商埠筹办告竣，正式开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并举行开埠典礼。
（1906年1月10日，济南商埠筹办告竣，举办开埠典礼。）
1909年（宣统元年）
济南商埠大马路（经一路）开工兴建。马路东起馆驿街西口，西至今经五路。此后有陆续修筑了商埠经二至经五路，纬一至纬五路。
1911年农历七月
济南商埠商务会成立，悦来转运公司经理胡仁普任会长，而后改称济南商埠商会。

2 商埠与济南近代城市发展

2.1 我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二元结构体系
      1840年以后，中国一步步被卷入世界经济浪潮中。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在沿海沿江城市中出现，随后波及东北和内地广大地区。尽管这些发展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但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形成了一批近代工商业城市，由于它们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它们逐渐成为全国或大区的经济中心，并形成以它们为中心的商品生产、流通的经济网络乃至城市网络。
另一方面，广大内陆城市的变化不大，它们很少受现代经济的影响，起职能基本上仍然起中心地的作用。这样， 我国近代城市体系由一元的，以各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体的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市为一方，传统中心城市为另一方的结构。在这个二元结构中，近代工商业城市居于统治地位。

2.2 近代济南的“双核”发展模式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济南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过程。从城子崖开始，先后经历了洛、历下、历城、济南（郡、府、路、道、市）等变化，济南的旧城也经历了历下古城堡、秦汉历城县城，魏晋南北朝“双子城”、齐州州城（母子城）和济南府城的演变过程。开埠前济南仍保持着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
       1904年以后，随着商埠的兴起与扩展，济南的城市布局由旧城中心模式，发展成为旧城与新埠的“双核”模式。以商埠为代表的工商业区在近代济南城市发展中逐渐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们推进了原来旧城外围地区的城市化和整个济南的近代化进程。从1904年到1984年，济南由一个传统城市转型为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为现当代时期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商埠区在旧城的习关外，加上济南在历史上长期的政治文化的积淀，所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导的商埠蒸蒸日上的时候，老城区并没有失去其完整性和独立性，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地的旧城与作为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埠并存的局面确定了下来。
      这种“双核”的城市在我国近代城市的二元体系中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典型例子，然而这种“二元合一”的发展模式在众多城市中却是罕见的、独树一帜的。济南在近代还经历了再由“双核”到“三核”(旧城、旧商埠、北市工业区)的变化，但“三核”形态未实现。

3 商埠与济南近代的城市规划建设
     济南的近代城市规划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济南商埠总局时期 （1904—1928） ，国民政府时期 （1929—1938） ，日伪统治时期 （1938—1945） ，战后时期 （1945—1948）。其中与商埠的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是前两个时期，即从商埠开辟到日军占领济南之前的这段时期。其间济南的城市建设沿着铁路展开，城市规划活动主要围绕商埠和北商埠的设想两个方面，其规划由最初的道路网规划逐渐转向真正意义的近代城市规划，西方城市规划的影响也随之加剧。

3.1商埠的空间区域及扩展
3.1.1主商埠区
      1904年济南商埠总局制定的《济南商埠开办章程》的第二节划定的商埠范围是：西关外东起十王殿（经一路东头），西至南大槐树（纬十路附近），南沿长清大道（经七路附近），北抵胶济铁路，计东西长约2.5千米，南北宽约1千米，占地267平方千米，这是商埠最初的区域。开埠以来，中西商民租地者日益众多，原有商埠界限已不敷使用，周边商民自建房屋情况严重，呈现自然向外扩张的趋势。当局见此情形，民国初年曾有拓展商埠界限的讨论研究，而后共进行三次展界。第一次在1918年，将普利门沿顺河街一线向西至纬一路拓展为商埠租地。第二次在1926年，将清泉街（今并入顺河街）以西、馆驿街以南（皖新街、凤翔街等）展为商埠用地，至此商埠与旧城区连为一体。1939年—1945年间又将三里庄、官扎营、南北大槐树、北坦、营市街等自然村庄的土地征作商埠用地，完成第三次展界。

