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美国《时代》杂志中文版 中国土改无法改变农民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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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10/28/2008
刘思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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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谨慎地处理这一关系全世界1/8人口的事件。
紧急刹车的全球经济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与此相对，这周有一条新闻听起来像是好消息。中国共产党宣布，到2020年，中国7.5亿农村人口的税后收入将翻一倍。要达到此目的方式之一便是土地改革。党的宣传官员将此作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并将此比作改革开放30年纪念庆祝的一次事件：1978年12月，随着邓小平掌控了政权，中国改革拉开序幕。遗憾的是，新的改革与人们的期待有所差异。在人们久久地等待党的公告之后，许多“突破”已经被化解为无关痛痒的措施，而最敏感的话题也被边缘化。切中时弊的改革其实很少。
但至少，这一改革的目标是对的：破除障碍，通过整合家庭承包的散田（旧式农村公社解体后便赋予了农民），使农民实现自由交易土地、建造规模更大、更经济的宅基地。这些障碍阻碍了生产效率、农民收入和乡村社会的迁移，加深了城乡差距的鸿沟。扫除这些障碍对中国经济将有极大的促进。在农业用地方面，引进合理的市场机制也会大大减少中国在主要资源问题上的紧张态势：总体来看，当地政府的圈地行为往往伴随对农民的极少补偿。每年，因为对失地不满，整个中国发生着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
中国的城市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已经实行了10年。国有土地通过便利的交易可以长期租用。由拥有房屋而激发出来的结果，已经成为繁荣的中产阶级兴起的重要因素——他们现正在被衰退的市场所带来的未知的恐慌所折磨（可阅读相关文章）。
这一新计划对农村社会有类似的举措。它允许农民“可以租借政策规定的农地，或者流转土地使用权”。自从非集体所有制和和邓小平时代“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引入以来，农村土地就被个体家庭所经营，但它们依然归“集体”所有。农民被赋予了30年租借期，或者叫做30年土地使用权。如今党已经承诺让使用权流转更容易，但是，这一举措早已被法律所允许，并且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
这一“新”提议虽然在以上方面阐述并不明确，但一位高管已经表态：租借期可能会长于30年，尽管大多数农民契约的短缺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足够幸运，比如当地政府并未将土地剥夺并转交的话。党并不打算对“农民抵押土地与房屋”进行解禁，所以对农民而言挣钱依然是个难题。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解决最大的问题：集体所有制，而党在此问题上不会让步。那么，组建一个旨在消解共产/党最后继承遗产的事物——真正的私人土地市场，就恐怕有些令人担忧了。
什么为集体所有，这在理论解释上就含糊不清，在实践中更是一塌糊涂。集体所有权经常被一伙党任命的村级官僚所“代表”，并据为己有。正是因为暗箱操作、赚取回扣和压榨农民才激发了这么多抗议事件。除了保证他们利益的安全，最新的计划也对耕地的流转维持着严格的限制。为保证“食品安全”，中国已经设定了农村耕地的最小面积——1.2亿公顷（相当于18亿亩——译者注），这刚好低于目前的耕地面积水平。
一些仍传统 一些有突破
在非农“建设”用地方面，新政有所突破。广东省对此先行试点，在未经政府许可的前提下，允许这样的土地进行交易。当然，现实中农民依然受制于集体所有制和它丑陋的面孔。只有更加符合政治法则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将集体制规定得更为细致，并将村级领导权放开，党的书记、秘书等职位可以进行名副其实的竞争选举，最好包括无党派候选人。
