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资本主义时代de：中国的处境

　　　　　　　　　　　　　　　　　　超级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的处境　
　　《中国经营报》：如今美国经济正在进入衰退期，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这种变化会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化趋势么？
　　陶冬：在过去十年，世界经济基本上维持只有美国一极独大的局面，而维持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只有消费一极。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 爆炸性增长和日本、欧洲出现结构性经济困难有直接关系。不过，这仍旧是Ｇ３经济内部的此消彼长，更大变化在于三大经济体外出现了一批既有出口竞争力又开始有内部需求的经济体。
　　首先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中国和印度是其中最好的代表；第二类是资源出口国，如巴西、俄罗斯、海湾国家等。这两类国家的原始积累都是靠出口，但是许多国家目前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内需。随着这些国家的汇率变化，国力的增强，过去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现在变得不再那么困难。所以新兴市场尤其金砖四国的崛起，为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新分配与平衡创造了契机：经济增长动力和增长的实质都开始多元化了。换句话说，不再是美国消费者一枝独秀，很多发展中国家最贫困的阶层收入也有所提高，需求也有所增长。
　　《中国经营报》：世界经济运行还有哪些新特点？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陶冬：过去十多年，全球经济增长相对稳定，即使出现动荡，影响也明显减少，恢复也较快，这源于“格林斯潘革命”。格林斯潘认为，如果央行把自己的意图相对准确地、提前传达给市场的话，不仅能达到央行的目标，而且还能减少信息宣布时给市场带来的冲击。市场动荡减少不仅对于市场参与者是件好事，对于金融管理者也是件好事，央行透明度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资金开始全球流通。经济的调节随着资金流出流进随时都在发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从央行开会以后才开始，这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完善过程，是经济的自主微调过程。如果美日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调节第一来自市场，通过资金流入流出、汇率变化，引发通胀、消费、利率等一系列变化，达到调节经济的结果。各国的央行的政策调节反而变成第二位，并且往往是方向性的，央行更多的是承担最后救火员的角色。
　　第三方面的变化出现于金融市场投资工具的爆炸性增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主流的投资不过是股票或者债券。之后金融机构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像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不同形式的参与者大量涌入，他们的投资策略、手法、理念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衍生产品也出现了爆炸性增长，实际上它们也稳定了金融市场变化。当然，由于杠杆性、牵连性，一旦出事，可能火烧连营。但在没有大事时，船和船连着对船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因此，在增长动力、全球资金、金融市场三大多元化之下，我们迎来了目前的局面。今天由于次级债危机的发生，金融产品多元化闯了一个祸，又因为全球资金的流动与金融产品之间彼此关联而传导到世界各地，传导到不同金融产品、领域，带来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次级债危机为标志，全球金融发展和创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人类金融历史中一个小挫折，从长期来看我相信这三个趋势会继续发扬光大。
主权财富基金要接近超级资本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提过如今已经进入超级资本主义时代，对于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陶冬：时代在变，经济关系也会不断地演化，超级资本主义是过去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如今全世界三成以上经济活动，掌握在不到3%的金融资本手中。全球500强企业中，除了资源类型之外，几乎都不生产了，研究员多过工人，科研中心多过工厂。对于这些企业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寻求全面的掌控，而是在生产链中选择一个高端的、不可复制的要津：可以是技术，可以是垄断，可以是市场营运中间的某环节。由于他们在整个环节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尽管不拥有其它环节的生产和销售，但在整个过程中能拥有雁过拔毛的特权，这在经济学中叫作寻租,这又是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的一大特色。
　　新兴市场发展到今天，可谓全球化的受益者，明显地从这个超级资本主义变化中得到好处。如果500强还在搞生产的话，那么广东和浙江就不会有这么多工厂，不会有这么多的农民工得到就业机会，中国房价也未必会这么强硬。但这些收益比起超级资本得到的好处，不过是人家吃了肉我们喝粥而已。
　　表面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进步很快，而且正在由低成本的制造业走向中端甚至高端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今天的中国，拥有资金的并不是老板，而只不过是在为超级资本打工。不过为超级资本打工至少比没有工打好，这是一个自由选择过程，中国在这上面也是得益的。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资源出口国也是在打工，只不过它们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价格上涨更快，收益显得多一些。如果说超级资本吃肉，中国喝粥，它们可能吃上个馒头。
　　相当程度上，发达国家的劳工在这场全球化中是失意者。由于生产线外移，发达国家工人就失去就业机会。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资金投资回报率都在上升，但工资增长不明显甚至倒退，这就反映出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所带来的资本与劳工关系，尤其是没有科研含量的劳动与资本之间在享受全球化的发展成果中面临的脱节。
　　《中国经营报》：如今新兴市场的主权财富基金横空出世，从购买美国国债发展到购买美国公司，引发不少争议，这会成为改变超级资本的一个新力量吗？ 
　　陶冬：这是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源自历史的必然性。新兴国家为美国消费者辛辛苦苦打工了二十年，靠能源、靠劳动力攒下了一笔钱。这笔钱过去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投放在美国国债，今后则可能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投向各种金融资产，但投资过程仍会时不时地与国际政治发生碰撞。
　　目前主权财富基金正在开始投资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还可能向蓝筹公司蔓延。这是很有意思的趋势，因为这些资金开始接近超级资本，很可能在超级资本中分一杯羹——一般情况下，入股过程是不会这么顺利进行的，但最近恰恰遇到了美国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一部分金融企业需要解燃眉之急，那么就向主权财富基金伸出了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