3.1.2北商埠区
      北商埠的规划是1925年军阀张宗昌督鲁时草创的，其范围是：南自官扎营、北至洛口镇的圩墙外；东起津浦铁路，西至黄家屯、毕家洼一带，平均南北长约5.4千米，东西宽约1.6千米，总面积约8.64平方千米。这一设想有两个意图：一方面开埠以繁荣济南北部工商业，另一方面疏通北部河道以方便运输，同时兼治夏秋积水。但是因为“五三惨案”和“七七事变”使这一规划建设被迫中断和最终全部放弃。

3.2 商埠规划的特点和呈现的问题
3.2.1 道路规划
      商埠区的纵横道路分布较为均匀，呈现“经纬网”形式，经路七条，基本上是沿铁路走向，纬路十条，形成比较规则的“棋盘式”道路网。同时，由于地势南北高低且比较平坦，是路面得到了适宜的排水坡度。道路网的规划也适当地考虑到与旧城区和对外交通的衔接问题，经一路和经七路成为交通衔接的主要路线。但是道路宽度7—17米不等，路面等级很低，一般为碎石路。道路网的功能、分工也不明确，仅此从道路的宽度来看，可认为经路是干路，但距离较近；同时南北方向也需要干路，而所有的纬路宽度均在12米以内，不符合干路的要求。纬路在对外交通上也欠缺考虑。
3.2.2 建筑管理
      商埠的道路“经纬网”避免了道路的斜角和交叉点过多的现象，便于建筑的布置和保证较好的朝向，绝大多数街坊为大小不等的矩形，适于建筑商业店铺的门面房。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商业城市的要求。然而，建筑的布置和绿地既无详细规划，又未作功能分区和通盘考虑，街坊内部道路呈现了零乱无序的现象，基本上回归了旧城市自然发展的老路。因此，经纬路两侧胡同林立，杂乱无章、极不一致，有些工厂散布各处，对其周围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污染，整个商埠区呈现出“外整内乱”的局面。
3.2.3 总体评价
      商埠自开埠以来几经扩展，然后被纳入的区域大多保持着小街小巷，自然发展的混乱局面，因为展界只是面积的扩大和地权的变更，并没有在原道路网的基础上再进行新区的规划。商埠规划只是济南旧城圩外的新区建设规划，当时仅做了道路规划，对功能分区、旧城改造、城市发展等问题没有全盘统筹，作为当时旧中国自己开辟的新市区，这个较早的城市规划由于技术和理论的限制，自然无法与现代相比。

4 商埠与济南的近代城市工商业
      济南自主开埠后，大规模的城市基本建设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工商业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同时，济南与外部的世界的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广泛，外国商品和资本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人才、技术、企业经营理念的涌入，向人们展示了工业文明的魅力，昭示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对济南民族工商业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客观示范效用和推动作用。

