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新闻:中央在香港的介入点

香港不是“飞地”，更不可能成为“独立政治实体”。
中评社讯╱题：中央在香港的介入点　作者：刘乃强（香港），全国政协委员、时事评论员
制造概念与偷换概念
「一国两制」之下，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可以说到现在还在探索之中。一方面，虽云《基本法》已经就此定了框架，但是至今李柱铭之流依然坚持香港拥有「剩余权力」，除了国防、外交之外，中央一概不管。事实上，「剩余权力」是联邦和邦联等制度的概念，源于各本来是独立的邦国，把部分权力上缴给联邦或邦联政府，没有明确上缴的剩余部分，在美国便归州政府，并非联邦政府所有。李柱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剩余权力」，当时便被驳倒。因为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中央再通过《基本法》，把一大部分权力下放给特区政府。在《基本法》没有明确下放的权力，全部为中央所有。但是反对派从来都不注重《基本法》，随意用某些人的「法律权威」地位，顺着某些群众故意胡说八道，而传媒又广为传播；谎话说了多遍，便好像成了真理，一波接着一波地不断冲击「一国两制」的底线。
类似的梦呓最新版本是「香港是飞地」和香港享有「次国家（subnational）地位。「飞地」（enclave）是于外国属土内之土地，一般的理解是跟殖民地差不多，如回归前澳门在英语报导时一般称之为葡萄牙飞地，中文则极少用这名词。港澳回归多年，竟然还是「飞地」，岂不奇哉怪也！再说，今天香港如果是「飞地」，究竟是哪一国的「飞地」？反对派抛出一个偏僻名词，主流传媒中没有反驳的声音，慢慢又可蒙混过关了。至于「次国家地位」，则更具创造性，不知出自何经何典？不但《基本法》所无，连正规的英文字都不见。不过因为源于大学教授和行政会议成员，当然有其「权威性」了。于此可见，反对派是不会放弃，千方百计地要把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名义之下，改变为独立政治实体的。他们与台湾的独派，本质上毫无分别，行动上互为犄角，都是为了要从母体分离。
「释法」与「干预」
在另一方面，中央对「一国两制」具体如何实施，也作了十分曲折的探索。一开始，因为「一国两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时，许多港人信心不足，怕共产党干预；中央决策层很多也认为「一国两制」的体现，就是对特别行政区不干预。针对这种看法，邓小平大不为然，于一九八四年就指出「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
回归之初，人心未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不管，「少管就是管好」。九七年八月底，特首董建华在深圳首次与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会面。廖晖表示：「国务院港澳办将帮助沟通特区政府同中央政府、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关系，做好守门员、联络员和服务员，为特区政府，为香港公众服务。」这番话很形象地反映中央的政策，开始时更守得像铁门一样，甚至连游客也不准来港，弄到旅游业叫苦连天。
回归至今，反对派认为中央对香港进行干预的事例，是人大多次释法。他们甚至在各种不同场合，不停要求人大承诺以后不再释法。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过两次释法和一次决定（一般通称为三次释法），分为九九年六月就居港权事件，规定港人内地婚生子女出生时，父或母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子女才享有居港权；第二次释法，出现在二○○四年四月。基本法附件规定，二○○七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及备案。当时，「二○○七年以后」是否包括二○○七年，「如需修改」是否一定修改，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结果，人大裁决，前者定义包含二○○七，后者应理解为「可改可不改」，○七○八年可扩大选委会和增加议席，但不实行普选。○五年四月第三次释法，补选特首任期明确定「剩余任期」。
这三次释法，都是对香港政治和社会发展十分必要和有利的合法行动，而且都是应香港要求而作出的，实际上难以理解为干预。事实上，世上有明文宪法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是英语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都有释法机制，而且大都是立法机关拥有最后解释权。反对派在此大造文章，并非无知，也不是无理取闹，而是有系统地打击中央权力，目标是如以上所述，要达到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中央对于释法，一方面是坚持依法行事，同时对无理的反对，坚持对话和寸步不让。问题是香港主流传媒的话语权长期为反对派所垄断，再加上他们的一些祇懂英国式普通法的「法律权威」有意的扭曲，中央合法、合情、合理的释法行为，在香港反而成了理不直、气不壮的「干预」。
这种正气不彰的不正常状态如不纠正，是非黑白便会长期颠倒，香港的社会气氛不可能正常，这反而是中央应该积极进行干预的地方。到今天，问题已经十分明显和严重，要考虑的并非要不要干预，或者应该与否，而是如何依法干预。许多人一听到「干预」，便联想到行政干预，这是《基本法》所不容许的。而纵使在内地，舆论也讲求导向，行政干预日少，也日趋失效。在香港，舆论导向并非事事微调，因为中央除了自己在港两份销量不高的报纸之外，根本不可能进行微调，而且这样做是主流社会所不接受的事。要扭转香港社会病态的风气，并非简单的舆论导向，而是正面向香港广大市民作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与亲疏有别
统一战线是中共得天下的三大法宝之一，因为成功，所以在大陆之外越说越玄。简而言之，不外就是争取群众、孤立敌人，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已。香港做了一百五十年殖民地，港人长期是「化外之民」，港英长期的教育设计，令港人对中国大都祇认识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民族感情祇维系于中华文化和山河大地，于此刻的国情完全缺乏瞭解，更不用说与十三亿同胞有什么共同目标了。于回归之后，对港澳同胞大力进行统战，不单是天经地义，同时也是把「化外之民」转化为公民的必要措施。自二○○三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开始见到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较高调参与香港有关的活动，这多少反映了中央有意对港加强统战工作。问题是统战工作并非一个部长在北京就做得了，我们在香港仍然未见到统战工作有实质性的加强。