如此改革并没有击中要害，实为遗憾。但是即便没有它，党在土地改革上的步伐也显得过于谨慎。但是，重新审视30年前这一划时代的改革，我们有必要记住以下特点：改革小步进行，而非大跨度推进，且经常走两步退一步。在围绕着毛泽东思想的要义——集体土地所有制——而小心翼翼行走的背景下，党可能正在为实现农村社会转型的承诺而播下了种子。
刘思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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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谨慎地处理这一关系全世界1/8人口的事件。
紧急刹车的全球经济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与此相对，这周有一条新闻听起来像是好消息。中国共产党宣布，到2020年，中国7.5亿农村人口的税后收入将翻一倍。要达到此目的方式之一便是土地改革。党的宣传官员将此作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并将此比作改革开放30年纪念庆祝的一次事件：1978年12月，随着邓小平掌控了政权，中国改革拉开序幕。遗憾的是，新的改革与人们的期待有所差异。在人们久久地等待党的公告之后，许多“突破”已经被化解为无关痛痒的措施，而最敏感的话题也被边缘化。切中时弊的改革其实很少。
但至少，这一改革的目标是对的：破除障碍，通过整合家庭承包的散田（旧式农村公社解体后便赋予了农民），使农民实现自由交易土地、建造规模更大、更经济的宅基地。这些障碍阻碍了生产效率、农民收入和乡村社会的迁移，加深了城乡差距的鸿沟。扫除这些障碍对中国经济将有极大的促进。在农业用地方面，引进合理的市场机制也会大大减少中国在主要资源问题上的紧张态势：总体来看，当地政府的圈地行为往往伴随对农民的极少补偿。每年，因为对失地不满，整个中国发生着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
中国的城市就是这方面的例证。房地产市场的私有化已经实行了10年。国有土地通过便利的交易可以长期租用。由拥有房屋而激发出来的结果，已经成为繁荣的中产阶级兴起的重要因素——他们现正在被衰退的市场所带来的未知的恐慌所折磨（可阅读相关文章）。
这一新计划对农村社会有类似的举措。它允许农民“可以租借政策规定的农地，或者流转土地使用权”。自从非集体所有制和和邓小平时代“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引入以来，农村土地就被个体家庭所经营，但它们依然归“集体”所有。农民被赋予了30年租借期，或者叫做30年土地使用权。如今党已经承诺让使用权流转更容易，但是，这一举措早已被法律所允许，并且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
这一“新”提议虽然在以上方面阐述并不明确，但一位高管已经表态：租借期可能会长于30年，尽管大多数农民契约的短缺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足够幸运，比如当地政府并未将土地剥夺并转交的话。党并不打算对“农民抵押土地与房屋”进行解禁，所以对农民而言挣钱依然是个难题。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解决最大的问题：集体所有制，而党在此问题上不会让步。那么，组建一个旨在消解共产/党最后继承遗产的事物——真正的私人土地市场，就恐怕有些令人担忧了。
什么为集体所有，这在理论解释上就含糊不清，在实践中更是一塌糊涂。集体所有权经常被一伙党任命的村级官僚所“代表”，并据为己有。正是因为暗箱操作、赚取回扣和压榨农民才激发了这么多抗议事件。除了保证他们利益的安全，最新的计划也对耕地的流转维持着严格的限制。为保证“食品安全”，中国已经设定了农村耕地的最小面积——1.2亿公顷（相当于18亿亩——译者注），这刚好低于目前的耕地面积水平。
一些仍传统 一些有突破
在非农“建设”用地方面，新政有所突破。广东省对此先行试点，在未经政府许可的前提下，允许这样的土地进行交易。当然，现实中农民依然受制于集体所有制和它丑陋的面孔。只有更加符合政治法则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将集体制规定得更为细致，并将村级领导权放开，党的书记、秘书等职位可以进行名副其实的竞争选举，最好包括无党派候选人。
如此改革并没有击中要害，实为遗憾。但是即便没有它，党在土地改革上的步伐也显得过于谨慎。但是，重新审视30年前这一划时代的改革，我们有必要记住以下特点：改革小步进行，而非大跨度推进，且经常走两步退一步。在围绕着毛泽东思想的要义——集体土地所有制——而小心翼翼行走的背景下，党可能正在为实现农村社会转型的承诺而播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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