4.1 传统消费需求改变和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
4.1.1 进口商品冲击下市场需求的变化
      开埠前，济南的传统商业虽有发展，但是受是市场经济影响较小，需求主要集中在绸布、药材、鞋帽、首饰、山果等市区消费服务行业，继续保持着传统商业消费城市的特点。然而随着进口制品的大量涌入，改变了济南的传统消费需求结构。口岸贸易带来了当时人们从未见闻，得新商品，如火柴、煤油、卷烟、烛皂等等，尤其是随着贸易的扩大，进口商品价格的降低，开始的奢侈品日益大众化，正如当时海关报告中所说的：“进口货表内，向视为奢侈品者，今已认为必需品，来自洋之布匹、糖、纸张、煤油、化妆品皆其例也”。
       开埠后，济南经济开始与世界市场直接沟通，大量洋货涌入的同时，外商也在大规模地收购当地的农产品。这一需求刺激了大宗农产品的产销，在山东最突出的是棉花，“济南商埠为棉花买卖最大市场，各县及河北省吴桥威县所产之棉花悉集于此口”。济南成为华北各地最大的棉花市场。花生、棉花、草编、牛皮等农产品自山东内陆地区流向国际市场，近代山东内陆产品的市场化格局也由此渐现雏形。
4.1.2 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
      经济结构上，济南近代企业发展十分缓慢，近代工业仅有山东机器局一家，其他多为手工业，且资金少、人员少、发展慢。富商大贾的资产虽有增长，但少有投资近代企业的愿望，外国资本也未直接渗透进来。这些现实，使济南的经济地位不仅居于周村、潍县之下，更远远落后于青岛、烟台。"大约比沿海城市的发展滞后40-50年"，"只能算一个三流的商业城市"。 开埠后，为吸引中外客商，山东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国内各地商业资本纷纷涌入济南，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济南原有自发而缓慢的原始积累过程自开埠后急剧加速，地区经济形态迅速改观。中外资本的源源涌入，不仅带来了新商品、新技术，为济南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加之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方今朝野有识之士，莫不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资产阶级兴办实业的思想得以成为现实。到20世纪20年代末，市内已有各类商店3554家，工业企业172家，家庭手工业1745家，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完善、结构合理的近代新式工商业发展格局，成为清末"自开商埠"经济发展的典范。外商大规模收购中国农产品，加快了山东内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自然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部分传统的棉纺业、手工业衰落，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手工业、副业却得到发展。中外客商云集，为自开商埠带来了从事商贸经营所急需的资本，也拓宽了国内既有商业活动的经营范围，济南逐渐成为全省的中心市场，"举凡周围各县，莫不依此为市场"。物资集散范围北至德州，南抵徐州，东达黄河和小清河入海口，西接河南、山西，并成为东部沿海地区进口商品的最大销售区和出口商品的最大供应地。

4.2 商业资本转向工业投入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优越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开埠后的济南迅速成为山东乃至华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商业十分繁荣。然而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增多和更多利润空间被开拓，民族资本开始由商业转向“兴办实业”，这样的一个进程，也在近代民族危机的大环境下，被无形中加速了。
4.2.1 市场需求和利润的诱因
      据齐鲁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在1924年的调查,是年“在济南销售的美国面粉比济南面粉的价格低”;“质量远比土布好的外国棉布,也都是抢手货”。新商品创造了新需求,市场空间和市场利润终会导致部分商业资本及其他私人资本投身于现代工业。开埠后,外国机制面粉开始输入并逐年增加。“自外粉入境,以其品质较优,于是稍富有者,相率摈弃土面,改用洋面。当民国元年时,经由胶州海关输入之面粉,数量已达80680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洋粉来源断绝,民四胶州进口之洋粉,减至247担,山东面粉厂亦应运而生。”机制面粉业在济南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济南市食品业乃至全市工业的支柱产业。又如,传统手工染坊多用蓝靛作染料,随着国外化学染料由口岸输入,“洋蓝”、“洋红”等进口染料开始为城乡染坊所接受,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市场的诱惑下,华资也开始兴办染料厂。1919年,裕兴染料厂在济南成立,这也是国内最早生产化学合成染料的企业。山东手工织布业素称发达,所用原料最早为手工纺纱。“但自海禁开放之后,洋纱源源输入。”清末民初,山东手工织布业已普遍使用机制“洋纱”织布。由于棉纱旺销、获利丰厚的吸引以及外国资本投资设厂的示范,1919年,山东第一家民族资本纱厂—鲁丰纱厂在济南建成投产。济南棉纺织业的产生是为了城乡人口对棉纱、棉布、印花布的广泛需求。
4.2.2 原始积累的丰厚的资金条件
      济南开埠后,中外商贸获得了快速发展,在资金销售渠道等方面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济南的商业贸易因开埠而获快速发展,私人资本尤其是商业资本的社会存量也随之增长,使私人资本具备了参与现代工业的能力。如山东桓台帮商人———苗氏集团,1899年起进入济南,厕身粮栈业。济南开埠后,又及时将营业点从洛口转到商埠,粮食贸易业务迅速扩大,1912年、1913年获纯利10万元。从1915年开始,苗氏集团独揽山东与广东间的粮食交易,并取得了对山东生米业的垄断地位。随着商业资本渐厚,苗氏集团开始将资本投向工业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苗氏集团迅速进入机制面粉业。情况类似的还有济南的寿光帮商人。其代表性人物张采丞从1904年起,在济南商埠经营海产品、粮食、榨油等业务。随着济南城市的扩展,人口增加,对粮油的需求日渐增多,1909年,张氏在商埠开设了兴顺福机器榨油厂,开始涉足工业生产领域。此后,张采丞又先后创办了兴顺福铁工厂、华庆面粉厂等企业。同时,开埠通商后,济南逐渐成为山东省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并形成了以济南为中心向内地和周边地域扩散的流通网络,从而为济南现代工业产品以最快的速度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也便利了原料的供应。这恰恰是现代工业起步和发展所必需的。
4.2.3 经济竞争的外部压力和民族危机
      济南开埠后,烟台、青岛的外商络绎而至,外国商品如洋广杂货、棉纱、棉布、颜料、五金机械等随即进入济南市场,对本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构成压力。据当时报载,“济南省城新情形,自洋货充斥市面以来,商业界上已非向昔,……倒闭之家时有所闻。”(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三日)严峻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此后灭人国者,决不待炮弹,决不恃舰队,而惟握其生计之实,以为之主人。”这促使人们寻求新的处置之方和应因之道,以挽回权利。开埠之后,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以现代商品经济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拓宽了济南绅商的眼界,开始把商战的领域拓展到单纯的商务之外,产生了发展现代工业的要求。在济南,有关兴办现代工业的动议时有所闻。周庆冕等人就提出:“制造各种机器及一切铜铁各货,以开通风气,抵制洋货。”并集资创办了济合机器公司;济南棉商则认为,鲁棉“率多转售外人,用机器纺织成纱,复行输入本省,历年销数渐增至五六万包,利权外溢,殊为可惜。今闻德人又将于青岛设立大轧花厂,欲尽收本地之花,就地轧成花衣贩之出口,此厂若成,是山东之大利非尽为外人所夺不止。”(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发出集股借款在济南设厂的倡议。这说明,济南开埠后,在洋货涌入和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民族资本开始形成新的投资意识商业资本开始产生向工业资本转化的冲动和欲望。