香港的政府和民间，起码在形式上也有类似的配合行动，如公民教育、国情教育、学生交流等等。这些活动，主要在学校中进行。但前线教师大部分是反对派大本营「教协」会员，它所举办的有关培训工作，包括请多年未到过大陆，以频频示威抗议起家的无政府主义者「长毛」，演讲「中共特务如何在港运作」，再加上回归以来的教育改革损害了教师利益，不少教师怀有抵触情绪，反而利用这些空间，宣传反对派那一套。问题的关键在于长期以来，从中央到特区政府，都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不但不分亲疏敌我，因而在黑白颠倒的环境中，实际上出现了「爱国有罪，反共有理」，反对派受奖励，爱国人士受歧视的怪现象。爱国人士被排斥于建制之外，原因通常是「港人不接受」。为什么「港人不接受」他们？并非他们品格有何缺失，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能力有问题，他们最大的过失祇是爱国而已。连中央到特区政府事实上都同意了反对派的论述和对事物的态度，颠倒了的如何能再颠倒过来？
自去年反对派完全不讲道理，捆绑式否决了特区政府政改方案，终于使中央和特区政府大彻大悟，知道反对派的本质；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知道应该「亲疏有别」去处理这些关系。尤其是在今年三月开始，曾荫权主动向爱国爱港政党民建联示好，希望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反对派对此不但大为震惊，更组织其舆论工具口诛笔伐。祇不过政府对所有政治势力都一视同仁是全世界都没有的事，全世界的反对派都是坐冷板凳的，祇有最近在香港出现了几年反常状态，现在特首充其量是拨乱反正而已。反对派越骂，特首和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的支持度越升，而他们则江河日泻，于此可见中央这新态度是对头的。
这一改变才刚露端倪，有待发展，但于此可见，政府如何分清亲疏，大大有助弄清是非黑白，立竿见影地提高其管治能力。今后中央和特区政府应通过各种行动，向港人显示爱国爱港是香港市民应有的价值观，因而是会得到鼓励的价值观；与之相反，反中乱港是会受到压抑的价值观，更不用说有关系的言论和行为了。五月初，港岛湾仔至铜锣湾之间的「游行热线」出现了一次由全港各中学和青年团体参加的「五四青年游行」。这是香港极少数不是抗议性的大游行，祇是正面地表达青年的积极性和活力，游的人开心、看的人开心、沿途的店铺生意不受影响，也同样开心。于此可见，祇有致力壮大爱国者队伍，最后绝大部分港人都成为爱国者，而不是稀里糊涂地把所有人都认定为爱国者，回归后的香港才会逐步成为与中国整体发展相协调的部分，而不会成为反华势力的前沿阵地。
中央应主导香港与
内地及港台关系
香港与内地关系，事关双边，中央从来都有参与。但是中央对港人心态的转变，似乎仍未完全掌握。港人以前看不起内地同胞，生怕他们大量涌港，弄到香港「陆沉」；现在则巴不得多些旅客和投资者来港，也欢迎内地专业人士来港工作、学生来港学习。香港经济要融合于大珠三角，以至大中华经济中，也已经是港人共识，但特区政府背着「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沉重包袱，根本不知道如何往前走、如何与内地省市做定位和分工。香港与内地关系，现在大部分港人从心底里都期望中央做积极主导，不然的话，「一国两制」是把双面刃，要是处理不好，岁月蹉跎，「边缘化」的危机感已经挂在港府高官的嘴边了。
另一个中央理应介入、却没有好好落实的范畴，是港台关系。首先，港台关系从属于两岸关系，并非香港高度自治的内容之一。回归之初，中央便已经订下「钱七条」，把特区政府哪些应做，哪些不应做，界定得十分清楚。基本上，所有官方接触，都由中央主导，民间接触，特区政府又毋须介入；除了具体的人员进出管理之外，可以说是无所作为。另一方面，自四九年以来，香港与台湾的接触，由英国通过驻港的政治顾问操盘，港英政府官员祇负责执行。本地官员于对台业务既无认识，亦没有有关培训，所以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对于这敏感而神秘的领域乐得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做。这样下来，港台关系于回归之后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有倒退的趋势。与同样是特别行政区的澳门比较，人家在这方面积极进取，已经逐渐在促进两岸关系中营建了一个独特的定位，更加显出香港在这方面的失误。
传统上港台之间的交往十分紧密频繁，而对台湾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经验，在许多方面更具参照价值。因此，港台关系，应该得到中央更大的重视，起码不能容许目前的放任自流、逐步倒退的情况继续下去。中央政府大可依法介入，其中一个模式是让中联办的台湾事务部发挥类似往日政治顾问的作用，主导港台官方关系，并积极促进民间关系的发展。在这方面，「一国」体制内在港的各级政协委员，一般估计人数超过五千，他们都是在各界别事业有成的知名人士，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向台湾同胞投射「一国两制」的软力量。这无疑也是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香港在这方面不但责无旁贷，同时也是驾轻就熟，可以事半功倍。
据上分析，回归以来，中央对港政策是以「不干预」为主导，这无疑有其历史上的客观需要，并且成功地在香港和海外建立了对中央依法落实「港人治港」的信心。在现阶段，中央如朝对港对台统战这方面跨进，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绝对合法，并且合乎情理的，因而会被香港市民和台湾同胞所接受的。跨出了这一步，便打破了回归以来，中央对香港祇见招拆招、见火救火的消极被动状态，并且会立竿见影地扭转香港的政治气氛，和促进港台之间的各种往来。而经过中央主导，顺畅地使香港经济融合于大珠江三角洲和大中华经济之中，必将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使香港经济迅速回复活力，成功转型。台湾目前经济疲软，此举对台的示范作用，和促统功能，更不容忽视。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6年7月号，总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