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的隐喻-神马文学网

在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提到了一个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它一点昔日的痕迹也没留下来。只有头头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这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灯光与繁荣景象让人骄傲。但也在同时，一种奇怪的骚扰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某种奇特的力量在干扰、控告他们，竭力赶走他们。

最敏感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们的方式回来了，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

“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我是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科塔萨尔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它慢慢的惊醒了最可怕的噩梦，惊醒了寒冷而粘滞地存在的无形的鄙弃和一种诅咒。这种诅咒难以言表，但是将其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萨尔借由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九七零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后，现任军政府给阿根廷带来了表面的平静。国际舆论都认定阿根廷正在“进入一个物质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积极稳定的时期”。至于之前几年，政府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则没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着它的新面貌，成功举办了一九七八的世界杯，还在重工业和核能源进行积极探索。而对于这一切，科塔萨尔写到：“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那样耸立。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基础，是一个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二零零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到了这个故事。我犹记它给我带来了惊颤。似乎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脸上的一块又湿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种由衷的敬佩也从心头升起，一位真正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不正是应该把那些人们只朦胧感受到、却说不清的东西，指出来了吗？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不正是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让人面对不安的过往与现实吗？

在过去的两周中，这个故事再次不断盘恒在我的脑海里。它既因过去几个月中发生的那么多戏剧性的事件，更直接的原因是这场大规模的被污染的奶粉事件。它进展的过程多少像是试图拔起一根已坏死的荆棘，结果发现它们在地下盘根错结，彼此污染了。

但如果你是五万三千名患者的父母，你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集体犯罪网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痛苦无人过问。几乎所有行内人都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所有人都选择了视而不见；而政府部门，则是一贯的松懈与拒绝承认，要不是新西兰政府的坚持，恐怕这一切仍可以继续隐藏在黑夜里；而媒体正生活在一种窒息中，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授意，它很难发出警告。

但是，当后台的幕布突然被揭开时，人们发现那么多不堪的东西在那儿，而且很久了。你甚至很难去责难其中任何一位，因为他只是在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河北一位奶农说，他从不让孩子喝奶粉，“只有没人要的奶才做奶粉”，另一位没有给牛奶掺假，是因为“因为牛养得少，容易被发现”；三鹿集团在得知婴儿患者时，第一反应是拒绝承认，然后封杀可能的消息，他们之前因此成功过，如果运气好，这次仍会过关；一些医生们怀疑这些患上肾结石的可怜婴儿，可能与他们所引用的奶粉直接相关，但他们不知该向哪些部门做出反应；一位湖南患者的父亲在七月曾独自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获得了三鹿奶粉的检验报告——合格；而卫生部在七月中旬接到了地方“肾结石婴儿”增多的报告，怀疑致病原因是三鹿奶粉，但卫生部“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严重”，它没有上报国务院，也没有通知质检总局、工商总局，此刻的北京，笼罩在一片奥运将至的亢奋与紧张中，它不希望坏消息来干扰；一些地方媒体零星报道了婴儿因肾结石死亡的新闻，但是没人想到它们是更大的悲剧一部分，也没有记者深入追踪这一切，中国新闻界既缺乏这样的能力，也知道经常这样做了可能也徒劳无功，这些消息很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其他新闻里了……

这一切的突然转变，是因为新西兰政府介入了此事。一家新西兰公司拥有三鹿集团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当它发现三鹿奶粉的问题后，早在七月就通知了中国政府，但没收到明确答复。到了九月八日，新西兰通过外交渠道正式表达了关注。“外交无小事”的因素开始发生了作用，而且那气氛紧张的奥运会已过去了。

九月十一日，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行动到来了。官员开始下台，媒体报道蜂拥而至，企业被严查，清算的力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所有重要的牛奶企业都卷入其中。它的高潮一刻发生在一份宣言——一百零九家奶制品企业集体宣布要确保质量与诚信。他们做出个犯错学生的表情，期望悔改。悔过书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荒诞——质量与诚实，最基本的要求，变成了最高的准则，这就像是一个学生诚恳的说，从此后我再也不殴打别人、侮辱老师。

你也猜得到他们忏悔的对象是谁，不是面对公众，而是面对政府。他们知道其中的轻重缓急，谁是其真正生死的决定者。他们在广告牌上大声喊出“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但是他们知道提供给中国运动员、航天员的牛奶是特殊的，它与市场上所销售的不同。在私下，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所有人心照不宣的使用着共同的手段。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信任的破产、道德的沦丧，你怎么指望一家商业机构，能出淤泥而不染。

这个小家庭，像很多受害家庭一样，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选择三鹿奶粉，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名牌，又价格低廉。就在这些父母惊慌失措的拥挤在医院门口，等待为自己怀中婴儿测试时；另一些父母则相当平静，他们的宝宝一直喝的是进口奶粉。它或许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的竞争是如此的激烈，人们是如此迷恋特权。只有你在人群中的最上层，才可能过上一个基本安全的生活；只有特权，才可能尽量减少生活中残酷一面对你的压迫，或许正是因为饱尝那些压迫，那些人一旦获得特权，立刻表现出变本加厉的冷漠和傲慢。

“这是系统问题”，出租车司机也开始进行这样的理论性评价。充满义愤的道德谴责，似乎没有触碰到问题的实质；政府暴风骤雨的解决方式，注定只能是亡羊补牢，而且你在补住了这个缺口的同时，却可能对另一个缺口视而不见，直到再有羊从那里逃出来；至于公众，则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左右，他们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原子，问题解决的唯一可能是被媒体所大规模报道，所以中央电视台门口总是站在上访的人群，他们胸前或脚下陈列着自己的冤情，面无表情、徒劳的等待着被关注；而商业机构，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没准备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谓最成功的、最聪明的，知道如何利用现有的方式，最大的程度推销自己的产品。

于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正呈现出她的新面貌。她成功的将公众由政治人转化成经济人。政府权力退出的空间，迅速被商业机构占领，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业机构演变——它自身成为一个个利益团体。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惊人的高效。让经济学家张五常赞叹不已的“中国制度”，不正是他所谓的二千两百个县，像是两千两百个公司那样运转，他们在出卖土地、招商引资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饥饿感；而每个普通人则没机会让自己成长一名公民，他们要成为的是消费者、投资者，将个人的丰富性弱化成单一物质欲望，将全部能量都转化成积累；而商业机构一方面生活在对政治权力的畏惧和不确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战与平衡力量，他们经常将公共资源的转化成私人利润，覆盖在淮海路边的电子屏幕，城市楼房中电梯里、甚至洗手间里的广告牌，这些空间不该属于任何人，但是它都转化成中国最成功商人的江南春的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了……

但是社会力量却迟迟没有生长起来。它本应给个人提供社区感，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演练他们的共处与建设能力。于是，而在这一切转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力量平抚人们内心的巨痛，也没有什么地方收容那些失败者，或是受伤的人。支配整个社会的公共哲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仰慕，却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孤立无援，经常凭借虚假的乐观、迟钝，或者是一种轻视一切的犬儒态度来继续生活。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玩笑，但在这玩笑背后蕴藏着多么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无力感。倘若日后的历史学家想要了解二零零八年的中国，这则短信不容错过，它或许比北京奥运会、神州七号，更能展现这个国家的内在情绪。

从阿根廷的科塔萨尔开始，我似乎谈论了太多的令人不安的东西。下次，我们以美国的赫伯特·克罗利为启示，谈谈我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