4.3 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
4.3.1 洋务运动是近代工业的发端   
      从同治四年（1865年）起，洋务派相继在各地建立起一批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其间在济南建立了山东机器局，制造西式枪炮、子弹等军火，济南有了近代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工厂。工厂机器全部购自外洋，产品也是仿照西方样式，规格型号极不统一，由于财力、人员、技术的限制，设备很少更新，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且采取“衙门”式的经营管理，带有十分浓重的封建色彩。但是，毕竟在工厂中大机器取代了手工生产，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积累了近代企业的管理经验教训，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4.3.2 济南民营工业企业的发展

发展阶段                  工厂数量        企业性质
19世纪60、70年代        1               官营
20世纪20年代末        172               绝大多数为民营

      1905年，由庄钰、刘福航等人创办的济南电灯公司，成为济南开埠后第一家民营企业。此后，近代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仅1904至1909年，济南就相继出现了济南电灯公司、泺源造纸厂、金启泰铁工厂、宏济阿胶厂、火柴厂等一大批近代化新式企业，涉及纺织、机械、五金、建材、等众多行业。各企业以吸收国外技术，购进机器配合近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组织生产。从此，济南渐渐脱离了单纯商业、手工业的经济模式，初步奠定了近代工业经济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给了民族工业一个发展的春天。由于西方国家忙于战事，工业产品的供应大幅减少，许多资本家旋即投入了对需求正旺产品的生产，比如以面粉的机器生产为代表的食品加工工业，一度成为济南的工业经济的支柱。
这些民营工业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历史走到最后，而后它们为新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许多工厂仍然继续运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以说，近代工业的发展构建了济南的工业体系，其影响一直到今天。

