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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现在是到了淡化GDP的时候了,应该把财政支出用在如何更多地提供社会保障、更多地增加就业人数和最大程度上去带动消费方面,而不是用在如何让GDP达到某个增长目标上。
中评社北京4月17日电／中国在过去60年中的经济增长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如果中国能够让13亿人共同富裕起来,那才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所以现在是到了淡化GDP的时候了,应该把财政支出用在如何更多地提供社会保障、更多地增加就业人数和最大程度上去带动消费方面,而不是用在如何让GDP达到某个增长目标上。上海证券报发表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李迅雷、经济学博士王虎文章如是说。
一、富国还是强民:GDP增长目标下的经济不平衡问题日渐严峻
文章表示，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都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发展经济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头等大事,采用GDP替代总产值作为考核政府部门业绩的首要目标,也是中国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被纳入统计范围内,极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外资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全球最快的,经济规模的扩大是前30年的4倍左右。
然而在过去30年GDP以每年平均9.8%速度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增长缓慢,至今不足美国人均收入的5%。而日本在它高速增长的26年之后,人均收入却超过了美国。日本和美国劳动者的薪酬总额占GDP比重一般都在60%-80％之间,中国则是非常低,而且还呈下降趋势。也就是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在过去30年中,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7个百分点,尤其在1992年经济开始超速增长之后,GDP增速高于人均收入增速2.9个百分点,增速差距进一步扩大。
从“国家”和“国民”之间的财富比例看,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35.48万亿元,2007年利润总额就达到1.76万亿元,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同时中国2007年末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而同期美国是71%,欧元区是67%,日本是163%。
从中国的储蓄率结构看,中国高储蓄率主要是靠企业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维持的,居民储蓄率这几年是在缓慢下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居民储蓄构成,会发现中低收入阶层的储蓄比例是非常低的。
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多重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
文章指出，多年来,我们发展经济的目标都是多重的,当然首先是要确保经济增长,如2009年提出了GDP保“8”的目标,其它的目标还有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CPI、节能减排、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促进消费、缩小城乡差距、发展中西部地区等等。尽管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基于良好的愿望,也是老百姓翘首以待的,但效果幷不理想,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都超额完成了,其它指标或者任务却年年欠账。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0年来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一个贡献因子的相关性分析: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结果可以发现,最终消费贡献是不显着的,可以认为对GDP增速的变化没有明显作用,而资本形成最显着,净出口也是显着的。中国的GDP增长历来都主要靠投资拉动,当然1994年以后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开始加大。在很多时候,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呈反向关系,GDP增长率高的时候,资本形成的作用就大,消费对GDP的贡献却在下降。
就GDP、投资与就业的关系而言,我们发现从2004年开始,私营和个体部门已经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体,而到了2007年,几乎新增劳动力都靠个体和私营部门吸纳。而我们4万亿的投资却主要流向公共部门。再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能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看,也是递减的。从1990年代初的120万左右降到如今只有90万左右,面对2009年所面临的严酷的就业压力,靠投资拉动的GDP估计最多也只能解决100万新增就业人口,不足全年新增劳动力的十分之一。
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存在很大问题,尽管过去10多年中自上到下都一致认为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拉动转为消费拉动,但为何就一直无法实现呢？首先这与我们把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有很大关系,其次是忽视了对多重经济目标之间彼此关系的深入分析。比如说,节能减排、产业升级与促进就业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彼此的相关系数又是多少？关键问题在于少有人深入研究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多重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如何。
三、经济增长与扩内需呈反比:是否还要继续把GDP作为首要目标
文章称，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觉得启动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但如果考察二战之后经济起飞和产业升级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发现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而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比如在1952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达9%的GDP增长期间,日本的消费贡献是65.94％,当GDP增长降低到4.2%的时候,消费贡献上升近2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则下降2个多百分点;韩国也是如此,当上世纪80年代消费对GDP的贡献较70年代下降10个百分点后,GDP则增加了1个百分点。1998年以后随着消费对GDP的贡献再度提升,GDP增长率则相应下降。而对中国过去30年的GDP增长的分析同样发现,消费贡献率与GDP增长也呈弱负相关。
既然扩内需、保民生与GDP增长率的提升是负相关,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那就是究竟是要一个GDP增长的奇迹,还是要提升全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扩大消费来解决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