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沈彬：“发票局长案”背后的社会进步(东方早报 200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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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局长案”背后的社会进步
2009-8-10 1:29:12
沈彬
九年前，安徽省某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江某在合肥一宾馆房间内，接受按摩女吕海艳“特殊服务”后，因索要发票不成而拒付300元钱。吕找来男友王德行帮忙，双方发生争吵，王用刀抵住江某的脖子，而江某坚持要发票，于是被王连刺五刀死亡。吕案发三天后自首，后被判无期徒刑，而王潜逃八年后于去年被抓获，日前被判死缓。（8月8日《合肥商报》）
有一点不容忽视：按摩女并非亲自杀人，按常理也不可能是其主使杀人，而且还主动自首，向死者家属赔偿了一万元，结果被判无期；王亲手杀人，逃亡八年，只判死缓。九年之后，刑罚轻重的转变，折射着社会正义观的变化和公民舆论空间的崛起。
还不仅是刑事问题。试问如果该事件发生在九年后的今天，主人公的命运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此案中“受害者”的形象负面到了极致：身为官员无视党纪国法接受色情服务后，居然索要发票用来报账，想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的肮脏勾当埋单；要不到发票不给钱，欺负社会最底层的卖身女；面对刀子“宁死不屈”，舍命不舍财。吕海艳作为被污辱者，得到的是无期徒刑，相对于今年亲手捅死官员的“非典型按摩女”邓玉娇，遭遇有天壤之别。
更讽刺的是，当年这位局长还被冠以“因公出差，以身殉职”的荣誉，财政局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称：“死者无论在做人还是工作上都是楷模，是人民的好干部、好公仆。”（2000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当时的舆论批评只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若此案发生在今天——无数网民扔出板砖，同情、声援吕海艳，讽刺、批评“死要发票”的局长；各家新锐媒体记者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迅速在事发地麇集；意见领袖口诛笔伐，律师杀奔现场……司法机关被舆论逼得进退失据，动辄得咎；高层领导做出批示，那位“受害者”江局长将被钉上耻辱柱。
九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新锐媒体的崛起，政府执政理念的进步，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取得了巨大进步。进步总是一点一滴的，自己尚未察觉到，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方面，民间话语权已经强大到政府机关必须认真倾听的程度，公权滥用也明显受到舆论监督。今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激发出巨大民意反弹，超出笔者想象。记得早在六七年前《南方周末》曾报道过类似官员、老板奸淫“幼女”事件，都已不了了之。今昔对比，可谓“换了人间”。
另一方面，中国转型期内的刑事政策正从机械地“打击犯罪”转到平衡各方利益、构建和谐社会。手刃局长的王德行在九年之后的“轻判”即是明证。根据近年的司法解释，因索要“正当债务”而拘禁当事人，不再被定为判刑极重的绑架罪，而是非法拘禁罪。司法机关已充分认识到弱势群体索要欠薪困难等客观现实，尽力避免激化矛盾。
这两方面构成了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国民众的公民参与、公民表达产生的不可思议的飞跃，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伟大成就之一。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183473.shtml
2009-8-10 1:29:12
沈彬
九年前，安徽省某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江某在合肥一宾馆房间内，接受按摩女吕海艳“特殊服务”后，因索要发票不成而拒付300元钱。吕找来男友王德行帮忙，双方发生争吵，王用刀抵住江某的脖子，而江某坚持要发票，于是被王连刺五刀死亡。吕案发三天后自首，后被判无期徒刑，而王潜逃八年后于去年被抓获，日前被判死缓。（8月8日《合肥商报》）
有一点不容忽视：按摩女并非亲自杀人，按常理也不可能是其主使杀人，而且还主动自首，向死者家属赔偿了一万元，结果被判无期；王亲手杀人，逃亡八年，只判死缓。九年之后，刑罚轻重的转变，折射着社会正义观的变化和公民舆论空间的崛起。
还不仅是刑事问题。试问如果该事件发生在九年后的今天，主人公的命运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此案中“受害者”的形象负面到了极致：身为官员无视党纪国法接受色情服务后，居然索要发票用来报账，想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的肮脏勾当埋单；要不到发票不给钱，欺负社会最底层的卖身女；面对刀子“宁死不屈”，舍命不舍财。吕海艳作为被污辱者，得到的是无期徒刑，相对于今年亲手捅死官员的“非典型按摩女”邓玉娇，遭遇有天壤之别。
更讽刺的是，当年这位局长还被冠以“因公出差，以身殉职”的荣誉，财政局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称：“死者无论在做人还是工作上都是楷模，是人民的好干部、好公仆。”（2000年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当时的舆论批评只算是“茶杯里的风暴”。
若此案发生在今天——无数网民扔出板砖，同情、声援吕海艳，讽刺、批评“死要发票”的局长；各家新锐媒体记者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迅速在事发地麇集；意见领袖口诛笔伐，律师杀奔现场……司法机关被舆论逼得进退失据，动辄得咎；高层领导做出批示，那位“受害者”江局长将被钉上耻辱柱。
九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新锐媒体的崛起，政府执政理念的进步，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取得了巨大进步。进步总是一点一滴的，自己尚未察觉到，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方面，民间话语权已经强大到政府机关必须认真倾听的程度，公权滥用也明显受到舆论监督。今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激发出巨大民意反弹，超出笔者想象。记得早在六七年前《南方周末》曾报道过类似官员、老板奸淫“幼女”事件，都已不了了之。今昔对比，可谓“换了人间”。
另一方面，中国转型期内的刑事政策正从机械地“打击犯罪”转到平衡各方利益、构建和谐社会。手刃局长的王德行在九年之后的“轻判”即是明证。根据近年的司法解释，因索要“正当债务”而拘禁当事人，不再被定为判刑极重的绑架罪，而是非法拘禁罪。司法机关已充分认识到弱势群体索要欠薪困难等客观现实，尽力避免激化矛盾。
这两方面构成了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国民众的公民参与、公民表达产生的不可思议的飞跃，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伟大成就之一。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1834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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