5商埠与济南的近代社会
5.1 商埠与社会阶层
5.1.1 清政府与封建官僚
      两次鸦片战争后约开商埠大量设立，在其区域内外侨享有行政权、收税权、司法权等特权。在中国的主权、利权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从19世纪80年代起，清廷中的洋务派官僚开始认识到开埠通商一事，即使在主权并不完整的局面下，中国只有主动开埠通商，才能挽回利权，进而促进国家富强。基于这种认识，从1898年到1902年，清政府先后自辟岳州、三都澳、秦皇岛和鼓浪屿4处商埠。自辟商埠逐渐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1903年，外务部批转了商约大臣吕海寰"大开商埠"的奏请，下令“各省督抚详细勘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之处，随时奏明办理”。上述的情形是济南开埠的大的政策背景，济南的开埠事宜是在其引导下应运而生的。 随后在开埠筹备的过程中，在经费问题上也体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山东地区连年灾荒，又是史无前例地三地同时开埠，因而经费的筹措较为困难，加之济南三地属自开商埠，与约开商埠不同，暂不设官收税，尚无税项可收。为此，《章程》中制定了奏请中央拨款的方式。1905年初，袁世凯与山东当局奏请清中央政府拨胶海关年税收五成作为开埠经费、并于嗣后按结抽取胶海关五成洋税以作常年经费。在交涉中，外务部支持了袁世凯等人。最终，户部否决了袁世凯以每年胶海关五成洋税作为商埠常年经费的奏请。但同时答复准拨胶州海关截至上年（1904年）年底的税收五成，即白银十九万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埠经费。此后，袁世凯等人又先后多次就开埠经费事宜联名上折，请求清政府财政的支持。在济南三地开埠过程中，经过4年多的交涉，从清政府国库中共支取三十九万一千五百两白银的经费，是此前所开各埠中最多的。
朝野中的开明官绅的提案和鼓动也是开埠成行的重要因素。1904年5月1日，在胶济铁路正式通车前一个月，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致函外务部，首提自辟商埠之议。外务部允准后山东巡抚周馥制定了开埠的方案，在方案中，明确了开埠的目的，即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德商到内地通商的愿望强烈，因而拟奏请政府准许山东开埠“以为约束”，具有挽回利权的色彩。商埠设立后，商埠总局直属与山东巡抚衙门，历届山东巡抚在任期间都对商埠的规划发展给予相当的关注和支持。由此我们可以回想，从早期的提倡“经世致用”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以“求强”、“求富”为旗帜的洋务派，以至于后来的“维新派”的康、梁，清末的开明的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都在运用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来尽量改变充满危机的时局，虽然他们的阶级局限使他们的主张不能彻底拯救中国，但是其在中国近代化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5.1.2 民族资本主义商会
      开埠后新的经济因素的形成，直接导致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当时济南逐步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力量，早期资产阶级开始崭露头角，一些近代化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其中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式资产阶级团体尤为世人所瞩目。 1905年，济南正式成立"山东济南商务总会"，推举王懋琨为商会总理，孟洛川为协理。从此，济南早期资产阶级开始以社会团体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商会成立以后，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上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使商会在地方事务中享有很高威望和权利，成为新式民间社团事实上的领袖团体，而早期中国资产阶级正是以商会为纽带和基地进一步团聚起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并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市商会成立后，负责向政府主管机关为工商业户办理开、转、歇业的申请、注册、备案等手续；在司法机关的支持下商会设商事公断处，负责调停处理工商业户的商事纠纷，并有权对争议者进行传讯、扣押和“公断”。作为在地方上有影响和实力的社团，商会除侧重于“联商情、开商智、扩商权”，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外，更是通过被它控制的下属外围团体和与学务公所、教育会等文化教育组织人事的交叉渗透，不同程度地掌握了社会治安、市政建设、卫生防疫、文化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管理权，参与并主宰了地方各项事务。1920、1921年济南商会参与抵制北京政府的开征所得税及加贴印花税的活动，发表致北京政府电，指出加贴印花“显系违法”，表示予以“一律否认”。1929年，济南国药业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铲除”中医中药的规定。1947、1948年，市商会先后派代表赴国民党省、市党部，临时参议会和省市政府请愿，要求豁免所得税，但多数未能奏效。
      各同业公会的宗旨是：“联合同业，维持、增进同业的公共利益和矫正营业上之弊害”。职能是：呈复主管机关咨询事项，提高或改良同业货物，以维持公共利益，调处同业间的争执事项。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行业业务规则，修订行业管理规则；二是重视商情调查、行业调查，为同业提供有关信息以及对同业进行扶助和指导；三是产品标准的制定和价格协调，大多数同业公会均设立专门的产品价格评议机构；四是对违反同业协议的价格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惩处；五是产品质量监督；六是慈善募捐。
5.1.3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僻静指出召开，在13位与会代表中，王尽美和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表决通过了中共的第一个决议。而今，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旧址—一座青黑色的小楼还在西门桥外的五龙潭边静静的矗立着，王、邓两位革命先辈的墓碑前在每年清明时节都会驻足着敬仰他们的后人。
       开埠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以及商埠区的规划和拓展，打破了老城周边村庄的自然发展状态，农村土地的减少和城市工商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中的劳动者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的传入，有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些地启示下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的李大钊们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中国走向民族解放、国家主权独立的新型道路。商埠孕育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同时它带来的近代社会进步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被广泛接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是经济对社会政治与文化产生所起的基础作用。可以说商埠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济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5.2 商埠与思想文化
      马克思•韦伯提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一种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追求必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摆脱了治乱相替、周期震荡的缠绕，展示了全新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回应和加入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而首当其冲就是观念的转变。
近代以来，随着工商实业的振兴，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各种民间团体的创办，新型报业媒体的出现，对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产生了趋新思变的精神推动力，史称"民智大开"。"农商皆本"的新观念取代了重农抑商传统思想。地方官绅纷纷上奏朝廷，要求自开商埠，以使"利权不至外溢，而于富强之道亦得焉矣"。 商埠区的设立，表明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埠初期，由于朝廷所拨经费不足，山东商务局议办"铺户注册捐输"以解燃眉之急。"商贾知此举系为保商起见，取之于商者仍用之于商。于是众情踊跃，近闻陆续注册者已多至千余家。"正是有了广大商户的"众情踊跃"，官民共举，济南开埠才事有厥成。   

6 近代商埠发展的意义
      民族独立是真正实现现代化变革的首要前提。走出中世纪，追求现代化，是近代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主旋律。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对外开放要建立在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基础之上。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物质和精神前提，并激起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掠夺原料、开拓市场和积累资本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目的。作为现代化途径之一的自开商埠实践，缺少的正是国家主权和独立这一政治保障。济南开埠已经走过百年风云，20世纪前半叶的战乱与动荡，注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成为一个梦想。当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回眸这段历史，不仅为其间多次丧失的历史机遇而感到分外沉痛，更深深感到中国只有获得完整的主权和独立，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本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
      历史证明，各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阶层。西方先行现近代化的国家，其早期的资产阶级扮演了启动近代化的角色。在中国这样积贫积弱的国家，工商阶层由于缺乏深厚的群体基础，无力在困境中为自己开辟宽坦的发展前途，知识阶层虽忧国忧民，为变革而呼，但由于没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撑，因而难以实现其强国理想。因此，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作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启动力量和导向力量，在近代中国便有着特殊的意义。
开埠后为吸引中外客商，山东当局制定了一系列通商惠工政策，免、减、缓了多种税费，山东地方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奖励措施以鼓励国人投资工商业，与外商竞争。同时对济南的公共交通和通讯设施，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进与建设，修整街道和马路、设立邮政局、装设电话、疏浚小清河等，为客商提供了方便，为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力的政策扶持、良好的商业环境、便利的交通运输、广大的区域市场使各地商业资本纷纷涌入济南，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济南原有自发而缓慢的原始积累，开埠后急剧加速，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济南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流通商贸中心，传统商业结构与资本构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亦成为近代城市经济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典范。其成功经验，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